那晚的月亮出奇的大，出奇的圆。这个硕大无比的大漠圆月和司令员的感谢一起深深地留在了王大珩的记忆之中。
他知道，他从此再也无法丢下国防这两个沉甸甸的字了。
王大珩注定迟早要走进国防科技中来，这不仅是因了那轮大漠圆月，更主要的还是他的光学。因为光学不但是常规武器的眼睛，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中光学更有着独特的地位。
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个一直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怎么会选择在六十年代初那个内外交困的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当世界充满了阴冷敌视的目光时，当灾难性的大饥荒正趁火打劫席卷全国时，当贫穷落后还象标签一样牢牢烙在中国的额头上时，中国共产党人却勒紧裤腰带，开始了向世界性的尖端武器原子弹、导弹的进军。
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护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了肚子后再来打你。
1960年，中国，这个被列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之一的贫穷落后的大国，以令世人震惊的胆量和气魄制定了以发展尖端武器为主的研制武器装备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决意克服一切困难，走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原子弹、导弹的路子。
许多年以后，有人曾这样评价过这段历史：那是一个国防科技得到超前发展的时期。所谓超前是因为中国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的发展与其生产力水平极不相称，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来搞国防科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建立在众多老百姓以吃玉米面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说这话的时候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已经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之上了，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若没有我们自己的原子弹，会有这后来的一切吗？对这一点最有感触的莫过于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才会深有感触地说，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据说，在研究落实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各项工作时，钱学森说了一句话：原子弹、导弹中的光学设备一定要让长春光机所来做！钱学森的这句话使长春光机所从此正式走入了国防科技领域。此后不久，长春光机所就接受了以150工程为主的一系列国防科研项目。
150工程是长春光机所自成立以来承担的最大最重的一个科研项目。150工程所要求的技术之复杂，水平之高，工程设计量之大，研制周期之短，都是以往承担的诸多科研项目所无法或比的。150工程本身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多种学科为一身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要选择一个博学多才、能统领起各方面的人来担此重任。王大珩当之无愧地承担起了150工程总工程师的重任。
在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得很动情。他说，有人问我，从发展前途的长远观点来看，我们到底是应该发展军品还是应该发展民品？我回答说，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都应该优先发展军品。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没有国防根本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道理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出钱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不久前我们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进口了一吨半重的军用先进仪器，因为国际上卡我们，这期间来来回回费了许多的周折，好不容易才把这些仪器弄回来了。你们想象得出来为了买这一吨半的仪器我们国家拿出了多少钱吗？一吨半黄金！那叫一吨半黄金啊！贵不贵？不用说谁都知道贵，太贵了！可人家心里明白再贵你也得买，因为你自己没有，因为你自己搞不出来！就这么贵，也算是照顾你了，要不然人家压根就不肯买给你！在座的各位都是做科研工作的，听了这样的事，你们还能睡得着觉吗？我就睡不着！让国家这么为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奢谈自身的发展？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干，我们不干谁干？
由几百人参加的庞大的150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当年参加搞150工程的人一提起来都是这句话：那年头人气足！的确，那时候人气是足。说干什么，忽忽拉拉一下就干起来了。几百号人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成天的加班，成月的加班，成年的加班。当年承担机械加工工艺的赵君鹏老人说：搞150的时候，所有的精度都在我的手里，王所长特别重视我们这块儿，只要我一加班，他准跟着加班，有什么问题当时就研究，当时就解决。叫劲儿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离开工作现场，困急眼了随便靠在哪打个盹儿，睁开眼睛再接着干。要知道，那是啥时候呀？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是饿肚子的时候！一顿饭就一个二两的馒头还得抠掉一点，高粱米糠吃得屎都拉不出来，一多半的人浮肿。科研人员哪个不是空着半个肚子，拖着两条肿得老粗的腿。可光机所那西黄楼的灯就是通宵不灭！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现任所长曹建林博士出生在五十年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长春人。他的家就在光机所附近。六十年代初那时候，曹建林正在上小学。每天不管是上学、放学还是出去玩，总得围着光机所的那几栋楼转。光机所的主楼在西面，因为外墙是黄色的，大家都叫它“西黄楼”。
长了，小曹建林渐渐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西黄楼的灯从来不灭！一到晚饭后，西黄楼就象演电影似的争相亮起一个又一个的窗户，不一会儿整个西黄楼上上下下就一片灯火通明了。只记得不管玩到多晚，小曹建林也看不到西黄楼的灯灭。而早上，无论他起得多么早，也别想早过西黄楼的灯。他很想知道那个神秘的西黄楼里究竟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整日整夜地在那里都做些什么？大人们告诉他，那里都是科学家，他们做的是一些很高级、很了不起的工作。于是，在小曹建林的心目中便深深地留下了这样的科学家形象：一群可以白天晚上不睡觉的非常聪明的人。曹建林说，那时候他十分羡慕整日出入于西黄楼的那些科学家。他常常望着西黄楼那不灭的灯光暗暗地想，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当个科学家，一定要走进西黄楼去看看，看那里究竟都有些什么。
三十年后，当曹建林果真入主西黄楼的时候，当年笼罩在科学家身上的神秘感早已不复存在了。如今，曹建林在终于弄懂了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中国科学家之后，科学体制的改革却又为中国科学家的条目注入了新的内容科学家不能只埋头科研了，他们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走向市场，学会生存。
这是决不比王大珩那一代老一辈科学家更轻松的又一轮新的艰难跋涉。曹建林从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样一个科学家：不是整日钻进西黄楼里，频频出现在实验室中，而是整日在外面跑，频频出现在谈判桌上。
只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从来睡不上一个囫囵觉。
曹建林似乎并没有后悔，这也许因为他是看着西黄楼的灯光长大的。
感谢西黄楼！感谢那照亮了一代人的永不熄灭的西黄楼的灯光！
在组织实施150工程的过程中，王大珩显示出了超人的科研组织领导才能。
有人说王大珩“神”了，光、机、电样样通，相关学科没有他不懂的。这话说得不假，但也有假。说有假，是因为王大珩不可能把机、电、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搞得象应用光学那么精通，这些毕竟不是他的本行。说不假，是因为他的确什么都在行，不论研究哪方面的问题他都能深入进去，都能说到点子上。在探讨非本行问题时，王大珩经常能随口列举出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些甚至是应用面很窄的文章。他对机械工程等方面的整体把握能力、判断分析能力和熟悉程度，常使行内人大为惊讶，说他“象是一个很权威的高级工程师。”其实王大珩的“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的经历。他在英国的昌司玻璃工厂工作了整整6年，工厂的实践必然使他比一般的科研人员涉猎面更宽。回国后他在创办光机所的过程中又始终坚持了科研带厂的方针，这种格局更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他的知识领域，更有利于培养他对多种学科的整体把握能力。当然，王大珩的“神”更主要还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学习的精神。无论走到哪，王大珩总要随身带着书，有点时间就捧着书看，不仅睡觉前看，一觉睡醒了大半夜的爬起来又看，常弄得一起出差的同屋人哭笑不得。除了书本学习外，王大珩更注重向他人学习。王大珩喜欢与人聊天，他很推崇英国人喝午茶的习惯，说每天下午喝一个半小时的午茶比开会效果好。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下，无所顾忌地聊一聊，可以交流大量的信息，这时候才最容易出思想、出新东西。他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在与人交流的思维碰撞中形成的。1979年，法国科研中心的理论和应用光学研究所所长安德列.马尔夏尔到长春光机所进行学术访问。身兼法国总统科学顾问的马尔夏尔在与王大珩进行了两天的接触和交流之后，对王大珩的广识和渊博感到十分惊讶。临行前，马尔夏尔说他很高兴，他没想到来到中国会看到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光机研究所，没想到会在这个研究所里认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所长。
还有人说王大珩关键是会用人，他爱才如命，特别了解手下人的长短处，特别懂得怎样使每个人的长处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光机所有个有名的人物叫唐九华。他有名一是因为业务能力强，二是因为性格古怪。唐九华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高材生，在交大读书时就以成绩优异而著称，连吴有训先生都曾用赞赏的口气提到他，说：交大有个唐九华！但唐九华的个性很强，他生性讲究洁净，会因为别人把土弄到了自己的床上而连盆一起把花扔掉。他自己不吸烟也顶讨厌别人吸烟，开会的时候他就没鼻子没脸地把吸烟的人往外赶，或者干脆自己搬个凳子到门口去坐着，弄得满屋子的人都不自在。大家背地里就叫他“唐老倔”。有人告诉王大珩说，唐九华出差总是带个不大不小的包，里面装着不多不少的东西，最后扣上一个盆肯定刚好拉上拉锁。说是他计算得十分精确，决不肯让包大了浪费地方，也不肯让包小了装不下东西，而每次都带上盆是因为讲究卫生的缘故。王大珩听了大笑，说：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搞科研做工程就需要这样做事讲究精确、恰到好处的人！王大珩把150的许多具体工程设计都交给了唐九华，他说唐九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工程师，把工作交给他心里踏实，放心。唐九华的脾气太直太倔，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王大珩在光机所有很高的威望，与他资历相当的人都很敬重他，若论资历，唐九华应该叫他老师，但唐九华却是光机所唯--个敢当面顶撞王大珩的人。唐九华喜欢叫真儿。150工程总体论证中有很多交叉意见，开会时，唐九华就经常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王大珩发生争执，常常吵得不可开交。但王大珩却似乎从不在意，偶尔哪次开会唐九华没来，没有人跟王大珩吵了，王大珩还会到处找，“怎么没让唐九华参加呢？”“把唐九华找来？”“这件事得征求征求唐九华的意见。”王大珩说，他最欣赏唐九华的正直、正派、敢讲真话、实事求是。他说：“我喜欢正直的人。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一定要有见解。”唐九华后来一度担任过光机所的所长，当时光机所被列入了改革单位，为适应体制改革的变化，提出所长应由经营管理型的人来担任。唐九华听后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是个业务型的人，不适合做经营管理工作，我就不当这个所长了。”王大珩说：“你看看，这就是唐九华，他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也是这么叫真儿，也是这么实事求是。”唐九华果然成了王大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150工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50工程整整干了五年。这期间曾发生过一场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著名的关于“半竿子”和“一竿子”的争论。
从一开始搞150工程，光机所里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主张“半竿子”的人认为：我们是科研所，科研所的任务就是搞研究，不是搞生产。因此，我们只能负责150的研制任务，而生产产品的任务则应该交给生产部门去做。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一个项目缠住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员去开展其它的科研项目。应该说，这种主张是无可厚非的，是符合科研单位工作性质的。但是，王大珩却不同意。王大珩主张要搞“一竿子插到底”，把研制产品和提供产品的任务全面承担下来。王大珩说，不错，科研单位是有科研单位的性质，但我们国家不是还有我们自己的国情吗？我们是个穷国，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大的投资来搞科研，不宜啊。如果我们不搞“一竿子插到底”，国家就得再重新组织起一套负责生产的人马，就得多花许许多多的钱。大家都知道，军工产品是不需要大批量生产的，重新组织起一套人马来不值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豁出自己来，能省就给国家省下一点呢？
许多年后，当人们对王大珩的思维轨迹和行为方式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了解的时候，在光机所里便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王大珩这个研究员是中国的研究员。很难说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完全意义上的褒意，因为“中国的研究员”常常会不顾及光机所的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