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这无疑是一封使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电报，国外有一个现成的职位在等着你，那里有好的工作环境，有优厚的生活待遇，还有人愿意为你去那里提供一切方便。在当时国内那种纷乱的社会环境下，能寻到这样一个好的出路，能得到这样一份可口的“洋羹”，这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没有人会放弃这个送到眼前的极好机会的。人们纷纷跑来向王大珩告别、祝贺，他们断定王大珩立刻就会动身前往英国。
即便在现在，这也是一份能引起众多人羡慕的邀请。如今，有多少人挖空心思出国却苦于无门。他们得不到邀请，得不到工作的许诺，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只凭着想要分得一勺“洋羹”的信念，便拼尽了全部的心力和家产，舍家弃国地走向一个个陌生的国度。更有多少在国外留学后滞留不归的学子，他们无法在国外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但他们宁肯在异域做着与他们的所学毫无关联的事情，甚至是一些他们在国内根本不屑于去做的事情，也绝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那点“洋羹”。如若他们有可能得到这样的一份邀请，他们准会不惜任何代价地抛弃一切的。
但王大珩却沉默着。
如果这封电报来得早一些，王大珩或许会动心。面对无以发挥才能、无以施展抱负的现实，王大珩很可能会接受英国朋友的真诚帮助和英国公司的热情邀请，带着失望和遗憾愤而离国，再一次漂洋过海远走他乡。但是，这封电报毕竟是来迟了一步。在接到电报之前，王大珩就已经对自己今后的道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虽然在选择的那个时刻，王大珩只说出了两个字：我去！但从王大珩嘴里脱口而出的这两个字，却是并非谁都能轻易说出口的。这两个字的后面有着极深刻的背景。那里有历史，有中国人忍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屈辱；那里有父亲，有几代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和追求；那里有希望，有对毛泽东预言中的那个新中国的无限向往。
再也没有什么能使王大珩改变了。
王大珩义无反顾。
1996年5月3日。
北京，王大珩寓所。
一早上起来，王大珩的脸上就溢满了笑意。老人一边兴冲冲地打理着自己，一边忙不迭地应付着不断响起的电话，不停地对着话筒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时间，要到机场接宝贝女儿去呀。呵呵，对，对，是从法国回来的。对，不走了。呵呵，是啊，是啊，不走了！”
王大珩的独生女儿王森今天从法国回来。女儿和也是学应用光学的，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去法国留学到留在那里工作，女儿已经在法国居住了八年了。她在法国天文台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收入很好，也很稳定。
但是女儿却回来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女儿只是说从未想过要在人家那里常住，只是说觉得现在应该回来了。也没有什么更诱人的职位和收入在这里等着她，女儿回来只是要到北京工业大学去教书，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
在说这些事的时候，女儿一副很轻松很随意的样子，就象是在说云彩多了要下雨，太阳出来天会晴这样一类天经地义的小事一样。
王大珩就一直在旁边看着女儿笑，从心里往外笑。那满脸的笑纹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这才是我的女儿！
感谢汉斯，感谢这份来自英国的电报。这份电报来得太是时候了，王大珩正愁着找不到借口离开上海，一个最好的借口就送到王大珩的面前。王大珩慌称自己已经决定接受昌司公司的邀请，准备立刻取道香港回英国去。于是，一路绿灯放行。
所有的人都以为王大珩去英国了，但王大珩却在沈氏兄弟的安排下，悄悄地来到香港，在香港秘密地登上了这条开往北朝鲜的俄国货船AZOV号。在船上，王大珩认识了同行的几位学者，电子学家毕德显、建筑家汪坦及生物学家何琦等人。他们准备从维多利亚湾出发直抵北朝鲜的兴南港，再从兴南港转道安东，从安东前往此行的目的地大连。
“AZOV”号渐渐驶出了黑暗。王大珩看到右舷处的海平面上出现了一抹微白的光亮，那光亮不断地升腾扩大，终于露出了半个殷红的太阳。那刚刚露出海面的太阳顶着天浴着海，倾刻间便把沉静的海面渲染得血一般浓烈鲜亮。
王大珩俯在船舷上，久久地凝望着远处那轮喷薄欲出的太阳，脸上呈现出深深的渴望和向往。突然，太阳挣扎着跳了几下，从鲜红的海水中猛然跃出，把满腔的炽热抛洒得淋沥尽至。天地间骤然现出一片惊心动魄的辉煌。
王大珩的心激动地狂跳起来，他耳边响起了毛泽东那段极富感染力的话：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大连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当时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人才，为即将开始的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对从未办过正规大学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派去组建大连大学的人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共产党中从来就不乏人才，而且极会用人。中央选派的前两任大连大学校长不仅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而且都是才学过人的知识分子。第一任校长李一氓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早年就读于江沪大学和东吴大学，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长、新四军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任校长吕振羽毕业与于湖南大学，青年时代就是国内著名的红色教授。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在敌后从事过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在延安时期还曾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连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和医学院院长沈其震也不例外。沈其震自不必说了。屈伯川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化学工程博士。他1939年就参加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后曾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工业试验所所长、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业局副局长等职。
这是一批典型的学者型的共产党人。他们或留过学，或受过高等教育，本身就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情况十分熟悉了解。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长期在知识分子中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因此，他们很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很懂得如何与知识分子相处，很懂得如何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了这样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领导知识分子，显然会得到知识分子的信任，会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
一进入解放区，王大珩立刻觉得一股春风般的温暖扑面而来。王大珩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他们会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这些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不仅大连大学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连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都亲自出面接见他们，对他们勇于冲破封锁，毅然来到解放区参加建设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是王大珩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人的真诚和热情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他们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分别委以重任了。王大珩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物理系筹建起来。王大珩发现共产党的确是很有诚意的，共产党不仅对自己这样来历清白的人表现出了欢迎和信任，甚至对那些曾与国民党有过或多或少瓜葛的人，也表现出了的极大的宽容和真诚。有一名留学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机要部门工作过的教授，来到解放区后心中始终放不下，生怕共产党对自己弃暗投明的心情不理解，生怕共产党对自己信不过。没想到，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段历史向学校讲清后，吕振羽校长当即就向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一惯政策，并诚恳地勉励他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把自己的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共产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诚挚的态度，使知识分子们个个欢心鼓舞、干劲倍增。自从回国以来，王大珩还是第一次品尝到受重视、被尊重的滋味。在解放区这块崭新的土地上，王大珩才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他从心里感谢这个“家”对他的接纳，感谢这个“家”对他的信任，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在家人面前自然就少了几分顾忌。刚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那股热情，毫无顾忌地闯进屈伯川的办公室，直捅捅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
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
简单的理由后面却跟着很复杂的注脚：在国外这几年我有很深的体会。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因此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我自己就在国外工业企业工作过，我注意到物理人才在国外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一年王大珩34岁，正是锐气极盛。
这一年屈伯川40整，已是老成持重。
老成持重的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的阐述，直听得两眼发亮、频频颌首。听到最后屈伯川双手一拍，大叫了一声“好”！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许多年以后，有人问王大珩他提出办应用物理系那会儿领导当时是怎么答复的？事后是在那一级会议上研究的？经过多长时间由那一级批准决定下来的？
王大珩如实回答之后，引出了对方一脑门子的问号。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没了？
没了。
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收不拢。
王大珩就乐了：“你哪里知道，那会儿我们这种人讲话管用着呢！”老人把眼睛眯起来回忆着说：“建国初期时，党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可信任了。到大连后，无论是旅大区委书记欧阳钦还是校长李一氓，都把我们待为座上宾。那时候，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建议，只要是合理可行的，就一定会被采纳！”
据大连理工大学（原大连大学）《校史》中记载：
建校伊始，屈伯川同志就鲜明地提出：继承和发扬革命根据地办学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内外办大学的经验，努力把学校办成在新型的正规化的大学，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并及早在科学技术上作出贡献。
为此，他一面大力倡导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激励干部、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面积极尊重人才，增聘教师，工作上虚心倾听专家教授的意见。
……刚从英国回来的物理系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提出：物理是一切工业技术发展的基石，冠以“应用”二字对新中国的供应二建设更有现实意义。
……屈伯川院长热情支持了王大珩教授。
……王大珩教授对屈伯川院长的知遇之恩至今不忘。
“忘不了。”老人仍旧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带着一种深深怀恋的感情说：“那时候，真是有一种主人翁的自豪感呢！”
老人突然打住了话头，一种回味不尽的幸福在老人的脸上逐渐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