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中国正处于分娩前的剧烈阵痛之中。
人民解放军迅猛的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就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块之中了。东三省转眼间只剩下了沈阳、长春、本溪、锦州、抚顺几座孤岛。为了挽救东北局势，蒋介石三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陈诚、卫立煌轮番登场，但最终也未能扳回东北的败局。先是长春在长达五个月的围困中弹尽粮绝，不得不举义投诚。而后，辽沈战役又使卫立煌全线崩溃，东三省相继获得解放。东北战场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开始乘胜挥师入关，直抵平津、淮海，步步紧逼地敲响了国民党的丧钟。
王大珩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虽然回国前早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一进入国统区，王大珩还是为国民党的种种腐败行径所震惊了。
首先是带回国的行李取不出来。没办法，只好连托人带找关系的，活活折腾了半个多月，好不容易才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了出来。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被托的人一笑，说了实话：你是刚回国，不了解这里面的道道道。告诉你吧，要是早把钱顶上去，你这行李早就拿出来了！这才恍然大悟。
接着就是怎么也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只有头等车、二等车，爱买不买。二等就二等吧，无非多花几个钱，回家心切，钱多钱少也就是次要的了，王大珩想。但待上了车才发现，整个一列火车只挂了一节三等车厢。难怪买不到三等车的票呢，人家压根就没想卖那种赚不了几个钱的廉价票。再仔细看看就明白了，这二等车其实就是三等车，只不过是换了个二等车的牌子挂上了，车厢一律没变。
再往下就越来越叫王大珩吃惊了。领工资要用麻袋去装，买一张大饼要拿一张大饼那么厚的一摞钱，买一块豆腐要用摞起来足有一块豆腐那么高的一捆钞票。在北平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100块金元券，有人立刻指点王大珩，你得赶快去把它兑换成现大洋，不然就得眼瞅着它变成废纸了。走到街上，就见站着一溜换金元券的，不免叹了声：这年头发什么财的都有哇。叹罢后便从第一个开始问，嫌价钱高再去问第二个、第三个。依次问下去，竟一个高过一个。再回头去找第一个时，却早已不是刚才的价了，又涨了。这才明白过来，赶情这价是见风涨的。索性不换了，揣着100块金元券下秦皇岛去上海。坎坎坷坷地走到上海后，才发现这下亏大了，那100块金元券只够买三碗光面的了！
不仅生活难，做事更难。
回国之后不久，王大珩就接到了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严济慈先生当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所长，他刚好在物理研究所里支起了一个光学摊子。听说王大珩从英国回来的消息后，严济慈先生十分高兴，他非常希望专攻应用光学的王大珩能参加进来，就立刻发出邀请，请王大珩到北平研究院来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但当王大珩到了北平研究院后，却又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邀请----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龚祖同的邀请。龚祖同是王大珩的清华校友，早王大珩几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龚祖同又去了德国学习应用光学。龚祖同回国后就想要搞光学玻璃，他用了几年的时间东奔西跑到处寻找机会，却一直未能如愿，只好暂栖在耀华玻璃厂了。但龚祖同却始终没有放弃搞光学玻璃的念头，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求王大珩到他那里去，利用耀华玻璃厂的现有条件，两人联起手来搞出中国的光学玻璃来。
一面是德高望重的严济慈先生的邀请，一面是老校友言辞切切的请求，王大珩两难了。考虑再三，王大珩最后还是下了去秦皇岛的决心，因为秦皇岛更具备搞光学玻璃的条件，因为他实在无法抵制光学玻璃对他的诱惑。王大珩告辞了严济慈先生，带着他的光学玻璃梦，满怀希望地奔向了秦皇岛。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在他面前的竟是一个破碎的光学玻璃梦。
王大珩来的太不是时候了。王大珩到达秦皇岛时，东北战场的硝烟正在向华北地区迅速蔓延。越来越近的枪炮声，震慑得秦皇岛瑟瑟发抖，到处是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是惶惶不安的人群。战争，如同一柄高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猝然落下。在这种紧张的时刻，人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思考生存以外的任何事情了。
终于见到了龚祖同。
龚祖同默默地望着王大珩，他从王大珩那英气勃勃的眼神中看出这是一个真正想做事的人。他的心不由得有些激动了，这就是他一直要寻找的那个人，这就是注定要与他搭挡搞出中国的光学玻璃的那个人！龚祖同张了张嘴，他真想说：总算找到你了，今后我们就绑在一起干吧！但他却只能说：“真对不起，没想到时局会突然变得这么紧张。好不容易把你请来了，眼下却又什么也干不成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以后再从长计议了。真对不起。”
一盆凉水一滴不剩地从头顶一直浇到了脚下，王大珩只觉得心在一点点地紧缩。他想说，自己满怀希望地从北平跑到秦皇岛来，不是为了来听一声对不起的！他想说，自己之所以放弃北平研究院的职位来到耀华玻璃厂，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共同拥有一个光学玻璃梦！他想说，对于他来说，这个梦是一个永远无法拒绝的诱惑，因为这不是个人的，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学之梦！他想说，在他的心目中，这个梦远比个人的一切得失都更为重要，为了这个梦，他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一切。他想说，他一直努力这样去做，他舍弃了许多。但结果，梦，却碰在了坚硬的现实面前，粉碎了……
王大珩默默地望着龚祖同，望着眼前这位比他年长11岁的学长。他知道龚祖同自回国后就一直在为光学玻璃四处奔波，但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从学长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王大珩看到了内中潜藏着的执著和坚韧，看到了心里燃烧着的焦虑和希望，看到了那种难于言表的深深的遗憾和抱歉。
王大珩什么也没有说，他无话可说了。
许多人都知道，二战结束期间，在盟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抢“鸡”还是抢“蛋”的故事。1945年，盟军攻克柏林以后，收缴了大批德军的武器装备。苏军见状立即抢先下手，把大批武器装备运往国内。就在苏联人忙着抢这些“蛋”的时候，美国人却做出了抢“鸡”的惊世之举。美国政府也急急忙忙地派出了一批飞机飞往德国，但他们运回来的却不是任何武器装备，而是大批的德国科学家！后来，这些德国科学家在美国被高薪聘用，为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比较薄弱的基础科学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从山沟里钻出来的共产党、土八路们也具有同样的远见卓识，也曾做出过同样的明智之举。
1949年3月10日。
香港，维多利亚湾。
一艘悬挂着北朝鲜国旗的货轮在夜幕的掩映下静悄悄地驶出港湾。这艘显然是“非法出境”的货轮，小心翼翼地离开维多利亚湾后，立刻开足马力，向北朝鲜的兴南港方向急驶而去。
月亮朦胧着双眼无声地在云层中穿行，微弱的月光时隐时现地映着船舷上的几个大字“AZOV”。这是一艘叫做“AZOV号”的苏联货船。从外表看，这似乎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货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条船很有些特别，本该是清一色的苏联船员中却常常会出现几个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显然不是船员而是这条船上的乘客，从举止装束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属于知识阶层。
一路上，那几个中国人的情绪似乎一直十分激动，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热烈地交谈。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听出，这是一些上海、南京等地的爱国学者，他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几经周折才来到香港的。现在，他们正奔赴东北解放区，前往参加那里的大连大学的组建工作。
这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向解放区输送人才的秘密航线。
还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就开始着手考虑解放后的国家建设问题了。从那时候起，共产党人就已经意识到科技人才在今后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他们以不同方式打入国统区，通过各种渠道联络爱国的专家学者，再秘密地把这些高级科技人才一批一批地输送到解放区去。
国民党怎么也不曾料到，共产党还在与他们争夺天下的时候，在全国绝大部分版图还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时候，就开始了着手坐天下的准备，而共产党的第一步棋就能准确地下在那些有能力协助坐天下者兴百废的科技人才身上！
有许多长期在国统区做这类工作的共产党人。其中有一对著名的兄弟，沈其震和沈其益。沈其震是位医学博士，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曾任大公报医学顾问、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他从1946年起，就接受潘汉年的领导，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开展工作，动员高级科技人员和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工作。沈其益是沈其震的胞兄，是位植物病理学家。因为他本身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有条件接触更多的专家学者，因此一直在暗地里协助沈其震联络人才，动员、输送高级科技人员去解放区工作。1948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立《大连大学》，以“适应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由于当时的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国统区，经中央批准，将一直从事这项工作的沈其震调入大连大学，于1948年冬派往香港，负责在国统区科技界开展工作，争取爱国的专家学者到解放区来参加创办大连大学。沈其震以香港京华公司老板的身份做掩护，坐阵香港，由其弟沈其益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展联络工作，负责把爱国学者和各类人才分批秘密送往香港，再由沈其震负责把他们从香港秘密转送到解放区。
“AZOV号”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急速行驶着。
从船舱中走出一位中国人。他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穿一件土黄色西服，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于斯文的外表下透露出一种内在的精干。他久久地俯身在船舷边上，兴奋的目光穿越过滔天的海浪，探向无垠的远方。
他就是王大珩。
王大珩是在上海结识沈其益的。
秦皇岛之行受挫之后，王大珩接受了龚祖同的安排，离开秦皇岛来到上海，暂栖在上海耀华玻璃分厂。
这是王大珩回国后度过的最苦闷傍徨的一段日子。没有事情可做，即便有事情也不可能去做，只有无奈地等待。在等待的苦闷之中，王大珩给英国朋友汉斯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倾吐了积郁在心中的失望和苦恼。王大珩告诉汉斯，从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四处奔波，但至今也找不到一点希望，他开始怀疑自己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却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到上海后，王大珩得知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吴有训先生现在也在上海，就立刻前去拜望。王大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吴有训先生正在物理系任教授。当年，吴先生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深受清华学子们的崇敬。此时，吴先生正暂时依托在上海交通大学。十几年过去了，师生相见之下自然有许多的话要说。他们谈了很久，回忆了过去在清华的日子和离校后的经历，也谈到了各自目前的处境。面对尊敬的先生，王大珩不知不觉地坦露了自己的心际，他激动地讲述了自己回国后的种种感受，表达了心中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不满和对共产党寄予的希望。王大珩很久没有这么畅快地倾吐了，他只顾激动地倾诉着这一切，却没有注意到自己流露出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已经引起了吴有训先生的注意。
就在这次拜访后不久，有一天，吴有训先生突然捎信请王大珩到他家中去一趟。王大珩以为吴有训先生找自己有什么急事，就立刻匆匆赶去了。到了吴有训先生家，王大珩才觉出了诧异，急急地把自己叫来了，吴有训先生却仿佛并没有什么急事，只是东一句西一句地唠着一些闲话。自然而然地，吴有训先生顺着话头就说到了国内的局势，说到了共产党、解放区，说到了共产党要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一个大连大学的设想，说到了要建这样规模的大学需要很多象王大珩这样有志的高级知识分子……
话就说到这了。
但对王大珩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王大珩猛然抬起头惊讶地望着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先生正紧张地注视着他，目光中闪着灼灼的期望。
王大珩脸上的表情由惊到喜，由喜到激动，突然，王大珩激动地一下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两个字：“我去！”
接下来就是在吴有训先生的引见下与沈其益见面了。
后来王大珩才知道，吴有训先生早在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就与沈其益有着很深的交往。由于吴有训先生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因此一直受沈其益的委托在暗地里为共产党联络人才。王大珩去拜望吴有训先生时，沈其益恰巧正来到上海开展工作，吴有训先生把王大珩的情况介绍给沈其益之后，沈其益十分感兴趣，他们立刻约王大珩前来面谈，于是便有了这场决定王大珩命运的谈话。
那以后就开始了一段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秘密地联络，秘密地做各种准备，秘密地躲开所有人的耳目。每一天都开始变得新鲜了，每一天都开始充满了希望。终于到了要动身的时候了，王大珩却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电报。
电报是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的老板发来的，大意如下：
尊敬的王大珩先生：
我从汉德先生处得知，王先生回国后境况一直不佳，始终无以施展才能。王先生在我公司任职多年，工作卓有成效，我非常希望王先生能够重新回到昌司公司，与我们共同发展昌司的事业。
如王先生有意，请速回电，我将为您提供一切方便。
原来，汉斯收到了王大珩在上海写给他的那封信。当得知王大珩回国后的情况后，汉斯十分为王大珩的处境担忧，他立刻找到老板，向老板提出了请王大珩回来的建议。老板本来就很欣赏王大珩，当初王大珩离开昌司回国的时候，老板就很遗憾。听了汉斯的建议，老板马上应允，并立刻发来了这封邀请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