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不发生兴趣，对王大珩来说，能促使他对这些产生兴趣的基础实在是太深厚太悲怆了。它源自于100年来使中华民族蒙羞受辱的鸦片战争，源自于父亲口中陈述的那场惨烈悲壮的甲午战争，也源自于王大珩自己亲身经历的日寇侵华战争。几乎在曾经发生过的所有战争中，中国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落后来面对敌人的先进，不得不用过时的破旧兵器来面对精良的新式武器。战争，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落后，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了。因此，在周围的许多人因战争爆发而在考虑回国问题的时候，王大珩却突然蒙生了一个念头：战争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它能使我接触到那些平时所无法接触的工作，能使我学到一些平时所不可能学到的东西。也许，我能因此而学到光学玻璃！
今天，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光学玻璃在当年具有怎样宝贵的价值了。在现代生活中，光学玻璃几乎随处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光学玻璃早已由科研尖端成果过渡为一种最普通的应用光学材料了。甚至人们走在路上，都时常可以随脚踢到几片废弃的光学玻璃。但是在当时，光学玻璃却是世界性的尖端产品，它的制造技术是高度保密的。世界上只有英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制造出光学玻璃来。
王大珩决定到雪菲尔去，因为只有雪菲尔大学设有玻璃制造专业。他决心去那里跟随世界著名的玻璃学家W.E.S.Turner（特纳）教授从事玻璃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于是，王大珩主动向帝国学院提交了申请。不久后，王大珩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雪菲尔大学，进入玻璃制造系继续深造了。
在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系，王大珩的研究工作一直进展得很顺利。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的话，王大珩获得博士学位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年半以后，正当王大珩专心致至地进行玻璃研究，为撰写博士论文做着种种准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出现在王大珩的面前。这个机遇的出现使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42年的春天，王大珩在伦敦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汉德（W.C.Hynde）突然到雪菲尔来看望他。汉德是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公司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雇员。汉德告诉王大珩，昌司公司研究实验部眼下有一个空缺，正好需要一名从事技术光学研究的物理师，他想到了学技术光学的王大珩，就向公司做了推荐。公司对王大珩的条件很满意，他此行就是专程来找王大珩，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
王大珩听后心中不由悠然一动。昌司玻璃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极少数的几个厂家之一。如果能进入昌司公司工作，就有可能接触到光学玻璃，学到最先进的技术。这个消息太叫王大珩动心了。但是，王大珩这时正在埋头攻读博士学位。他已经在W.E.S.特纳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课题研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如果此刻去昌司公司工作，他在雪菲尔这一年半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他面前那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就将付之东流。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去昌司公司工作。但王大珩深知昌司公司的职位可不是随时都有的。一般情况下进昌司公司都极其困难，昌司公司选择雇员十分严格，而且极少录用外国人。若不是在目前这种战争的非常时期，若不是急需人才，这个机会恐怕也不会白白地送到王大珩的面前。
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突然同时摆在王大珩的面前，他必须选择其一。
不！应该说，他必须放弃其一。
勿庸质疑，如果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王大珩当然应该选择博士学位，因为学位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太重要了。学位几乎能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不论从前还是现在，学位始终都是被做为衡量知识分子含金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它来判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学识，用它来标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价，用它来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就应该选择光学玻璃了。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在中国，光学玻璃这个领域不仅仅是落后，而是空白！中国根本就没有光学玻璃！
王大珩选择了。他选择的是他所珍爱的光学玻璃，选择的是他所珍爱的祖国。
王大珩放弃了。他放弃的是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放弃的是个人利益。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之间选择后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选择国家！而王大珩却毅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周围的许多人都曾试图劝阻过王大珩，包括导师在内的很多人都替王大珩感到过深深的惋惜。但直到今天，王大珩却从未对自己当年所做出的这一选择后悔过。
王大珩说，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在昌司玻璃公司的工作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他带回祖国的配方，也在中国光学玻璃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大珩还说，他的祖国从未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而看轻他，从未因为他不是博士而不重用他。
他选择了祖国，祖国也因此而选择了他。
1942年，王大珩来到了伯明翰。
伯明翰是英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是英国的重工业中心，昌司玻璃公司就设立在这里。王大珩在昌司公司的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的物理师，他与另一位物理师共同负责进行玻璃发展方面的研究，负责在玻璃发展方向和如何发展方面向公司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报告。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它很象现代企业中盛行的“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一类的机构。老板对你没有硬性的任务定额，没有指令性的研究课题，一切都由你自己来掌握。你自己去研究市场前景，你自己去把握发展方向，你自己来寻找新的课题。但是，你得不断地把你的研究成果、设想提供给老板，为老板的决策提供依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你可以通过老板来对企业施加个人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你个人就可以决定企业的命运。
直到1948年回国为止，王大珩在昌司玻璃公司工作了整整六年。这段时间是王大珩在英国期间收获最大，也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昌司公司的这段工作经历为王大珩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为他后来成功地开创事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说，昌司的这六年使王大珩终生受益。
那么，昌司究竟给了王大珩些什么呢？
首先是眼光。王大珩来到昌司后，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学科的最前沿。他必须站在这个位置上，时刻关注学科的发展现状，掌握学科的最新动态。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对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这种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所培养的决不是普通的科研素质，而是那种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超前意识的战略科研素质。
其次是观念。很长时间以来，在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所谓纯科学的观念，认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是纯理论过程，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往往重视理论科学而轻视应用科学，重视科研理论而轻视生产成果。昌司把王大珩一下子送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点上，使王大珩看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关系，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使他得以及早地从学院派的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为他树立科研为工业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就是昌司赋予了王大珩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培养了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一般留学生走的都是一条从国内大学到国外大学，从这个实验实到那个实验室的道路。而王大珩则是从理科到应用科学，到昌司以后又进入了工科，进而接触到原材料工业，这些使王大珩的知识面大大地丰富于那些只埋头于书本、实验室的人。使王大珩的各种能力包括实际工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工程技术管理能力、协调科研与生产关系的能力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王大珩在昌司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期间，他研究了光学玻璃的光谱吸收与退色；研究了BO组分对光学玻璃折射率的影响；研究了光学玻璃不同煺火条件对折射率、内应力及光学均匀性的影响；改进了煺火样品折射率微差干涉测量方法；虽然由于保密的原因，王大珩还有许多研究成果都没有机会得以公开发表。但英国还是真实地记录下了一个叫王大珩的中国人的名字。
至今，在英国还有王大珩的一项专利。那是王大珩到昌司后的第一项科研成果。到昌司后不久，王大珩与他的英国同事一起对玻璃行业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经过认真地分析，他们预见到稀土光学玻璃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便及时地开展了稀土光学玻璃的研究。这一项目的开展，使昌司成了英国最早进入稀土光学玻璃领域的厂家，也使他们两个人成了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英国获得了专利。
1966年，英国《科学仪器展览会》在天津开幕。众所周知，英国的精密仪器行业起步早，发展快，科学仪器十分先进。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兴致勃勃地在英国专家的引导下参观那些精密仪器。当走到一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面前的时候，英国专家突然提高了嗓音向大家介绍说：“请各位注意，现在，我想请各位仔细看一下摆在你们面前的这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这台性能非常好的仪器是在四十年代由昌司玻璃公司设计出来的，至今，它仍是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延用的基本测量仪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设计这台V-棱镜精密折射仪的是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因为这项设计曾经获得了英国科学仪器协会颁发的第一届英国青年仪器发展奖。当时，获得这项殊荣的只有三位年轻人，而这仅有的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位是值得你们骄傲的中国人！请记住，他的名字叫王大珩！”
一次，与一位青年科学家谈起王大珩。这位青年科学家说：“你发现没有，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他们那一辈真正留过洋的老科学家中倒很少能找到崇洋媚外的心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告诉你，崇洋媚外与妄自尊大一样，绝对是一种盲目的心态，是非理性的。洋鬼子其实也同鲁迅先生笔下的土鬼一样，只听人说起没见过时最可怕，待到真的面对面较量的时候，就说不上是谁怕谁了。”他又说：“不信你可以去访一访王大珩先生，或是随便访访哪一位从国外回来的老一辈科学家都行。你不妨问问，他们可曾有过崇洋媚外的念头？”他很自信地笑了笑说：“我可以把话先说在前头，他们绝对不会有的！”
就去问王大珩了。老人想都没想就用平淡的语气回答道：“没有。我们这些人好象都不大会有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老人这回似乎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清楚哪些是该羡慕的，哪些是不该羡慕的吧？”想了想又说：“还可能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曾经与他们共过事，大家彼此彼此吧？”
“是不是因为你们曾经同他们面对面地较量过，知道他们不是对手呢？”
老人微微笑了一下，说：“这种事情不大好说。总之，有一点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很有底的，就是真正做起事情来，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比人家差。”
英国是一个等级观念很强的国家。它习惯于严格地按照人的出身、职业、身份、地位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层，或贵族，或平民，或上流社会，或下流阶层。在这里，不同层次的人群各自有着不同的活动圈子，很难相互交叉，绝少互相来往。但王大珩他们这些留学生则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们工作在属于上流社会的高等学府，但却栖身于属于下流阶层的平民家庭。
王大珩在英国的十年间几乎一直住在这样的平民家庭中。这是一种双方都认可的互补方式。对王大珩他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留学生来说，只能租得起这样的便宜房子。而对生活在底层的英国平民来说，若不是生活窘迫，也不会为了几个房租钱而在自己的家里接纳这些来去匆匆的穷房客了。这也许就是王大珩们之所以长期置身于英国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等上流社会，而仍不失平民气的原因之一吧？
五十年代初，王大珩去天津开会，顺便去看小妹。小妹刚刚结婚，在同学的家里借了一间房子住。王大珩到小妹家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小妹要叫醒同学安排王大珩住下，王大珩怕打扰人家说什么也不让，就在客厅的地板上凑合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那个同学看到小妹的哥哥卷缩在客厅的地板上睡觉，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一个劲儿地埋怨小妹为什么不叫醒她。而王大珩却毫不在意，边收拾边客气地向人家道谢。两下正说着，来接王大珩开会的车到了。那个同学这才知道小妹的哥哥还是个有名的大教授呢！她吃惊地瞪大眼睛，好半天才冒出了一句话：“小妹呀，这就是你那个当教授的哥哥吗？他也太不象教授了，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呢？”
与王大珩同时考取留英物理专业的另一个学生是彭桓武。王大珩与彭桓武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彭桓武要来王大珩的住处看王大珩。按照惯例，房客在家里接待客人一般都要先与房东打个招呼。那时彭桓武正在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副教授。房东问王大珩客人是做什么的，王大珩就如实告诉说是个副教授。听说居然要来个有身份有地位的教授，房东一家子立刻振奋起来了。房主人说，这下我可看到教授了，我得好好看看教授是个什么样子。彭桓武就来了，穿一套皱皱巴巴的衣服，蹬一双没有光泽的旧皮鞋，一副随随便便疲疲塌塌的样子。弄得房东全家目瞪口呆、大失所望。人都走了好久了，房主人还一个劲地追着问王大珩：“他就是教授吗？他真是教授吗？他也太不象教授了呀！”如今彭桓武已经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了，但穿着仍旧很随便。1996年，彭桓武获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奖。王大珩和老伴在电视里收看颁奖实况时，发现彭桓武领奖时居然很难得的穿了一身挺体面的西服。事后，老伴打趣地逗彭桓武说：“哎呀，老彭什么时候也做了套新衣服，那天穿得蛮精神的嘛。”谁知彭桓武听后却乐了，笑着说道：“哪里呀？那套西服还是三十年前做的呢，好不容易才穿到身上。你在电视上看不清楚，离近看看就漏馅了，那上面有好多虫子咬的窟窿眼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