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还有意在弦外的意蕴，那就是通过不同的人追求情爱却又难遂其愿的遭际，在更普遍也更本原的意义上抒写了人的悲哀。因为情爱与婚姻的矛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总会伴随着人，纠缠着人，使你既不能脱而离之，又不能抛而弃之。人，注定要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去体验它，索解它。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的作家母亲也罢，智雄和遵义也罢，商晓燕也罢，他们各自的情爱体验和情爱追求都不无一定的意义。这意义既在于他（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品味了情爱的滋味、读解着情爱的矛盾，也在于我们经由他们的衬照，重新审视了我们自己。
（二）《信访办主任》
这是一篇颇富新写实之神韵而又超越了新写实已有水准的小说。作者以细针密缕的情节构筑故事的能力实在令人惊异：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一上班，先是来了吹着破哨子的沙老太，接着是大杨树沟村百十号人的上访队，尔后又是拿着假文件找上门来的王大鞭子；而孙明正等人去大杨树沟村的一趟查访，更是枝节横出，险象环生，情节之错综，气氛之紧张，几令人透不过气来。作者似乎是硬着一副铁石心肠，非要把平头百姓的冤冤屈屈一古脑倒出来不可，管你市委、市府、信访办能否承受得了。而正是这种冷隽和客观，使沙老太、王大鞭子等人的个案从现实反溯到历史，在纵向上把“左”倾运动带给普通农人的不幸命运揭示了出来；也正是这种冷隽和客观，使大杨树沟村支书杨光复欺下贿上的不法行为层层曝光，在横向上把现实生活中的腐败行为及其严重危害剖露无遗。现实主义的腕力，必然带来现实主义之深度，因此，作品以其凜然的直面现实和严厉地拷问良知，让人为之惊悸和惊醒。
其实，作者那一枝笔并没有止于上访者的“冤”和信访办的“难”。这“冤”和“难”，实际上又都是一种陪衬，借以衬托的是孙明正以为民请命为己责、以解民倒悬为己任的韧劲与正气。他所面对的，是为官不正的人所制造出来的成堆难题；他所承受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积压下来的冤假错案。然而，他既没有因为自己面对了不该面对的而尤人，也没有因为自己承受了难以应付的而怨天，他只是义不容辞地为不平者奔走呼号，默默无闻地为上访者排忧解难。他并非是什么三头六臂式的人物，支撑着他的，其实就是他常给人念叨的：“反正咱实事求是。”这个为许多人所忘记、所抛弃了的原则，正是他一贯恪守并坚持履行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根本点上，他在平凡中显示出了自己的伟大。
既以繁杂的细节写出生活的原生态，又以蕴藉的笔墨托出时代的脊梁骨，这便使《信访办主任》这篇小说在一定的意义上，使新写实小说与新改革小说接上了轨，从而在直面现实上别具新意。
（三）《五年后见分晓》
在怎样以巧妙的构思反映“现在时”的生活上，《五年后阽分晓》可谓自出机杼。
作品采用了一种冰糖葫芦式的结构，“五年后见分晓”活动的“通知”，是冰糖葫芦的竹签，它分别把毕业留校的洪玉生、工会干事邹清、内刊编辑荀建国、工商仲裁员孙非常等四个人走上社会后的遣际串结起来，描述了同班同学在不同行业的追求与得失，以多样的社会个体反映了纷繁的时代整体。四个人的故事中，除去洪玉生的经历较多地局限于邻里纠葛之外，邹清由团委转调工会并毅然承包娱乐中心的曲曲折折，荀建国在本职工作中无所成就后辞职去办书店的最终选择，孙非常辗转多家单位后充当工商仲裁员热心助人却使自己反受其累的悖常结果，无一不是置身于社会现实的漩涡中心而又拨动着改革生活的敏感神经。他（她）们既在人生的道路上奋然前行，又在这种奋进中寻找着自己、塑造着自己。在他（她）们那诸如“努力去做，不要对成功抱有太大的希望，那就常常会有意外之喜”；“五年太短太功利，再看五年如何”等人生格言中，分叫饱含着自己对于生活的独到体味，也分明隐含着他们对自我的初步把握。
生活画面广阔，时代气息浓郁，是《五年后见分晓》最为突出的特色。作品中洪玉生、邹清、荀建国、孙非常等人的所经所历，涉及到学界、政界、工商界等方方面面，触及到体制改革、用人制度和经济生活的根根须须，而他们对于现实的应对与揣摩，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个性和方式，这种客体的丰繁与主体的多样，可以说构成了近距离反映流动着的社会生活的一幅绝好画卷。
（四）《大顺店》
尽管在近年的历史题材中迭出新作，但像《大顺店》这样内容锥浑而风格浪漫的佳构实不多见。
初读《大顺店》，我由作品叙述者“我”追溯自己的恋红癖，继而展开痞巷红衣女头人大顺店的风流行状，又进而追述大王吒红夹袄少女的不幸遭遇，把它看成是写人如何改变人、性又如何影响人的一个连环套式的故事。难道不是么？日本侵略者把一个天真纯洁的乡村少女变成了逆来顺受的“慰安妇”，而这种人生变异又迫使她成为人尽可夫的大顺店，放荡无羁的她又以自己的风流多情慰藉着饥渴的男人，也开启着浑沌的少年。人就是这样，既被历史所塑造，又为同类所影响，委实是脱不开社会关系这个大棋盘的一颗小棋子。
再读《大顺店》，我发现有关红色的种种描写多是一种意象营抅，究其底里，作品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顽强不屈地寻找自我、要恢复其本性的女性形象。大顺店拉帮结伙成为痞巷的一位头人，实际上是寻找失却自我的一种方式、一个过程。她在这里，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作为人所有的能动性都得到了空前的释发；而她既当痞巷部落的头人，又当痞巷男人的情人，甚至单独与“我”在一起时，把所有女性的称谓和身分历数一遍、扮演一番，并以此为快为荣时，她作为女性所特有的柔情、爱心和母性，也渐渐地在她身上复苏和回归。当她在解放后要回乡时，要求为她开个路条，说明她没有做过妓女，是一个良民。这并非是她在有意做假，实际上她在凤凰涅盘式的冶炼中，已真正告别了旧我，再造了新我。
大顺店的故事与其说让人惊异，不如说让人敬佩。历史的劫难使她从人变成了非人，而她却凭靠自己的力量从非人回归到人。她承受了历史对她的扭曲，又矫正了历史对她的扭曲，并以独特的方式减缓了动乱社会给痞巷人们带来的灾难，以柔弱之身支撑起一方世间乐土。这样的事，实在可歌可泣；这样的人，也实在可师可敬！在这样的形象面前，谁人能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呢？
很显然，作品达到这样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一是在于选材的新颖、独到，二是在于叙述方式的浪漫、飘逸，写人写事都立于义、出乎情，作品通体都由因果错位饱含一种内在的张力和深层的律动，从而在引人入胜中动人心魄。
（五）《张果的腊月》
青年作家涉足历史题材者愈见其多，而他们的创作日益走向个性化的拟古也愈加明显。这篇《张果的腊月》，也以对过去历史的独到诠释表现出作者不甘雌伏的艺术个性。
从表面上看，《张果的腊月》以1942年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张果和他的乡亲们尚不自觉的抗日斗争。日本人侵占了张果的家乡，使张果、张半斗、李麦收和县大队等都为之不安并都对驻扎在附近岗楼里的日本兵暗怀杀心。但最终杀死日本兵的，既不是张果、张半斗，也不是县大队，而是二二糊糊的李麦收。而促使他下手的动因，是六个日本兵轮奸了他的妻子。一场惊天动地的抗日举动，就出自这样一种单纯的复仇心理，与什么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危亡一概无干。这样的故事尽管属于作者的一种虚构，但并非没有其生活的逻辑。偌大而又复杂的抗日战争，发生李麦收杀日本兵这样的事情应当不足为奇。有清醒的抗争，有懵懂的仇杀，有高水平的方略，有低层次的举动，这才使抗日战争以其多层次性和艰难性，让人更感真实。
然而在深一层里，作品还有一些意蕴颇值得人们玩味。比如，李麦收、张半斗等人都想抢在前头杀了日本兵，似乎多少都抱有过过杀人瘾的意识；尤其是在大敌当前，张果与张半斗相互猜忌，龙大哥与李麦收先后给日本人通风报信，遂使日本7、血洗全村，只有张果一人幸免于难。这样的悲剧，委实是国人自己所招致来的，甚至在没有日本人的时候已经先期上演。在抗日这个大舞台上，李麦收等人表现的并非是日益觉悟、同仇敌忾的民族反抗性，而是相互使绊、制造内讧的民族劣根性。这沖劣根性如何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和自我毁灭的内因，《张果的腊月》可谓描绘得令人触目惊心了。
由此来看，《张果的腊月》在借历史题材审民族弱点的题旨营造上，有着相当的尖锐性。正是内含了这种锐锋，作品在叙述上采取了扑朔迷离、婉而见讽的方式，而这又使作品在一些地方的描写上缺少了应有的清晰度。
从以上的分论中可以看出，五篇作品在题旨上各具妙蕴，在写法上自有所长，都可看作是近期中篇小说创作中的优秀级作品，很难有显见的差距，分出个子丑寅卯来。
但“擂台赛”的评判规则如同其他规则不无其刻板性一样，一定要分出个一二三四五来。这在竞技者水平不一的情况下，并非难事，但这回撞上了旗鼓相当的角斗士，却着实令人犯难。
我只好尽力恢复阅读作品时的最初感受，从细微的感觉差异上略作一些区分。
五篇作品中，最让人惊叹不已的，当首推《大顺店》。这篇作品在内蕴的新异上伴之以叙述上的跌宕，能不断给人以新奇的冲击，而你读后仍难以释卷，不免引起有关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人等问题的深深反思。这样的可读性与可思性兼具、丰厚度与深刻度并存的特点，在五篇作品中首屈一指，在当代中篇小说创作中也不多见。其次是《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这篇作品以灵动的感觉和细腻的笔触见长，那种对情爱中的男女的心理世界和感情波动的捕捉与绘描，可以说是惟妙惟肖，穷形尽相，而招招式式都出自于生活实感，又不免引起阅读者会心的微笑。这是几乎把小说做到了让人感觉不出是小说的小说，因而显示了作者化生活为艺术又化艺术为生活的不凡功力。接下来，便是《信访办主任》。这篇小说能读着读着就让你为作品里的孙明正揪心不已，为他面临的种种难题犯愁不休，使人慨而叹之，怒而愤之。作者有着一种如同刘震云那样的以琐事烦人，以难事缠人的本领，让你在感觉上进入生活本身难以自拔，以阅读作品的方式去与现实搏击。与这三篇作品比较起来，《五年后见分晓》涉足生活广而见散，《张果的腊月》触及历史深而嫌乱，在艺术的内力上都稍逊一筹。
因此，就个人兴味所见，五篇作品似应排名如下：
《大顺店》
《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
《信访办主任》
《五年后见分晓》
《张果的腊月》
1994年12月5日-7日于北京朝内
史笔与史识
--一读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长篇系列
著名老作家周而复继“上海的早晨”长篇系列之后，新时期中又潜心于“长城万里图”长篇系列的创作。如今，这部六卷本的反映抗战历史的鸿篇巨制，已有《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等相继出版。从已经问世的五部作品来看，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长城万里图”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具生活厚度和艺术力度的抗战历史画卷，它在作家个人的创作生涯和当代历史题材的创作发展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突破性意义。
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有基本依循历史轨迹的艺术虚构，有完全忠于历史事实的文学纪实。它与其他题材作品所不同的特殊性质，在于它的主要描写对象，是确有的真事而不是会有的实情。换一句话来说，也即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在“有”中生“有”，而不是在“无”中生“有”。就题材的规定意义来看，历史题材中纪实性作品的价值要大于虚构性作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小说，就应该是富于文学意蕴的历史纪实，而不应是涉足历史题材的艺术虚构。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长篇系列，主要以综合的文学能力把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以内在的文学笔法去复现历史事件、述写历史人物，把虚构性的成分隐匿、减缩到最小的限度，使作品更接近于真切实在的历史本身，这在如何对待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上，带有一种正本清源的意义。
发生在中国的八年抗战，不只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间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城万里图”以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为描写对象，题材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这样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年老的一代过来人来说，有在真实的历史再现中反思过去、确证自己的意义；对于中青年一代人来说，有在真实的历史叙述中认识过去、今不忘昔的意义。这一切都使“长城万里图”在选定了抗战题材的同时，也选定了历史的庄严性。如果说历史题材的创作难于杜撰的话，那么，抗战题材的作品尤其不能虚构。作家必须把其固有的身分与历史家的身分合二而一，充其量只能在材料的取舍、结构的铺排、描写的详略、笔墨的轻重等方面体现文学手段和营造文学意蕴，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强化历史感，获取真实性，使作品更好地揭示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内在律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亲历过抗战的周而复在“长城万里图”中，从构思到写作，都贴近着真正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它以大开大合的纪实性的笔法全面绘制抗战的恢宏历史场景，可谓一个最适当的作者运用最适当的文笔抒写了最适当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