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中学这一年的中考成绩又排在全区最后,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八,考人重点校的人数是零,剃了光头。何文庸一下慌了手脚。他早预感到今年成绩不会有太大提高,却没成想竞比去年还惨。好在如今办学已开始产业化了,一些名称莫名其妙专业又很诱人的技校、职校以及五花八门的中等职专一下如雨后春笋般地都冒出来,初中毕业生即使中考落榜,学还是有的上的,况且将来中专技校毕业后,还可以再考“高职”、“高专”,同样也是大学,虽然名头不硬总算正式大专学历,如果将来再想深造还可以继续考“专接本”。
这总算为何文庸提供了一些向学生家长解释的理由。
在毕业班的学生家长会上,何文庸反复向家长们讲明这些道理,并一再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学上。但也有一些内行家长,明白“技校”、“职专”一类学校根本算不上什么正经高中,换句话说这就如同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上飞机上火车还是上汽车,你一迈脚也就决定了后半辈子的速度和高度,飞机是重点高中,火车是普通高中,至于那些技校职校也就只相当于汽车,汽车跑得再快也没有翅膀,总不会飞到天上去。明白家长心里很清楚,国家有明文规定,技校职专毕业生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资格参加正式大学招生,只能报考“高职”、“高专”那种另类高校,至于“高职、高专也是大学”则更属无稽之谈。这一类学校的实力和含金量不言而喻,所以将来的出路根本无法与正式大学相比。换言之,现在连正式本科毕业生找工作都难,更何况这种大专生呢!这些家长愤怒地质问学校,你们是怎么教学生的?你们花园中学究竞有没有教学能力?你们花园中学的老师究竟具不具备起码的教学水平?甚至有家长说,在今天,机关干部不称职要被撤掉,工人工作出了问题要下岗或被解聘,你们这些教师难道就还是铁饭碗吗?还可以混日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
毕业班的家长会开成了声讨会,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火药气味。
这些家长的孩子如果仅是平时学习成绩差或不用功的学生,何文庸还能有些话说,问题是还有不少像陈晓明那样的好学生。陈晓明果然没考好,总分数虽在花同中学名列前茅,却也刚过中考录取分数线。陈晓明的父亲在家长会上公开表不,这一次他儿子的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他已同意接受媒体采访,他要将花园中学的现状公诸于世,让公众也让有关领导看一看,在当今时代,还有没有这样的学校?这种学校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
今天的媒体对新闻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已将“新闻点”视为“卖点”,一年一度的中考就是个极大卖点,“全景式”、“零距离”报道这方面情况,能大大提升自己的发行量并增强在业内的竞争力,所以他们早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正巴不得闹出点什么意外事件。花园中学毕业生陈晓明的“跳楼未遂事件”,正好爆出冷门,陈晓明的父母也就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几乎这座城市的所有报纸都刊发了对他们的“专访”,有的还登了大幅照片,并声称要对这件事追踪报道。广播电台的《渤海早晨》节目,还将陈晓明的父亲请到直播间,同几位教育专家做了一次长达30分钟的专题对话。电视台《教育大视野》栏目也将陈晓明父母请到演播室,让他们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述陈晓明的境遇,并由主持人和几位学者就“陈晓明现象”做深层剖析,由此引发对当今教育体制的思考。
花同中学也由此成为尽人皆知的“明星学校”。这种“明星效应”的直接后果可想而知,花同中学在暑期招生时,竟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前来报名。
今年生源还会继续大幅下落,这何文庸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局里事先开招生预备会时也已提到这个问题,目前在城市里已全面进入独生了女时代,几乎绝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这就将过去的生源一下缩减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而学校容量还是为当年人口状况没立的,于是也就出现了“供少于求”的局面,势必会有学校吃不饱,而且这种状况往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因此,生源不足也就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何文庸明白,花同中学招不到学生还不仅仅因为这个问题。
如今无论“小升初”或“初升高”还是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都早已不仅仅是简单意义的招生了。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校都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考虑的当然是社会效益,教书育人是百年大计,这不言而喻,但在更深一层经济效益也是很重要的一股驱动力。而学校经济效益的直接体现就在学生身上,这就如同商家都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消费者,或者干脆说就是学校的上帝,学校是依赖于学生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学生,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因此学校也就像企业一样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无形资产”,含金量越高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越值钱,学生值钱了学校也就更值钱,于是也才有人肯花重金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来。所以,一年一度的暑期招生就已成为学校之间的竞争乃至厮杀,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源争夺大战。这种时候,自然都很注意自己学校的形象,可以断言,用不了多久,媒体上就会出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A类广告,就像企业或产品的形象广告一样。
在这种关键时刻,这座城市的各种媒体突然全方位立体式报道“花园中学学生坠楼未遂事件”,其负面效应带来的后果也就不难想象。如今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被媒体说得糟糕到极点的学校,还有谁肯将自己孩子送来呢?按预先测算,这一带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原本人数就不多,这一来也都纷纷托门路挖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去了别的学校。花园中学第一次创下历史纪录,在暑期招生工作中一无所获,前来报名的学生人数是零。
何文庸去局里参加招生汇报会,再一次成为全区瞩目的焦点,暑期一个新生没招上来,这种事在全区二十几所中学里还从未发生过。参加这种汇报会原本是校长的事,但老崔校长说自己高血压又犯了,来学校上班已经勉强,再跑局里开会实在没气力了。
何文庸明白,老崔校长是顾及自己的老脸。
老崔校长到年底就已船到码头车到站,离退休只还有几个月时间,他不想再跑到局里来丢这个人。何文庸窝了一肚子气,你现在怕丢人,早干什么去了?自从“陈晓明坠楼未遂事件”以后,何文庸对老崔校长的看法越来越深。他觉得老崔校长是典型的占着茅坑不屙屎。老崔校长当年也是个工作有锐气的人,有一度还将花园中学搞得有声有色。但自从过了五十岁,眼看升到局里已经无望,工作也就渐渐懈怠下来,反正干得再好也是个正科级校长,干不好也不会降职,维持现状还落个轻省呢!何文庸一直想对老崔校长说,可你就没想到学生吗?你不是一个人,也不光是领导着花同中学几十名教职员工,这学校里还有那么多的学生呢,你让这些孩子也陪着你维持现状,这会耽误他们前途,甚至耽误他们一辈子,你这样做公平吗?这可是犯罪啊!何文庸曾很含蓄地劝老崔校长,如果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提前几个月退休就算了。但老崔校长到了这时候,工作热情反而突然高涨起来,不仅每天坚持上班,而且从不迟到早退,还三天两头召开全体会,向老师们说些可说可不说的话。
何文庸看懂了,老崔校长这是“回光返照”。
老崔校长已预感到自己就要离开校长这把椅子了,这椅子虽只是个正科级,而不是他向往多年的副处级,却毕竟也能让他享受到统辖一方的乐趣,现在就要离开了,要与这个位子永别了,他要抓紧时间再仔细品味把玩一下。何文庸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再劝老崔校长提前退休了。他怕引起老崔校长的不悦,甚至是误会,好像自己有什么别的企图。
何文庸在局里吃了一肚子气。
会上的气氛可想而知,几个重点校的校长在汇报工作时都向局领导抱怨,说是今年生源像洪水一样,挡都挡不住,而且有一点缝隙就都想往里钻,并得简直难以招架。话语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无非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学校在社会上享有多么高的声誉。更有几所重点校纷纷向局里提出扩建校舍的要求,而且还想再多要一些计划外招生指标。几个正在往上努力想跻身重点校行列的普通校校长,则更是故意渲染自己学校的招生盛况,描述新生争先恐后报名的情形,并一再强调今年生源虽不如去年素质高,但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尽短时间内把新生教学搞上去。这种汇报当然有相当的水分,甚至带有泡沫性质,生源逐年减少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各校招生盛况再怎么轰轰烈烈,毕竟有招生人数管着,总不能想吹多少是多少。何文庸心想,吹吧,这都什么年月了,还弄“大跃进”那一套?
让何文庸感到奇怪的是,刘局长在会上并没对花园中学提出批评。
刘局长只问了一句:“你们学校的老崔校长怎么没来?”
何文庸如实向刘局长汇报说,老崔校长心脏病又犯了,来局里不太方便。
刘局长听了也就没再说什么。刘局长当年也是从花园中学出来的,那时他是正校长,老崔校长是副校长,后来他升到局里担任第八副局长,老崔校长才升为正职校长,但再后来刘局长一路从第八副局长干到第一,直至升为正局长,老崔校长的职位却像被钉住了似的再也没动。何文庸大学毕业分来花园中学时,刘局长刚到局里,他对何文庸一直颇有好感,提拔何文庸当花园中学教务主任,当初就是刘局长提的建议。所以这些年来,何文庸总觉得自己跟刘局长之间存情感上有着某种默契关系。
散会以后,何文庸原想再跟刘局长单独谈几句话,但他感觉刘局长似乎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仔细想一想,在这种时候也实在没什么话好说,不仅自己尴尬也让刘局长为难。
于是跟谁也没打招呼,就从局里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