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连着旧历年。元旦一过，街上就开始闻到“年味”了。
花园中学破天荒，也在学校门口挂起两盏大红灯笼。何文庸还特意让人做了一块红地洒金的横幅随额，上写“欢度新春”几个大字。老师们出来进去抬头看看，就都多少感觉到一些节日的喜庆气氛。
何文庸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将白己走马上任这件事低调处理。开全体会这天，庞月娟以局办副主任的身份来到花园中学，在会上宣读了局里对何文庸的任命决定。然后，何文庸又用很平淡的语气向大家介绍了新调来的朱艳和陶大林，并当众宣布，让朱艳暂时担任政教处副主任兼总务处副主任，让陶大林暂时在教务处协助老李工作。这个安排的意图很明显，政教主任和总务主任都已在办退休手续，以后朱艳实际就是一马双跨身兼两职。至于陶大林，今后自然是教务副主任的候备人选。
在此之前，何文庸已跟朱艳和陶大林交换过意见。何文庸的意思是平稳过渡，最好不动声色地先将花园中学的政权接管过来，至于名分问题，以后慢慢再说，否则自己刚上任就将外面调来的两个人委以重任，恐怕难以孚众。朱艳和陶大林对此都表示理解。
朱艳说，关键是工作，只要能放得开手脚工作，名分不名分倒无所谓。
花园中学的老师们情绪还算平稳，对学校政局的变化也没有太多非议，这很出乎何文庸意料，但再仔细想一想也就明白了，大家在老崔校长时期已经过够了苦日子，如今换了校领导，自然都燃起一线希望。何文庸想到这里心里就沉甸甸的，花园中学的老师们真是太可怜了，跟人家重点校相比都是一样的当老师，都是一样的付出辛苦，凭什么他们就得这样吃苦受穷？何文庸跟朱艳商量，跟看要过春节了，无论学校怎样困难，今年一定要想办法给老师们发点奖金，人家重点校都是以千甚至以万为单位，咱们学校以百行不行，多多少少总要让大家见到一点亮儿。朱艳明白何文庸的意思，这也是为了安定人心，于是一咬牙从自己家里先拿出几万元垫到账上。何文庸挺感动，也觉得有些悲壮，一开始创业就要有这种精神，于是也从家里拿来几万元，陶大林知道了，也拿出两万元来。朱艳却坚决不同意，硬让他们把钱都拿回去了。她说自己是单身，家里放着钱也没用，再说如果每个老师发五百元，六十多个老师也就是三万多元，有自己这点钱已经足够了。
学校要发奖金的事立刻在老师们中间传开了。春节发钱，这已是很多年没有过的事了。于是提前几天学校的气氛就兴奋起来，不仅教学秩序井然，连楼道卫生都显得干净多了。发奖金这天，何文庸特意给老崔校长也领了一份，并亲自给他送上门来。老崔校长起初并不知何文庸的来意，一见面还不无揶揄地冷笑着说：“哟，是何校长啊，少见少见！”
何文庸听出老崔校长的话里带刺，只当听不出来，不等他让就走进屋来。老崔校长又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来啦，我还没退休时，你就已经进入了校长状态，行啊，这回也算是如愿以偿，你以后就可大显身手啦！”
何文庸掏出钱交给老崔校长，说：“您点一点，这里一共是五百元。”
老崔校长一下愣住了，低头看看钱，又抬头看看何文庸。
他迟疑了一阵才问：“这是……什么钱？”
何文庸说：“奖金，要过春节了，学校每位老师发五百元奖金。”
老崔校长简直不敢相信：“退休职工……也有？”
何文庸笑笑说：“本来应该没有的，但考虑是这些年来的第一次，就都做上了。”
老崔校长看着何文庸，试探地问：“这是……哪来的钱？”
何文庸看看老崔校长，忽然觉得不忍心再说什么挖苦他的话，于是只说了句：“只要心里有，账上就会有。”就告辞出来了。
何文庸一直走出很远，还觉得老崔校长的目光跟在背后。
何文庸回到学校已是将近中年，庞月娟跟着就打过来电话。
庞月娟在电话里说：“行啊何校长，干得不错嘛！”
何文庸心里有几分得意，嘴上却说：“庞主任又没事干了吧？拿我们底下寻开心！”
庞月娟说：“我这可是真心实意祝贺你呢，你们花园中学今年竟然也给老师们发奖金了，这件事已在全区轰动了，这两天局里的人都在议论你呢！”
何文庸一听就在心里笑了。他做这件事，其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庞月娟忽然又说：“何校长，给你提个建议可以吗？”
何文庸说：“请讲。”
庞月娟说：“你是不是也该配个手机了？现在不要说中学校长，就连进城干活儿的民工都一人举着一部手机，这点钱你们花园中学还拿得出吧？”
何文庸明白了。刚才他一进门就看见了电话记录，上面通知下午两点去局里开校长会，庞月娟肯定是已经给自己打过很多次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有些着急。于是他笑着说：“这不是建议，是批评吧？不过我虚心接受，好，我尽快去买个手机就是了。”
何文庸匆匆吃过午饭，到政教处这边跟朱艳打个招呼就从学校出来了。
他先蹬着车子来到移动电话营业厅。这里到处挤满了买手机的人。过去把手机叫“大哥大”，据说是从广东那边兴过来的叫法，以示这东西的尊贵和在通讯业的霸主地位。那时候这东西也确实稀少，买个“棒槌机”至少都要一万多元，倘若谁走在公众场合手里举个“大哥大”，那可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曾有一度街上流行种黑或黄的细长皮包，一端还缀着一根带，就是专门用来装手机用的，后来随着手机的逐渐普及，这种包就经常挟在警察和乡镇企业家的腋下了。手机普及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的事。何文庸想不明白，那些不做生意又没有正经事的年轻人整天举着个手机，究竟是消费的进步还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就算今天已不再讲“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了，但毫无意义地消耗资源总不应该是发展趋势吧？
何文庸选择了一款功能最少价格最便宜的手机，又买了一张“神州卡”。办手续的女孩问他，支票还是现金？何义庸说，现金。女孩看看他又问，个人用还是报销？何文庸说，个人用。女孩随手就将一叠花花绿绿的“说明书”、“保修卡”递出来。何文庸拿着手机出来，想了想给局里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电话里立刻传来庞月娟的声音，非常清晰。
何文庸告拆她，自己接受意见，已买了手机。
庞月娟一听就笑起来：“嗬，真是立竿见影啊！”
何文庸告诉了手机号码，说了声局里见，就将电活收了线。
何文庸在局里碰到晚报女记者徐静宜。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徐静宜是负责《教育之窗》版面的，专跑教育口儿。徐静宜一见何文庸就笑着说，何校长您总算来了，我今天主要我的就是您。何文庸知道这个女记者的厉害，上次她来学校采访了老崔校长，回去就写了一篇报道，在晚报上刊登出来，题为《一个学生对母校的访问》，不仅语言尖刻，而且还对花园中学的许多问题做了深刻剖析。这时何文庸一见她就想应付几句尽快躲开。
他不想招惹这个女记者。
徐静宜却说：“我听说今天局里有校长会，特意在这里等您的。”
何文庸只好站住了，问有什么事。
徐静宜说：“你们花园中学，今年发了奖金？”
何文庸点头说：“有这事。”
徐静宜又问：“听说，还是你们当领导的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钱？”
何文庸一愣：“你是怎么知道的？”
徐静宜一笑说：“我是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这回事？”
何文庸考虑了一下说：“确实有这回事，不过你还是去问我们学校的朱主任吧。”
徐静宜问：“您是说，新调来的朱艳？”
何文庸点点头：“对，这件事她最清楚。”
徐静宜立刻说：“那好吧，请您打电话通知她一声，我这就过去。”
她说罢就匆匆走了。
何文庸是有意将记者徐静宜支到朱艳那里的。徐静宜这一次的报道意图显然是正面的，大概想在春节前做一做教师生活提高的文章，因此他想让朱艳露这个脸。于是何文庸掏出手机，给朱艳拨过去电话，但不知为什么，政教处却始终占线，总务处又没人。何文庸想了想，最后只好将电话打到陶大林那里。他告诉陶大林，一会儿有个叫徐静宜的女记者要去学校采访，如果朱主任那里有事，就让他先接待一下，并特意叮嘱，说话一定要小心。
陶大林一听立刻说，明白了。
徐静宜来花同中学找朱艳时，朱艳正在政教处接待两个派出所的警察。
这两个警察是为一起刑事案件来的。在附近居民区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一户住在二楼的居民家里大白天就进去了人，将现金首饰洗劫一空。据现场勘察，罪犯是从阳台撬门进去的，而且从留下的脚印分析，应该是两个人，年龄都在15至17岁左右，这一来也就将怀疑对象锁定在初中至高中的在校学生当中。由于这附近只有花园中学一所学校，警察也就首先怀疑到了这里。但朱艳告诉警察，她已经向各班了解过了，在案发那段时间，全校五个班的所有学生除去个别请病假的全都在学校上课，而且请病假的学生也都有家长证明确实足在家里，因此，这不可能是花园中学的学生所为。两个警察一听却笑了，他们告诉朱艳，要排除一个被怀疑对象可不是这样简单的事，那要有许多直接证据支持，学生在校上课，不等于就没有做案时间，而因病在家就更难说了，如今的家长都护孩子，他们的证明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两个警察坚持要正面接触他们怀疑的学生。但朱艳却坚决不同意。朱艳说，即使警察一定要这样做，也得等放学以后才能将这几个学生不动声色地找来，否则突然被警察找来询问，这种事在学生中间造成的影响太大，对这几个学生的学习和情绪也很不利。两个警察却说现在案情重大，而且非常紧急，不能再等了。这时朱艳才问，你们究竟根据什么怀疑是我们学校学生干的？朱艳又问，如果我们是重点校，你们还会这样随便怀疑吗？就是怀疑，还敢这样不顾学校教学秩序地非要上着课就把学生找出来询问吗？朱艳说，我们学校离案发现场近，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比如罪犯是流窜做案，这有没有可能呢？再比如尽管是15至17岁的少年，但并不是中学生，而是从乡下来的民工，这又有没有可能呢？
朱艳的话显然引起两个警察的强烈不满。
其中一个悻悻地问：“如果校方坚持这样说，影响了破案你们能负责任吗？”
朱艳也一笑，反问道：“你们没有任何根据就要在上课时间询问我的学生，如果影响了我们学校的教学秩序，你们能负这个责任吗？”
这时，已在旁边听了半天的女记者徐静官忽然开口说话了，她对两个警察说：“这位老师说得有道理，这里毕竟是学校，学校有学校的秩序。”
两个警察回过头来，不满地看看徐静宜问：“你是干什么的。”
徐静宜笑笑说：“记者，晚报记者。”
一个警察说：“记者有什么了不起？”
另一个说：“记者也不能随便妨碍我们公务！”
徐静宜说：“你们这样说话就没道理了，我怎么妨碍你们公务了？你们现在都讲警务公开对不对？市民可以随便提意见，就算我是个普通市民，给你们提个意见总还可以吧？”
这时陶大林找来政教处，一见这情形连忙将徐静宜让到教务处这边米。徐静家显然不吃警察那一套，余怒未消地掏出手机要给公安分局打电话，说是要找他们分局长反映这件事。陶大林连忙将她拦住说，如果把事情闹大了对学校也没什么好处，这里毕竟在他们警区，以后还要跟他们打交道。然后又说，这件事就让朱主任去处理吧。
这时徐静宜才顾上问：“刚才的就是朱主任？”
陶大林笑着说：“是啊？”然后伸出手跟徐静宜握了握，又做了自我介绍。
徐静宜看陶大林有些面熟，迟疑了一下，却又一时想不起来。陶大林看出她的神情，就笑着提醒说，徐静宜曾去98中那边搞过采访，当时他们还聊过几句。陶大林说到这里就又提醒徐静宜，说自己跟她还是花园小学的校友。徐静宜一下想起来，脸就有些红了。
她问：“你怎么调到这边来了？”
陶大林郑重其事地说：“啊，工作需要，我是跟随朱主任过继到这边的。”
徐静宜一听就忍不住笑起来。这时朱艳已将两个警察打发走，到这边来跟徐静宜见面。徐静宜由衷地对朱艳说，这次到花园中学来，感觉明显跟上次不一样了，不仅教学秩序井然，整个学校的气氛也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然后她就又向朱艳问起为老师们发奖金的事。朱艳一笑说，这点事不值一提，还足让陶老师介绍吧，我那里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这样说罢，她就告辞出去了。
陶大林先将学校这一段的情况向徐静宜做了简单介绍。然后又半真半假地说：“我代表花园中学，也代表我们校长和全体老师，拜托你一件事。”
徐静宜有些奇怪，问：“什么事？”
陶大林说：“你在写这篇报道时，千万手下留情，我们现在需要正面报道，向社会重新树立形象，你帮了这个忙，我请你吃麦当劳！”
徐静官忍不住扑哧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