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灭，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德鲁克在《有效的领导》一书中指出：“倘要所用的人没有短处，其结果至多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组织。所谓‘样样都是’，必然一无是处，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越显著。有高峰必有深谷，谁也不可能十项全能。与人类现有博大的知识、经验、能力的汇集总和相比，任何伟大的天才都不能及格。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能干的人。”他还说：“一位领导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长，因而刻意于避其所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所长，则这位领导本身就是一位弱者。”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缺点，就埋没他的才能。像打乒乓球一样，我们要求干部不能要21比0，没有一丝缺点，对比19为什么就不可以？美国著名整形外科医生马斯韦尔？莫尔兹博士说：“许多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悲剧之一，就是渴望人的完美无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缺点，也有不同的优点。敢用有缺点的人，利用他缺点背后的优点，并充分发挥，最终得益的还是自己。
大小取决于胸怀
豁达大度、胸怀开阔是一个人有修养、有风度的表现。人们对那些具有像大海一样广阔胸怀的人最信服。
1971年7月15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作为一个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册。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任何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在此公告发布之前，基辛格来华访问，与周恩来进行会晤。
会谈中，周恩来就明确地提出：“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僵局里，总理却微笑着请大家吃烤鸭。这样适时地转移话题，缓和了谈话的气氛。
一顿烤鸭吃过之后，周恩来向美方提交了我方拟的公报草案，并笑着说：“公报有双方各自阐述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由你们阐述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没有丝毫进展，大家的脸色都很严肃，气氛也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十分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能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基辛格脑筋转得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基辛格的话柄，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你们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好吗？”周恩来再次缓解了谈判的紧张气氛。
周恩来很有信心。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谈判高手，他如果有诚意，一定会理解和明白中方草案的妙处。
果然，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后，豁然开朗，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高妙的地方。”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中方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接受中方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令人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像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基辛格豁然开朗之后的妥协使周恩来很高兴。至于草案的文字用法，也是好商量的。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25日）上千提出美方的草案。 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基辛格敬佩不已。在他的回忆录里，基辛格这样写道：“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
作为领导，不能老想着占便宜，要懂得从大局着想，不要斤斤计较，不要给别人一种很小气的印象！
至亲越要严格
有些领导喜欢培植自己的关系网，将亲信安排在各个要害部门，以此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事实上，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无异于自掘坟墓。
真正优秀的领导无一例外的任人惟才，越是自己的至亲，越要严格要求。从不靠自己的关系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走什么捷径，而是让他们接受磨炼，凭借自己的才华，逐渐地成长起来。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组织上本来为他安排好了工作。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要求毛岸英再到农村去锻炼几年，向劳动群众努力学习，并耐心地做通了毛岸英的思想工作，使他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命令。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浪，无数热血青年穿上军装、扛起钢枪奔赴朝鲜战场。这时，毛泽东又萌发了让儿子上战场去接受考验的念头。最终，他把毛岸英送上了朝鲜战场，而毛岸英也把一腔热血全都洒在了朝鲜的大地上。
听到儿子阵亡的噩耗，毛泽东看上去似乎极为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他死得其所。”如此的胸怀会让任何一个人都为之感动。
冯玉祥有个侄子叫冯宏谦，从小就勤奋学习，立志报国。1931年，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冯宏谦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弃笔从戎。他来到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想在这里谋个差使，报效祖国。
冯玉祥看到自己的侄儿满腔热血，志向远大，心里十分高兴，他亲自下厨帮夫人做饭炒菜款待冯宏谦。
席间，冯玉祥说：“谦儿能顾大局，识大体，奔赴国难，这是我们冯家的光荣。我从不喝酒，但今天我可以多喝一杯开水，多吃一块烙饼。因为我心里高兴！”
过了一会儿，冯玉祥又说：“抗日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谦儿，你怕不怕？”冯宏谦马上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司令，我冯宏谦不怕！”
冯玉祥高兴地说：“好，现在你是一名军人了。不过，你现在要改名字，在西北军中做一名普通的士兵。”
大家听了，都不由得一愣，不知冯玉祥让他改名字干什么。
冯玉祥接着说：“我已经为你想好一个名字叫‘冯忍言’，也就是说，你要对我们的伯侄关系绝对保密。我的意思，你明不明白？”
冯宏谦当然明白，伯父是让自己不可以纨绔子弟自居，更不能打着伯父的招牌，在外面招惹是非，便说：“伯父，请您放心吧。”
从此，西北军总部侍卫队多了一名新兵，他为人勤恳，能干，大家只知道他叫冯忍言，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总司令冯玉祥的亲侄子冯宏谦。
冯玉祥不仅是沙场上的一员战将，在为人处事上也毫不逊色。侄子不远千里前来投奔他，本来应该给安排个好位子，以冯玉祥的身份和地位，谁也不会说什么。但他却没有那样做，要侄儿“忍言”，把他们的关系给掩住，让侄儿从最普通的士兵做起，这样的将领怎能不让手下心服口服。
可惜的是，有些领导却没有冯玉祥的远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亲信把持重要部门的领导职位，自以为建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网。其实，这样的“网”，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伤，有时候脆弱得不堪一击，相反，一个任人惟才、任人惟贤的领导却能得到下属的真心拥护。赢得民心，乃是为“官”者要时刻牢记的一条原则。
人才就要超越
建安五年春，袁绍厉兵秣马，准备率十万大军攻伐曹操。
袁绍的谋臣田丰认为此举不足取，便对袁绍说：“现在徐州已破，曹操军队锐气大增，不可轻敌，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后可动也。”
袁绍头脑发昏，哪里肯听！
田丰再谏，袁绍发怒了：“汝等弄文轻武，使我失大义！”
田丰仍在劝戒袁绍：“若不听臣良言相劝，出师不利。”
袁绍大怒，将田丰投入大狱，率军出征。结果，官渡一战，袁绍被曹操杀得人仰马翻，大败而归。
这时，狱吏来见田丰说：“与君贺喜！”
田丰说：“何喜可贺？”
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
田丰很了解袁绍的为人，他笑着说：“吾今死矣。”
狱吏很吃惊：“人皆为君喜，君何言死也？”
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
袁绍回来，果然以谣言惑众的罪名将田丰杀了。
英国有个政治学家叫帕金森。他写了一本名叫《官场病》的书。其中谈到，官场上有一种通病：“自上而下奉行的是‘能级递减’，一流的找二流的当部属，二流的找三流的做下级，愚蠢的下属多多益善，精明的对手往往被拒之门外。”后来，这种病就被叫作“帕金森病”。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差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下属往往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听话”。当然，也有不患这种病的领导。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洛阳的庆功宴上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大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拎擒也。”
刘邦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全才，在很多方面不如自己的下级。他之所以能打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一统天下，是因为重用了一些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刘邦表现出了一个统帅最值得称道的品格和能力。
打天下如此，搞其他事业也莫不如此。
被誉为美国钢铁工业之王的卡内基说过：“你可以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和人员，几年后，我仍将是钢铁大王。”
卡内基的话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企业家在管理思想上的一种反省，即他们认识到，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卡内基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这样一首短诗：
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为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之中。
作为一名领导，要想做到乐于用比自己强的人，就必须克服嫉贤妒能的心理。有些领导人之所以不乐意用比自己强的人，除了怕这些人难以驾驭，担心彼此之间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工作会受到影响外，主要还是嫉贤妒能的心理在作怪，总以为自己是领导，自然应该是佼佼者，各方面都应该比别人高上一筹。因此，遇上比自己能力强、本领大的人时，就萌生妒意，采取种种办法压制他们。的事
嫉贤妒能，是抑制和扼杀人才的一种腐朽、落后的意识，对于你的事业妨碍极大。
因此，如果你真心希望你的下属能够各尽其才，各尽其能，为你的事业而奋斗，就必须敢于起用他们，让他们的才华，铸就你事业的辉煌。
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和娄师德同时担任宰相。但狄仁杰总是想办法排挤娄师德，两人面和心不和。
有一天，武则天突然问狄仁杰：“我信任并提拔你，你可知道其中原因？”
狄仁杰答道：“我凭文才和品德受朝廷任用，不是平庸之辈，更不是靠别人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武则天沉思了一会儿，对狄仁杰说道：“其实，我原来并不了解你的情况，你之所以有今天，之所以会得到朝廷的厚遇，全靠娄师德的推荐呀！”
随后，武则天命令卫兵取出一个竹箱，找出约十件关于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本，赐给了狄仁杰。
狄仁杰仔细地看完奏本，不由得满脸惭愧。多年来，自己一直在想办法排斥娄师德，甚至想把他赶出京城，没想到他却一直在皇上面前举荐自己。
想到这里，狄仁杰连忙跪在地上，惶恐地向武则天承认自己有罪。武则天并没有责备他，而是原谅了他。此后，狄仁杰抛弃了对娄师德的成见，二人共同辅佐武则天，将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
1661年，18岁的牛顿进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他的非凡智慧与才华很快引起了数学老师巴罗的注意。“怎么才能使这匹出类拔萃的千里马更快地登上科学高峰呢？”牛顿获得硕士学位后，巴罗多次这样思考。
如果为牛顿谋到一个讲座的位置，就可以使他的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是，眼下并没有“讲座”的空缺。于是，他毅然辞去了自己的教授职务，让比自己小33岁的牛顿接任。这一年，牛顿才26岁。
巴罗是位博学多才的知名学者，就连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都称赞他是“欧洲最优秀的学者”。
而他却放弃了待遇优厚的教授职务，使牛顿的天才大放光彩，不得不受人尊敬。
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高手到处都有。所以，在你的下属之中必然有“身怀绝技”的高手。只不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罢了。当你看出他是个人才时，你会怎么办？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他予以压制，永不让他翻身？还是积极主动向上级举荐人才，使英雄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