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走失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路痴，走过的路从来不记得。但奇怪的是，成年以后还没发生过迷路的事情，运气总是特别好，瞎蒙也能蒙对。《格林童话》里的小男孩，把面包屑丢在地上作路标，结果被鸟儿吃了，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呢，好歹没那么傻。
其实曾经走丢过一次，地点就是《江湖朋友》里提到的那个西园。现在已经很繁华了，以前是非常荒凉偏僻的地方，离我家却不算远。奶奶怕我们去那里疯玩，就跟我们说那里有吃人的“麻虎子”（当地用来骗小孩的怪物）。我听着，不吭声，心里头却埋下了好奇的种子。
那年六七岁吧，不知听谁说的，西园里面有坟墓。院子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怂恿我一起去瞧瞧，于是瞒着大人，坐着其中一位的自行车跑了过去。
记不清怎么回事，总之是在一片竹林里和他俩走散的。可那不能怪我，竹林是这么安静，风吹竹梢的声音是那么好听。我在竹林里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不害怕，只是觉得世界原来是这样的，静而且好。
然后就正式迷路了，越往前走，离大路越远。至今还记得，那是一片开阔的野地，长有很高的芦苇，比我的个头还要高。应该是八月末九月初的样子，草木最繁盛的时候。芦苇丛中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偶尔被淹没，又顽强地出现。
这时候似乎有点害怕，因为天色开始迅速暗下来，黑黑的，是大雨快要来的警告。天上的云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方式扭曲滚动、奔腾纠结，原本彩霞满天微笑着的黄昏立刻变得死气沉沉，阴森可怕。风猛然大起来了，从芦苇缝隙中伏低了穿过，发出呜呜的怪异呼啸，吹起我身上的衣裳，刮得眼睛都睁不开。这样的天气让人有大难将至的预感。我站住了，直到那时才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去。
我是一个偏于沉默、不爱哭的孩子，但那时大约也哭了，毕竟很孤单，而且不知该怎么办。只好继续往前走，路突然消失了，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又一个连绵起伏的小土丘，正是传说中的坟场。
直到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坟头东一个、西一个，散乱地生长在那里。有些年代过久，已经快要平了，只剩下轻微的起伏；有些则还新，也许是有人重修过，上头有用泥捏成的碗。青草从地面向上蔓延，越到坟头越稀疏，最顶上的几株直愣愣地在风中抖动着，倒伏了又直起，不肯折断。离我最近的那座坟看上去比较新，前面还有一块石头，刻着里头那个人的名字，用黑笔描出颜色。
忽然之间不再害怕，当视线停留在这个名字上的时候，心里头觉得安定，好像终于从高空落到了地面，并且毫发无伤。这个人、这个名字跨越了生和死的界限，在这一瞬间告诉我，我是这人世间的人，并没有堕入我所不知道的可怕的世界中去。
接下来的事印象不深了，反正结果就是：我找到了回去的路。在快到路口的时候遇见了带我来的那两人，他们碰上别的朋友，去了另一处玩，并且丝毫没有发觉我的走失。我告诉他们我的发现，可他们不肯相信，认为我又在胡思乱想。我们在大雨到来之前赶回了家，蹑手蹑脚的，没有让大人们发现——至今为止，那个园子、那个下午、那次迷失只留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知道。
很多年以后看《千与千寻》，觉得有点恍惚。是不是每个孩子一生里都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在某个时刻把自己丢掉，又重新找回来？然而找回来的，是否还是原来那个自己？换句话说，有没有另一个我，就这么留下来了，在那个时刻，那个坟堆前，被一个名字拯救着，脸上带着眼泪，心里头却出奇地安静？
To be or not to be，这真是，天底下最傻的问题。
之二 大伯
邮箱里躺着一封信，附件来自亡者，她死在我出生之前。
断断续续地，我曾经在不同场合提过这个人——我的大伯母。童年时代她是照片上的神秘女人。那是一张黑白单人照，照片上的人用纱巾裹着头，妩媚地微笑着，难以置信的美丽。堂姐继承了她的一些特点，大而动人的杏眼，像北魏塑像那样弧度分明的清秀弯眉，以及岁月最难留下印痕的圆脸庞，侧影神似一尊观音。然而每个亲眼见过她的人私下都说，比起她来堂姐仍然逊色许多。
看她，是我为数不多的童年消遣之一。这张相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赋予了一种神力。我曾经坚信，做事之前向她祷告就会更顺利。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美”的作用。她的神态和面貌有一种安详温和的魔力，能够让人心灵平静。卢浮宫的蒙娜丽莎、《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珍·西摩尔，还有祖父家相册中这张发黄的老照片，在我的脑海中时常重叠。也许是因为她们具有几乎相同的表情。尽管东西方对亡灵的看法有巨大差异，却仍然有微妙的共同之处：我们祭拜先人，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祭祀或拜谒，一炷香与一束花，两个世界的对话。死去的人，成为我们活下去的理由。
然而一直没能拼凑起更多有关她的故事。对于一个家族而言，由姻缘缔结的联系远比血缘薄弱。在祖父家中，除了那帧照片我找不到其它与她有关的痕迹。父亲会回忆起这个女人，说她和善、聪明、待他好，有时提起他考大学时躲在大伯家中啃书，被这个嫂子无微不至照拂着的情景；来往的亲戚里有她的弟妹，说到她作为家中老大，怎样在父母双亡的境况下安排一家老小的辛勤。此外，我还知道，她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抗美援朝时主动报名上了前线，在炮火纷飞中承担着医护的职责。但多数时候大人们语焉不详，仿佛觉得随着生命消逝，有关她的话题也应一并终止。
所以一个人，即使美丽、善良、勇敢，能够留给这世界的也只是微薄至极的回忆。就算是家人，经历了最初的剧痛、失落、迷惘之后，哀悼也将淡然，最终消失。她死于心脏病，毫无征兆，极其年轻。
某一天清晨，在镜前梳妆，一面与丈夫说着话，突然手上的梳子就落了下来，倒下去，没再醒来。娘家弟妹们都小，丧事便由祖父操办，骨灰归葬在老家的坟茔。
这不是一个好归宿。老坟经过多次分地，早不见了踪影，而这成了大伯的一块心病。于是前年，他带着孩子一起回乡，为她迁葬。当年筑坟的人也已化作黄土，具体方位已经无法辨识，只好加派人手，掘地三尺。忙了一周，一无所获。失望之余，正打算放弃，临行那夜梦见她来告诉他，“就在转身后”。醒来便在当初划定的区域转身向后，一锹下去——她果然在那里。
也就是那年，大伯说，想写回忆录，关于自己这一生。我曾以“六十年前的回忆”为名，发过几个段落。这一次寄来的是她的文字，一本日记。粗粗扫了一眼，令人惊讶的热烈、缠绵、多愁善感，字里行间都是思念。在这之前，我从没想到我木讷刻板的大伯原来曾经被一个女子用生命爱过。 跟大伯一起喝普洱，坐在阳台上闲聊，说一些当时没能说出来或许今后也不会再谈到的话题。 “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因为她太好，所以你后来的生活……一直都不如意？” “不是。我也想平静，差不多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好。” “嗯，确实。年纪大了也要有个照应。” “不过，还是不行……你知道吧，”年届七旬的长辈向我探过身子，表情严肃而诚恳，“还是希望会有——爱情。”
之三 黑格
记忆中，黑格应该和我一样大。从记事起，它就和我在一起。没错，它是一条狗，一条德国黑贝。那时部队刚刚淘汰了一批军犬，它是其中之一。来我家时已经是庞然大物，跳起来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长，乌黑的毛闪闪发亮。祖父给它取名黑格，用了美国一位前国务卿的名字，和那位哲学家无关。它能听懂很多命令，从不无故吠叫。我，还有堂妹，是拿它当坐骑的。它驮着我跑两步，突然趴下，我就被摔出去，跌个仰面朝天。
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它的眼神：有点儿高傲，又有点儿不屑一顾。尽管同岁，它已经成年，是个退伍士兵，威严的男子汉；我却还是孩子。在它心里，大概是瞧不起我的，然而又无可奈何地迁就着。我有时候抚摸它的脊背，它会眯起眼很享受地让我顺毛，却不喜欢我碰它的头。假如像对待猫一样大大咧咧揉它的耳朵，它就很不耐烦地晃着脑袋，像是警告一样瞪我一眼，而后站起身抖一抖毛，换到离我稍远的地方躺下。
是的，黑格不是我童年的伙伴。对于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长辈，有威仪的，不容侵犯的，却又暗地里宠着我的。和那些喜欢在家人吃饭时蹲守一边，摇着尾巴或者蹭来蹭去的猫、狗不一样，黑格从不靠近餐桌。如果饿了，它会在空食盆前静静等候，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它也不和邻居们的狗打交道，路上遇见同类，态度还是那样，默默走自己的路，不理会它们的挑衅或谄媚。作为一条狗，黑格孤僻且孤独。
也有例外，那就是祖父出门晨练，这是它被允许出远门的时刻。这时的它很早就守在门口，一边从喉咙中发出极低的呜呜声，一边不停回头张望，观察祖父是否已经准备好动身。它总是一马当先地跑在前头，再折返过来，速度迅猛到不可思议。神情轻松、兴奋又快活，像是完全变了样。也许黑格一直在怀念过去，它在军队里作为一条勇猛军犬的时光。也许是这样。
那年春天，小城里开始有了狂犬病的传闻。起先没人把它当一回事，后来接二连三有了疯狗伤人的事件。再后来，政府出了一道禁狗令，要求不得养犬。祖父是地方上的耆宿，听说了这件事，二话不说便要带头执行。我那时并不知道，仍然自顾自跟在黑格后面满院子跑。直到有一天堂妹跑来找我，哭丧着脸说，黑格要被打死了。
不行！绝对绝对，不行！我冲进祖父房间，大哭大闹。祖父最疼爱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胡搅蛮缠，也从不无理由吵闹。那天是真急了，死活要他答应，绝不能把黑格杀掉。祖父开始还和我讲道理，后来发现根本无法说通，便转了口风，点头答应我，不杀它，把它送到别人家里寄养。这下松了口气，但想到从此看不见它，还是很难过。二娘看出来了，又跟我保证说，送到别人家也可以去看，过几天政策松了，就把它带回来。这句话终于说动了我，这才止住了哭。
第二天一早，二娘突然跟我们说，要带我和堂妹去公园玩。这可是一件大事，印象里除了节假日，大人们很少带我们去公园。于是两个孩子都很兴奋，开开心心准备出门。二娘用自行车推着我们，堂妹坐在前头，我坐在后头，三个人一起向外走。黑格破天荒地跟着送了出来，一直送到院子门口，然后坐下——这是它平时的规矩，除非得到祖父首肯，决不自行出门。我回过头，看见它端正地坐在铁门里面，一动不动，眼神一如既往地严肃。太阳照在它身上，黑亮黑亮的，缎子一样闪着光。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那时候的样子：黑格真是世上最英俊的狗。
很多年以后，我才断断续续从大人们口中听说了那天的情况。我们离开之后，打狗队的人就来到我家。他们准备了吊索，然而没有效果，黑格是那么勇猛、机警，它一个对付他们几个，像个绝不低头的战士，即使穷途末路，依然威严而骄傲。到了最后，二伯走过去了。他手里拿着绳子，呼喊它的名字。黑格低下头，摇晃着尾巴，像往常一样顺从地向他走来，然后趴在二伯脚下，抬起头，方便他套进去。自始至终，它没有挣扎，也没有呻吟吼叫，没有任何与它性情、身份不符合的举动。我没有骗你，我的黑格千真万确、毫无疑问是世上最英俊、最威风的狗。
关于黑格的回忆到此为止。一直到现在，我想起它，还是离别那天的形象，像神话里的英雄，我童年的英雄。
大人们都喜欢骗人，所以上面那个结局也绝不是真的。说不定它确实被送走了，也说不定只是离开了，自由了。真的，我一点不怪它没有回来看我。或许它只是过得太自在、太快活，忘记回来跟我道个别。在孩子们眼里，英雄永远不会死去，哪怕它是一条狗。
之四 死亡
昨日立秋，今日鬼节。一天天不在意地过去，眼看着一年又去了大半。
中国人忌讳谈死，忌讳谈一切跟死亡有关的东西。这点跟西方不同，西人婚礼誓词便有“无论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的句子，换成老式的中国婚礼，要是谁在婚宴上张口就是贫困、疾病、死亡这一类的词儿，即使不被当时赶出去，也要被人看作不懂礼数，口无遮拦。特别是过新年，口头忌讳更了不得。有个笑话说某人喝汤，儿媳殷勤询问“还喝不喝”，因为方言里“喝”“活”同音，生怕说不喝便是不活，于是只得“喝”，弄得一肚子空汤。
我家规矩没那么大，但大年初一开门鞭照例是要放的，见面也照例要说喜话。因为除了是新年伊始，这一天还是祖父的生日。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他，特别提到了临终时对亲友大喝“不要怕”的事情。有读者赞道：果然潇洒。确实，这一幕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但这不是全部，不是。人的记忆很奇怪，比如说，会选择性失忆。我也是。我会非常鲜明地记得他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和眼神，却会将一些不该忘记的事情模糊掉，故意无视它们的存在。
祖父最后的日子是在南京，工人医院。跟祖母不一样，从头到尾，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这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夜晚我在医院陪他，睡在拼起来的椅子上。偶尔醒来察看，便只见到他灼灼的眼神。那晚我醒来无数次，而每一次看到他，他总是睁着眼。我伸手握他的手，出乎意料，他反过来很用力地握了我一下。那一瞬间我几乎以为有些叫做生命的东西从我手上向他传送过去了。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所能得出的唯一解释就是，他在害怕。我的一向刚强的祖父，在最后的时刻，其实也在害怕。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年轻的、对世事一无所知的人，眼睁睁地注视另一个饱经沧桑、风烛残年的人担心、恐惧、不知所措，没有一点办法。
这件事、那些感觉我后来从没说起过。不是有意不想说，而是真的把它忘记了。直到某一天有人在MSN上告诉我他一个朋友去世，然后问我，是否曾亲眼看到过死亡，我回答他说是的，那一刻，记忆的闸门才突然被打开。
那天是7月2日，接到电话的时候刚刚吃过午饭，父亲说，你爹爹（老家对祖父的称呼）走了，于是赶紧出门上医院。天气很热，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连车子都很少。我把自行车停在医院楼下，自己爬上去，没坐电梯。病房里很安静，祖父还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完全是睡着的姿态。只不过手臂上从不离开的针头已经拔掉，吊瓶不见了，氧气瓶也不见了，房子里登时有点空荡。我下意识地上前拉了一下他的手，然后突然叫起来：
“还有温度呢！”
真的，不仅有温度，而且柔软，我几乎能感觉到他会像那天晚上一样，反过手来再用力地捏我，然后就能把我的一部分生命传输给他，好像电影里的传输内力，或者别的什么。
但是父亲上来拉住了我。护士来了，推来一张床。父亲抬脚，我跟伯父帮忙托着祖父的头，把他的身体小心平稳地放在了推车上。然后跟着护士上了电梯。大家都很平静，没人哭，也没人说什么话。我、父亲、伯父。那天只有我们三个。
似乎走了一段路程，到了。屋子里面有点暗，排列着一个又一个的柜子。穿白褂子的人抽出其中一只，底板是金属的，看上去有点薄，于是又把他抬到那上面去。这时候身体感觉比方才沉重了一点儿，也僵硬了一点儿。我又碰了碰他的手，已经凉了。
他躺在那儿，穿着医院的条纹病号服，很薄，身上什么都没盖，连枕头都没有。天热，可是屋子里面冷，而且老人气血虚弱，又是久病，本来就怕冷。我很不习惯，看着觉得特别刺眼，就想拿被子给他搭上，然而父亲一把推开了我的手。我愣了一下，那人已经把柜子推上了。砰的一声，里面跟外面便完完全全地隔绝开来。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原原本本。在那之前我认为死亡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然而在那之后我发现，其实面对着它的时候早已没了悲痛的概念。我当时没觉得难过，一点儿都没有。难过是在死亡之前与之后，和死亡本身无关。
中山南路上有一座楼，原先属于某个学校，后来出租给一个培训中心。站在楼上，透过齐檐高的法国梧桐，能看见城市繁华的夜景。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那里听过课，不久前又去过一次，参加一个讲座。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绕过人群，走到阳台的角落里。在那儿我突然看见水泥栏杆上有很淡很淡的白粉笔字迹，依稀可辨认出是陶潜那两句诗：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那是我一生中最吃惊的时刻之一。因为我想起了写这两句诗的人正是我。它们还在，而时间距离记忆已整整六年。
之五 模糊
二婶来南京，在一起拉些家常，突然转头对我说，你从小就是那样。
——哪样？
——不喜欢玩，也不大和其他小孩说话。一个人捧一本书，歪在躺椅上看。看累了就倒挂着，腿跷在椅背上，头朝下继续看。
这么说来，我自己关于儿时的记忆还是准确的。我并没有印象足够深刻的童年，似乎从懂事起便很成人样。之前有个朋友曾很肯定地说我上辈子没喝孟婆汤，所以那些经历、想法都还留着，像活了两辈子。这当然是信不得的话，此生记忆都渐渐模糊了，谁还记得那无凭无据的另一个自己？风雪里走，再深的足迹也会被湮去，且无需多长时间。
催眠术中，有一种让人回到童年，唤起深层回忆的方法。这样其实也很危险，而且非常容易受到暗示。比如说，可以通过催眠师的语言，把原本不存在的场景植入。同样的事在生活中也会遇到，我们所记得的童年往往并非真正“记得”，而是来自父母亲朋的叙说。他们说的时候，那些印象就会留存在脑海中，将自身原先的记忆覆盖。对于大脑来说，新鲜的、时间较近的刺激总能获得优先排序。就像白布漂洗之后可以染色，染到最后便看不出原先的花纹。记忆被时光冲淡模糊，然后又在新印象的叠加下悄悄改变模样，仿佛洗脑一样的过程。到了最后，是我们的大脑欺骗了我们，留下的已经不再是当初感受到的一切，而是浓雾中远眺的风景。站在今时今日，过去和未来同样遥远，前此后此，杳不可知。
我因此不相信幼年的记忆。它们和家人的叙述叠加起来，以至于有时候我认为那些事我确曾经历，有时却又惝恍迷离，仿佛只在他人口中存在过。妈妈告诉我，三岁那年我转过幼儿园，经她这么一说我就似乎想起冬天里一群孩子围成一圈坐在阳光下，有点发呆地做着无聊游戏。然后妈妈来接我，站在一边和阿姨说话。因为并非通常的放学时间，所以见到她我有些惊异，又为能够提早回家而欢喜。更进一步，似乎连当时的穿着都能回忆起来：浅紫白花小棉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印着小熊的围兜——那玩意儿经过多次抗争，都没能让固执的家长摘去——加这一句是为了强调，三岁的我早就不流口水了，之所以保留了这个不甚光彩的附着物，完全是大人们的错。
这些就是全部记忆。但当我向妈妈求证的时候，她非常肯定地说，你没有浅紫白花的小棉袄，你的围兜上也没有小熊。她的说法应当比我可靠，于是这段记忆就被彻底否决了。浅紫白花的小棉袄难道是我的幻想？那只围兜上的小熊难道是我曾经渴望过却终于没有得到的玩具？无论如何，人生第一个幼儿园已被记忆彻底遗弃。
第二个幼儿园印象似乎深刻一些。很大，很多小朋友，很多老师。水磨石的楼梯扶手，可以坐在上面当滑梯。食堂每隔两天就会煮红烧带鱼，我几乎把一生的带鱼都在那里吃光了，弄得长大以后对它提不起一点儿兴趣。也就是在那儿我遇到了平生第一个朋友——飞飞。他有一双漂亮的杏仁眼，双眼皮很深，而我则是小圆眼、单眼皮，因此非常羡慕他。似乎也是他，告诉我双眼皮是揉出来的，于是没事就拿手背揉眼睛，希望也能变得和他一样。乏味的午睡时间，钻进一个被窝里，偷吃他带来的苹果。你一口我一口，连皮带核啃得光光，只剩下一根细溜溜的苹果把儿，和几粒黑乎乎的苹果籽儿。
关于午睡时间，补充一句：我讨厌午睡，从小就讨厌。不幸的是幼儿园有集体午睡的规定，一吃完中饭，一群大大小小的鸭子就被赶上床，而老师则四处巡视，看看有哪个不肯乖乖睡觉，或者比赛谁会先闭上眼。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为了让老师有个休息的时段，毕竟我们睡着了，她们可以乘机打打毛线、聊聊天什么的。但对精力旺盛的孩子来说，整整两个小时的空白时间无所事事，又不能出去玩，实在痛苦。我那时大概是唯一可以名正言顺不睡午觉的人。而把我从这种无聊境况中拯救出来的恩人是章阿姨，幼儿园里最年轻也最漂亮的老师。
即使仅仅依靠现在残存的、模糊不清的回忆，我仍然能非常肯定地说，她是一位美女。个子高而窈窕，容貌光洁，身上有好闻的味道。她喜爱我，并且不掩饰这种喜爱，常常会给我一些特殊照顾，比如牵着我的手让我到食堂挑选带鱼以外的食物，又或者在午睡时间带我到她的宿舍，给我看图书馆的小人书。这样一来，难以打发的午睡时间便成了愉快经历。和大房间里排得整整齐齐一个个紧挨着、床头还装有栏杆好像监牢的我们的床不一样，她的床柔软舒适，有着和她身体相同的淡淡香气。
她那时候在爱着，和一个军人。有点绝望，有点热烈。有时候看见她捧着那男子的来信，眼泪一颗颗往下掉，然后对我彷徨地说：“怎么办？他回不来呀！”
我并不知道怎么办，可在当时却认为自己知道，然后给她出主意，说，那你就去找他呗，你们是一对儿呀！“一对儿”这个词我很早就会用了，记得是看戏，指着台上的生与旦，回头跟妈妈说，他们是一对儿。孩子的心里并不知道成人世界那些烦恼，只知道一对儿就是在一起的两个人。如果分开，很简单，那就去找。只要是一对儿，失落的那一个总能找到。他就站在某座山的后面，某条河的对面，不会死，不会变，不会走，不会老。
从幼儿园毕业（不知能不能用这个词）那天我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午睡的时候睡着了。是那种极沉的睡眠，怎么叫都叫不醒。说不醒并不确切，飞飞跑过来挠我的痒，章老师在我耳边紧张地叫我的名字，这些我都知道，就是不愿意睁开眼，不愿意从白日梦一般的魇中苏醒。后来一个年纪较大的阿姨抱着我冲进了园长室，在那里我听见敲打铁皮的声音，然后睁眼，看到老师们在做我们的告别礼物——盛着糖果的漂亮盒子。蓝色，上头有手拉手跳舞的小人。我伸手拿起一个，在场的她们全笑了。这糖盒子是我对幼儿时代最后的记忆。
很多年以后回老家，车在某条陌生的街道上停留，等绿灯亮起。妈妈突然指向窗外说：你还记得吗？那是你的幼儿园。循着她的手我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没有水磨石栏杆，也没有铁皮盒子。大门紧锁着，一只麻雀缩着脖子孤零零地站在铁栅上，院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
毫无疑问，我的记忆又丢了。
月光
——巴尔蒙特·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1867～1942），
俄国诗人、评论家、翻译家。
每当月亮在夜雾中开始闪耀，
挥舞一把漂亮而又温柔的银镰，
我的心就会向往另一个世界，
沉迷于远方的一切，而那一切漫漫无边。
我像一个不安的精灵，在幻想中疾飞。
奔向森林，奔上山峦，奔上白皑皑的雪山顶上，
我在静谧的世界上空不曾入睡，
甜甜地哭泣，我呼吸着明朗的月光。
像埃尔弗一样在光网里摇摆，
吮吸这些苍白的光晕，
我在听“沉默”如何进行交谈。
亲人们的痛苦离我十分遥远，
我也不参与整个大地的纷争，
我是微风的呼吸，我是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