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叙事文学原型的置换与民族精神的重铸
笔者在拙着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份中论述现代文学价值系统重建的背景时曾认为，中国现代的文化形态，是从一种历史类型(古典，型)向另一种类型(现代型)变革的“过渡型“文化。并引述苏联美学家卡冈的观点一种历史类型的文化被另一种排挤掉的过程，每次总产生过渡型文化，在过渡型文化中，过去文化和未来文化的特性处在活动的平衡中，或则相互矛盾地冲突和对抗，或则相互趋向协调。在某些方面，过渡型文化的信息容量和丰富性大于“纯文化它的内容特征是把已经成为过去的某种文化类型逐渐变革为新型的、不过没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过渡过程出现在过去和未来相互结合的许多不同中国现代这种变革和过渡不是在封闭起来的圈子中进行的，而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进行的，过渡的过程就是吸收外来养的过程，是变革的过程，也是新的文化模式生成和擅变的过程。现在：键立历史类型学探讨文学原型时，我依然重述这种基本看法，同时我还想到卡尔雅斯的即以中甲文吨究贝尔斯在《论历史的意义》中表述的同样的观点：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就是过渡时期的精神作品，亦即处在时代的交替时期的作品。他举如下例子说明：希腊悲剧就发生在从神话向哲学过渡的时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直到谢林）则发生在从信仰上帝到不信仰上帝的时期。过渡时期总是一再发生。一种过渡时期运动的深度，所带来的是有关存在与真理的最清晰的见解。精神历史的最伟大的现象，即是过渡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它的终结。人的伟大之处，就表现在这种过渡时〔英〕汤因比期的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相对于在此之前几千年的传统等着，张文杰编古代文学和在此之后还在擅变中的当代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历史的话语》现义的过渡时期，而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可以说正是这种过渡性文化及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其变革的一种表征和感性显现，其意义则是非同寻常的。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改造国民性，原型的置换是这种过程中的特殊中介和手段。原型是民族心理的深层体现，文学中原型置。
换变体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中国现代就是一个原型置换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文学的置换变形为特征的。
中国现代文学把民族精神的重塑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明确的目标，也就实际把揭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鲁迅、老舍等对于国民精神的批判，其意义恰恰在于他们触及了集体无意识，他们对于落后的国民精神的批判，既是对于集体无意识的揭示，也是对产生落后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精神的批判。可《啊Q正传》的成功就在于对于中国人乃至人类某种共同的心理情境的揭示，它的普遍性、超越性在于触及共同的心理原型。作者所说的画出国人的魂灵，具体来说，就是画出心理图式，就是揭示国人落后的集体元意识，触及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而文学对国民精神的深刻触及，莫过于对文学原型的置换来得深刻而有力，揭示特定情势下人们的某种心理状态和处世的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原型的置换是必然的，但是在当时却不是理性意识到的，当时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种很明确的文学目的和价值观，对现代中国叙事文学系统原型的置换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不仅是对原型故事和模式的置换，而且试图对母题置换，进而对原型功能置换。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于宣泄功能导向的调整和对于教育功能的强化。写出“血与泪”、叫出“我的控诉也是一种宣泄，一种批判。但是这种宣泄和控诉功能先是以抑制娱乐功能为代价，继而则是对于宣泄本身的抑制，转而对于现实功用的强调，它的标志就是由文学重在表现人生向指导人生的转换，是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强化和历史价值的突出。所以中国文学叙事系统的原型置换和母题，的置换是在这种总体的背景中进行的。这种情况，当然对于揭示集体无意识和重铸民族精神产生效果不同的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和西方外来文学这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西方现实主义以其长期积累的艺术经验而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需要。它不仅提供了创作方法、艺术观点，而且提供了一些新的主题和叙事角度。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历史的真实反映、对于社会的批判以及它的深广的认识价值，比之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单方面地要求通过故事来阐明一个伦理道德观念来，当然更有其优势。现实主义的典型与原型有着特殊的关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具有能体现群体精神和集体元意识的形象，它反映的不是表面的真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典型就是某种精神的典型、人格的典型。典型概念的引人和创作实践，为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因为典型从，其内质结构来说，与原型有同样的特性。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人对于原型的置换产生了意外的推动作用。现代主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表现的是一种类型，特别是心理类，型(类型是现实主义文艺所不欣赏的，它被认为在艺术上低于典型)但是现代主义不是在现实主义文艺基础上的倒退，其中的关键在于现代，主义表现的不是类型人物和类型的主题，而是人类的“心理类型也恶心城堡变形等小说《等待戈多秃头歌女》等戏剧，荒诞而又不荒谬，就在于它揭示的是一种心理情境、一种心理图式，它有其特殊的真实性和价值。
从现代主义文艺总的发展趋势来说，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要透过他们认为的表面真实和社会事象，而去揭示所谓“纯粹“的真实，解释现象背后的实在。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直接影响的现代哲学，把寻找人的精神家园作为目标，把解释人性的本源和存在作为重要的内容，现代主义文学因而形成了许多似平矛盾的现象。比如，一方面大胆地向传统的禁忌冲击，向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冲击，大胆地对于以往的艺术欣赏习惯进行反拨，似乎要轰毁几千年来人类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又十分推崇神话、远古文明和艺术，肯定原始艺术思维方式，又回归到远古。在如此矛盾又如此统一的现象中，就有现代主义对于包括人性、人类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问题的探索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对于中国文学原型的置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在客观上，推进了对于心理情境的揭示和重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象征主义、精神分析、新感觉派、表现主义等等流派的作品，在对于人的潜意识、人的特殊情势下的心境、人的深层情感和体验方面取得的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于传统原型的激活和置换变形。
（第二节）“五四“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
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是具有新的精神特质和价值意蕴的文学系统。文学原型的置换，是其重要的标志。文学原型负载着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情感体验，也反映着文学的深层特质。文学原型的“激活”、“发现“和置换，是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整体变动的先兆和曲折表现，也是文学价值系统重构的重要反映，它甚至比文学的表现对象、手法和技巧等变化的意义都更深刻和内在。
中国传统文学有着自己的原型系统，有具体的原型神话、原型意象、原型象征和原型母题系列，它们的形成和不断置换变体，既反映着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变化的轨迹。文学原型的置换，尤其是历史性的重大置换，需要特殊情境、内在动因和历史契机。
中国文学发展到“五四“时期，具备了这些条件，引起了文学原型多层面的新的历史性的变动。这一时期，新文学创作中一个与传统文学形成极大比照的现象，是一批引起精神界震撼而又新奇怪异的形象(意象)的出现。如狂人、天狗、凤凰涅柴、阿Q等等。它们在现代文坛的出现，不单单是作家提供了几个新的艺术形象，也不是以其外在的独特怪异来惊世骇俗，而是原型的“激活是集体无意识的深刻触动，是久被压抑的精神力量的释放。传统文学原型在这时被大胆扬弃和置换，可以说从根本上奠定了新文学价值内蕴和艺术品格发生质变的基础，也明了新文学在改良民族精神方面的追求指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具有“坐标“和“基因“的性质，它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国文学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而这与“五四“时期文学原型的被置换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变体发展有很大关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五四“文学的开拓性、先导性意义日益被人们所意识到。在诸多方面，它都具有“基因“的特性，其基，本要素和“因子“在此后都得以进一步的发育、变体、成长。“五四运动的这种特性，不仅表现在语言文体、表现对象、主题开掘等方面的变革上，还表现在对传统文学原型的置换上。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大深刻，但却往往被忽略。
“五四“时期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新奇怪异而又震撼心灵的形象(意象)，这些形象作为具有“约定性“的“联想物深刻地触动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世界，负载着久已存在却未感知的“集体无意识”。它们的出现，是对久被尊崇的传统文学原型的一次历史性的置换。这些被重新发现“激活“和创化的原型，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共同的深层的心理情感，反映着新的精神追求和意识取向。原型的整体性变动，也表明了文学价值系统和意蕴的整体变化，它在深隐层次决定了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学风貌。
然而，20年代后期，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文学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也有了新的变化和调整五四“文学中的那种热烈浪漫的气氛不复存在。与思想启蒙、“人的发现“等精神领域的变动相联系的原型“瞬间再现也不具相应的氛围和特殊情境。不仅如此五四“时期产生的文学原型也似乎变得不合时宜。人们意识到，狂人“救救孩子“的呐喊已嫌空泛女神“创造全新的太阳的理想也没能即刻实现，抒情主人公转而怅望“星空象征祖国更生的火凤凰的目标在实践中显得极其艰难天狗“气吞日月的气概在此时带上了个人主义膨胀之嫌“娜拉走后“在现实中的悲剧不断出现，从不同的方面提醒人们“听到关门声“并不是问题的终结，更有甚者，激进的批评者认为阿Q时代已经过去，阿Q已经死去这些现象表明，新文学的价值重估和整个现代文学价值系统的调整已成为现实问题。新文学从兴起发展到生如此重大的转折，仅仅走完了一个十年，这种状况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时代的变化，时间的延伸和文学的向前运动，这种双向同步变化的结果，加重了人们意识上的错觉，以为“五四“文学精神只属于“五四“时期五四“文学中的原型意象似乎也只是作家奉献的几个独特的形象而已。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此后的发展表明，尽管“五四“文学与二三十年代后的文学风貌确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文学中的如前所述的文学原型也不再重现，但是五四“文学中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型观点和原型的精神特质，却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狂人“所具有的理性思考精神和反叛传统束缚的意识“火凤凰“的再生、变革意识和弃旧图新的精神天狗“征服客观世界的强烈意志情感过客“的求索精神和献身精神，娜拉“出走“的意象的不断被赋予内涵和变异发展等，都说明五四“文学中的原型反映的不仅仅是“五四“十几年里中国人的意识追求和心理情感，而且是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普遍的精神特质，它体现着现代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追求指向，也反映着中国现代人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意识结构五四“文学典型因此具有“原型“的性质，其原型观点在此后经过置换变形而得以发展深化。而对作者来说，这些原型观点作为潜意识已经进入他们的创作之中。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得出只有“五四“时期才出现文学原型的简单结论，而是试图通过对原型的置换变体的分析，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演变中究竟反映了现代人怎样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情感，从而进一步认识和估价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的价值意蕴，认识文学价值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社会实现。
狂人“呐喊“原型及其置换变形狂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中的一个特殊形象，是新文学中第一个被“激活“的原型。此后的《长明灯》中的“疯子”是它的补充发展。但人日的创作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触发，作者对狂人(“疯子“)心理的、生理的知识的熟悉，也给塑造这样一个形象以很大便利，但是，狂人作为原型，却根植于民族心理深处。它是具有约定性的“已知联想物”。
在中外历史上，狂人或疯子这一本来主要表明人的生理和精神异常的概念，不断地被赋予文化色彩，用以象征和代表某种不同于常人的人及其精神特征。因此，在现实生活和语言环境中的“狂人”、“疯子”实际上具有病理学和文化意识上的两种不同的含义。而作为狂人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精神反常、行动怪诞、思维紊乱以及言行不合规范等等，一经与社会文化领域内某些人的状况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和突出它们迥异于常人之处，这时，狂人和疯子就成为离经叛道者和反传统者的代名词。人们对它们的这种理解和看法的不断变化和重复，加上人生经验的不断积累，便对狂人和疯子有了一些基本的、固定的社会文化角度的解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观念，并深深地印刻在心理结构之中。可以说，人类对疯子或狂人的理解具有某种超个性的共同的心理基础，它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原型。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不同的原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