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这是发生在三四十年前那个荒诞时期的真实而又离奇的故事。一位年轻的风华正茂意气奋发的大学生，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中，不但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分子，还被下放到了远离城市的偏僻小县里的偏僻山村，开始了他充满辛酸极其艰难然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另类人生，先后有两个山里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使他不但根除了难言之隐，品尝了男女之间的欢愉，还得到了最可宝贵的人间真情：最后，她的初恋情人也终于找到了他毛樱桃。
在关中平原的西头，有个名叫林由的山区小县。它北靠甘肃的灵台，南接陕西的岐山凤翔，向西又与陕西的千阳相邻。群山连绵，地广人稀，草木丰茂，野果丛生，风景宜人，气候清新，交通虽然闭塞，民风着实淳朴。更有野兽出没山中，常有恶兽伤人的故事传到山外，使那些对林由抱有神秘之感的人更多了一层畏惧。有人把这里叫做穷乡僻壤，另有人却称这里为世外桃源。叫穷乡僻壤确实如此，称世外桃源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远点的且不必提，你不见近百多年来，战争匪乱使山外的多少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八年抗战时期小日本的飞机把炸弹都扔到了西府重镇古城宝鸡，而林由却几无殃及，看都没有看到。解放前夕，国民党眼见支撑不了几天了，胡宗南部队驻扎在林由县城一个连的残兵败将夜夜闻听山外岐宝凤一带传来的隆隆炮声而坐卧不宁，惊慌失措，甚至连撒尿都不敢出门。战事完毕半月有余，他们才得到消息：惊天动地的扶眉战役结束了，国民党胡宗南垮了，共产党彭德怀胜了。彭大将军带着百万大军西进兰州，去收拾曾经残害过西路军的马匪军去了，只派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来解放林由，现在已过八盘岭，不几天就要到县城了。平时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军连长听后吓得面如土色，屁滚尿流，带着一个大老婆两个小老婆还有三个碎儿子连夜朝灵台方向逃去，准备投奔宁夏马家军，半路上却教王中领导的游击队逮了个正着。平日里受惯了欺压的兵丁们像是卸了笼头的野驴，放开手脚将连部的东西哄抢一空，把枪一扔，抱头鼠窜。另有一些早就有意弃暗投明的兵士请人书写了 “欢迎解放大军人城”的横幅，昼夜守候在清水河畔。
林由虽然偏远，但并非蛮荒之地。县城西关，有个九成宫，乃唐代所建，其碑文为唐玄宗李隆基所书，而最为赫赫有名的要数欧阳询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据传，国民党那位草包将军胡宗南在1946年间曾游过一次鳞游，称这里是三避胜地。哪三避？ “避署避乱避荒也！ ”胡将军如是说。
他是谁？
在林由西南部，有一条通连山外的公路叫眉林公路。在眉林公路刚进人林由地界，你会看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在公路边上那块被风镑雨蚀得破烂不堪的站牌上’隐约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两个字“永平”。先人们给村子取名儿的时候，大概是图个“永久平安”的意思吧。这个吉利的名字虽然未给后人带来人财两旺，金玉满堂，但这里却实实在在地平和安康了几辈辈人。
离汽车站牌不远处，也就是村子最南端的公路旁边，靠山脚孤伶伶盖有一间低矮的茅草屋，茅屋里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穿戴打扮像个工农干部，言谈举止又是知识分子模样，但却从不见有谁去他那儿讨教学问，也没见过哪个队干部去向他请示汇报工作。相反，倒是他见人多要打躬作揖，点头哈腰。每天天不亮，他便会早早起来，穿着背心，套上短裤走出茅屋，沿着河边的沙石公路一溜烟朝前跑去。步子不大，速度也慢，但沉重而稳健，悠然而潇洒。偶尔才能碰到一两只野狗，三五个人，野狗会给他摇头摆尾，人却都不给他打呼，有的甚至还会对着他的背影恶狠狠地吐一 口唾沫。他一直跑到岐山和林由两县交界的界河桥上停步，转身往回走，一边漫步，一边还在嘴里叽哩咕噜地念叨着什么。有时候念叨的是谁也听不懂的“洋话”，有时候用普通话高声朗诵的却是当下最流行的文章--伟大领袖的“老三篇”：“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声音洪亮，字正腔圆，感觉比县广播站那个老念错别字的男播音员还要强上好多倍呢。因此有人就喊：“干脆你去把那个怂给换了算了 ！ ”在嘴不闲着的同时，他还会做着各式各样在山里人看来非常稀奇古怪的动作，然后回屋子，洗脸，刷牙。山里人一来因为缺水，二来也确实不知道讲卫生和刷牙有什么关系，顶看不惯的就是他这项工作了。
“干啥呢？ ”他们问。
“刷牙。”
“刷牙有啥用？ ”
‘‘讲卫生呗。”
“这也叫讲卫生？ ”
“能哩。”
‘能个球呢！咋不见你把沟子也唰一唰呢？
‘你？ ”他瞪起了眼。
‘咋？想打架？ ”对方的眼睛瞪得像牛眼。
他还能咋？只好低了头。
这一切都干完了，他才穿上那件一年四季不离身上的上衣--一件因浆洗次数太多已经发了白的学生蓝制服，扛上劳动工具，或镢，或锄，或耙，或铣，向河湾那棵挂了半截钢轨的老槐树下走去。他总是第一个到的。
他姓甚名谁？他又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老右”
他叫齐越。他来这儿有十多年了，村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却不常叫。前几年都喊他“小齐”，这些年渐渐都叫他“老齐”了。村上有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当面笑嘻嘻地叫他“老齐”，背过身却要吐一 口唾沫：“呸！ 一个老右！ ”
有心眼坏点的欺负他老实，还要在地里劳动时揭他的伤疤：
“我说齐越啊，你一定是犯了男女作风乱搞女人了或者经济错误了，要不怎么大学毕业不几天就能被人家给戴上老右的帽子？ ”
每每碰到这情形，齐越就胀红了脸，气呼呼地说：‘我没有犯错误！我没有犯错误！我没有……”
“你没有犯错误？哄儿子去吧！没有犯错误，你从省城跑到我们这穷山沟干什么来了？没有犯错误你咋不在研究所里呆着过你的舒服日子，却跑到我们这穷山僻壤吃苦受累，你脑子有毛病还是咋？该不会是在城里讨不到老婆了吧？ ”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说呀？你说呀？ ”许多人在起哄。
“我不知道为什么。”齐越的头垂得更低了，“我确实不知道。”不知是有意识还是咋的，他把“确实”这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却知道往咱们这里跑，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哈哈哈哈”
一阵大笑轰然而起。齐越便在人们的戏弄和满足的笑声中一溜烟跑走了。社员们都以为齐越做贼心虚，不敢说实话。实际上，齐越本人确实不大清楚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怎么戴到他头上的，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从省城的科研单位“运动”到这个偏僻小县的……他最多也只是那场运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受害者而已。
“帽子”是这么戴上的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被人们后来称为戴“帽子”的以广大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反右”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在省植物研究所里，戴“帽子”“运动会”都开了快半个月了，竟没能“运动”
出一个右派分子来，那顶不花钱的“黑帽子”自然没派上用场。所长、书记一连给主管局汇报了好几次，反复申明植物所人人皆善，这顶帽子实在找不到主儿，还是请上级收回为妥。但每每都是碰个大钉子回来。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听汇报的刘局长秃了顶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我不信！我根本不相信！你们那么大个研究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连个右派分子都‘运动’不出来？”他用力敲了一下桌子说，“你们回去一定要进行再动员再教育，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一定要把反右运动引向深人，务必要出成果，务必要给我‘运动’出一个来！ ”
所长、书记面面相觑，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遵照局领导的指示，他们回来后马上夜以继日地召开“运动会”抓紧“运动”。可是，说来也怪，“运动”来“运动”去，一连过了好几天，第三天的“运动会”都快开到夜里十二点了，还没有什么成果。
突然，那位从南方来的面容黑瘦向来沉默寡言名叫杨兆祥的技术员开了口。
“咱这‘运动会’都开了许多次了，却很少见到齐越的影子。这种无声的抵制恐怕比发牢骚说怪话更可怕。大家说说看，这不是现成的右派分子是什么？ ”
虽然他对齐越存有偏见又眼红又妒忌又不服气整个植物所尽人皆知，然而，大家觉得他的这句话却说得人情人理恰到好处。
可不是吗？齐越也确实有点不像话了，自从农大毕业分来之后，不是上山下乡搞调查，就是泡在实验室里搞实验，再不就是抱着那些大部头的权威论着啃个不休，谁也没见过他对领袖着作党报党刊有多少兴趣，就连这一阵报纸上火药味十足的文章都懒得瞧一眼。
别人批评他，他还蛮有理“领导掌握方向盘，咱们专心搞科研，这叫各守其份，各负其责。懂吗？”反右运动开始后，关系好点的同事给他敲警钟道“小齐呀，留点神吧，这‘右派分子’的帽子要是戴在头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谁知他却不屑一顾：“别的我不懂，但我知道光喊那些空洞的口号社会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再说了，我这个人出身干净，工作干得好好的，又没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帽子为啥给我戴？胡扯淡！ ”竟不理会朋友们的忠告，依然我行我素。
也是事有凑巧。恰好这天晚上齐越因在朋友家多吃了一碗羊肉泡馍患了急性胃肠炎躺在宿舍未到会，于是划他为“右派分子”的决议便获得了空前一致的通过--只要主管局一批，那顶令人望而生畏的“帽子”便会戴在他的头上。
文字报告马上起草，第二天一大早便由书记亲自送了上去。可不到半小时他便回到了所长办公室。
“批了？ ”所长瞪大眼睛问。
“没批，给退回来了。”书记愁眉苦脸。
“为什么？ ”
“局里说光报个名单不行，还得有事实--就是齐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和行动。”
所长一下子傻了眼。光报名单不报事实是他自以为得计的既能完成任务又不伤人太重的高招，谁知却被上级给识破了，这可咋办？
如果真的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右派分子这顶大帽子戴在齐越头上，那小伙子这一辈子恐怕就彻底完蛋了。
“国家解放没几年，各项建设才刚刚起步，正是用人之际，不能毁了他呀。”所长叹息一声。他眨了眨眼睛对书记说，“小周呀，你能不能再给上边做做工作，干脆把咱们这顶帽子指标让给动物所算啦，听说他们那里帽子都不够用呢。”
“说啦！ ”书记为难地摇摇头，“我说了好几次，可刘局长坚决不干，他说要是完不成任务就对你我党纪处分！ ”
“……”两个人同时长叹一口气，谁也不说一句话。
所长是个“三八式”的干部，曾在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里当过营长，因为在扶眉战役中为救士兵腿上负了伤才脱下军装来到这座城市，当上了植物所的所长。平常，他小事情根本不闻不问，都由书记全权处理，只是遇有重大事项他才亲自出马。书记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不但年龄比所长小一轮，而且也没有所长那么过硬的出身和响当当的光荣历史，便把所长当英雄当长者般尊重。前几年，老所长把舵，他跑龙套，虽然累点，倒也得心应手。自从“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他那长得白净清瘦随和的脸上便从未出现过笑容。
这会儿，他见所长极其少见地陷人了沉思，连手里捏着的烟卷熄了火都没发现，忙划了一根火柴给他点上。所长猛吸一 口，又从两个黑鼻孔里迅速喷出，站起身一拳砸在桌子上。
“操他娘的！ ”
他用手一指书记，就如战场上发布冲锋的命令一样厉声吼道：
“小周，你给局里重新写个报告，那顶帽子我戴啦！就说我对这次戴帽子运动意见大，有抵制！ ”他觉得非常想不通，“妈拉个巴子，什么样的硬仗、恶仗老子没碰到过，可从来没这么窝囊！ ”
他见书记吃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嘴里一个劲地说“这使不得这使不得”，便一下子来了气：“你给我少罗嗦，马上写！就说我是个大右派，让他们把那顶黑帽子戴在我头上好了 ！老子投身革命出生人死，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还怕个啥？ ”
一直喝墨水长大的书记仰面看着所长，看着这位来自胶东农村的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人死身上还留着日本人和国民党的七块弹片的英雄，泪水盈盈，心潮奔涌，手中的笔颤抖不已，迟迟不能落下……后来，老所长自己要求戴帽子的报告虽然送到了局里，但帽子还是戴在了齐越的头上。周书记还因为“企图把革命功臣打成右派分子”而被上边给狠狠地批了一通，要不是他转弯转得快，检讨做得又及时又深刻，恐怕早上批斗会了。老所长表示自己对如今的“革命”一窍不通，写了个长假报告就回了老家，这一休便是好几年。周书记呢，虽然很万幸地没被戴上什么帽子，书记却是当不成了，他除了被吓得出了几身冷汗之外，终究还是背了个处分下到了科室，一心一意搞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右派分子和樱桃姑娘的第次恋情多年的劳动锻炼和改造，齐越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仅如此，他还成了队里的一个庄稼把式，村里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夸他的。但让村里人奇怪的是，他都过了而立之年了，对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儿好像一点都不懂，一点都不急。村里有个俊秀姑娘名唤樱桃，暗暗喜欢上了齐越，几次拐弯抹角地表白，齐越起初昏然不觉，知道后又躲躲闪闪推三推四。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不幸了，说什么也不能再把这不幸带给别人。所以，面对樱桃火辣辣的眼睛和滚烫的心，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样子。樱桃既不着急，也不气细，还是一个劲儿向齐越献媚、讨好，抢着给他做饭，扯着衣服给他洗，样样农活帮着他干，生产队给齐越规定的定额他总能超额完成，多半是由于樱桃的大力相助。正像俗话说的那样，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正应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古训，齐越那颗冰冷的心终于被樱桃的大胆和深情所打动，一连几夜捂着被子流眼泪，偷偷与樱桃在野地里搂抱在一起又咬又啃又揣又摸，并发誓要相爱一辈子！那阵子，齐越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呀。他甚至认为樱桃是上天专门派来安慰他补偿他的，他认为这世界并没有完。“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他不无得意地想。
然而好景不长，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有点高兴得太早了，他太天真太幼稚了。他就像一个理想主义者，根本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是多么的残酷无情捉摸不定。说得再明白一点，是他根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目前的生存环境和自己的低贱地位。在此之前，他甚至认为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无非是现在的自己多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无非是从城里来到了乡下而已。说真的，他还真没有把这顶黑帽子当回事，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一顶看不见摸不着的黑帽子，使他的身份地位和他的一切发生了不可逆转惨不忍睹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