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披露了“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只占全部中国人口的5％。读书习惯离人们渐行渐远了。与前几次调查相比，人们认同“读书越来越重要”的比例，降低到1999年首次调查以来的最低点。在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读书4．5本；与前几次调查相比，读书率呈下降趋势，1999年阅读率为60．4％，2001年为54．2％。2005年为48．7％，国民图书阅读率已连续6年下降。
说到领导干部不读书的缘由，有人会不无调侃地告诉你：“领导多忙呀，哪有时间读书啊？”这话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领导不同于一般人，二是领导从来都是很忙的，三是读书不在领导忙的范围。概言之，即领导自然要有比读书学习更紧要的事情要做要忙。论当领导，毛主席当然是中国最大的官；论做事忙，毛主席自然也是为国操劳、日理万机。但毛主席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毛主席终生以书为友、与书为伴，强忍父亲的责打也要偷着看书，没有书就是徒步数里地也要借来一读，眼睛不好看不了书就叫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眼前毛主席的“读书人”形象，无疑是现在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
读书、学习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对领导者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康熙能成为“千古一帝”，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就是他的求知欲望与勤奋治学。他不爱美人爱读书，五更就起床苦读，夜里读书也常常熬夜。不仅使历史上许多庸碌懒惰的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专为科举考试而读圣贤书的汉族士人相形见绌。多年的苦读精修，不断完善了康熙的治国思想。
培根说过：“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多读一些书，对于提升领导力、提高领导绩效有好处。没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领导人格。马克思是读书人，恩格斯是读书人，列宁是读书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叱咤风云的革命家都是读书人。
《纽约时报》载文(《参考消息》2001年3月16日转)美国开国迄今43任总统中，有22位是爱书人，其爱书的程度，恰与其治国的出色程度成正比。就藏书量而言，老罗斯福达15000册，杰斐逊7000册，菲尔莫干4000册，华盛顿1000册……克林顿书多得在白宫都难找地方安置。他聚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满足阅读的胃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届总统中，奥巴马可能是最爱读书的，而且读的书也的确很多。从他自传广博的知识和优雅流畅的语言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阅读是非常丰富的。美国媒体也认为，他是美国很长时间以来难得一见的“有文化的总统”。2009年暑假，奥巴马来到马萨诸塞卅I玛莎葡萄园岛，尽管只是一个短暂的暑假，但他制订了详细的读书计划。按照计划，他必须每天阅读300页以上，才有可能顺利完成阅读任务。在这次假期中，奥巴马携5本书，包括历史、环境与推理小说，总计约2300页。
除了度假期间爱看书，奥巴马每天晚饭后，等孩子去睡觉了，总要抽出半小时来看小说。美国人喜欢列清单，面对奥巴马的孜孜不倦，一家名为巴诺的书店专门列出了一个“奥巴马书单”。从这份书单上看，奥巴马看过的书包括历史和传记，如《美国历史的反讽》、《罗斯福传》、《和而不同》，也包括很多文学作品，如《土生子》、《所罗门之歌》、《金色笔记本》、《莎士比亚全集》、《圣经》、《白鲸》等。
温总理曾在2003年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专访时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温总理说过：“我非常希望提倡全民读书。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
多学习、多读书、读好书，能让人静心、淡泊、明智。书读多了，知识多了，境界就会相应提高，凡事看得开、想得开，心胸宽阔，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名利观……一句话，读书能让领导者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
位子是干出来的，不是跑出来的
社会上流传着“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顺口溜。每到逢年过节，基层公款“跑”官之风最盛，一些地方把“给领导送温暖”当作了头等大事。当然，“跑”官之旅的费用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有人说：“公开不如胡来，公正不如进贡，公平不如官评。”
有一则消息，讲的是四川农民杜太平，因为在北京冒充“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局长”，竟然把时任四川省犍为县的县委书记忽悠了，结果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杜太平只是四川省仪陇县新政镇大东村的一个农民，他怎么能够把县委书记玩弄于股掌之间呢？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某些领导干部想要找靠山、寻求升迁门路的心理。有些干部认为，自己想要得到提拔重用，上面没有人是万万不行的。他们往往苦于想要送礼都找不到门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杜太平出现了，那些人就好像遇到了救星一样，怎么能不如蝇附膻、趋之若鹜呢？2003年，他一次就骗得时任四川省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已判刑)人民币47万多元。
在官本位思想泛滥成灾的今天，一些人为了升官达到了变态、疯狂的程度。河南南阳国税局干部邓军因为痴信和处女发生关系可以升官，而且是越多越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奸污17名16岁以下少女。尤其令人骇异的是：他的犯罪行为后来发展为团伙作案，除他本人之外，其余犯罪嫌疑人，包括和他接触最频繁的人，基本都是16岁以下的少女--而她们又是最初的受害者。“破处见红”与职位升迁之间本来没有任何关系，黄色网站的说法自然是无稽之谈，但邓军却视为秘籍，不惜残害那么多无辜的少女。其结果，不仅升官梦彻底破灭，而且沦为十恶不赦的罪犯。
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升官呢？如果我们听一听一些贪官的“肺腑之言”，就知道原因了。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能管得着的了。”胡长清则说：“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进了牛圈，天马行空，来去自由。”江苏省宿迁市原市委书记、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曾鸿翔甚至如此狂言：当上县级干部后，只要不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干！当然，一些体制上的缺陷也使这些贪官有恃无恐。
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结果，使“官本位”思想在国人的思维意识中根深蒂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对官位加以神秘化和偶像化，把官位高低、权力大小作为衡量自身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将其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第一杠杆和唯一取向。官场中的一些人对谋取官位使出浑身解数，上演了一幕幕谋官“丑剧”。
有的干部，在追逐权力上施展的种种招数常常使领导眼花缭乱：
媚。他们专在领导身上动脑筋、用心计，花言巧语，吹吹拍拍，专说悦耳话，善寻痒处挠。
恭。他们在领导面前表现得温良恭顺，盲目吹捧领导决策正确、思路清晰；曲意逢迎，恭维领导有水平、有能力。
投。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卑鄙的官欲，一味地讨好领导，精心揣摩领导的心理，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博取领导的欢心。
送。他们千方百计和领导套近乎，慷慨地进行“感情投资”。他们的“投资”理念是“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与其普遍撒网，不如重点捉鱼”。更有“精明”者，经常把单位的财物向领导家中转移，既不用自己掏腰包，又与领导建立了深厚感情。这样，循序渐进、日积月累，领导者必然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投资者还少得了加官晋爵、揽权发财的机会吗？
还有些人把“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作为自己的仕途升迁秘诀。他们四处奔波，为提高自己的职务、级别、待遇，想方设法找门路、托关系。更有甚者，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搞非法活动拉选票、买选票。曾被新闻媒体披露的一些贿选事件，就是例证。
在众多的谋官者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官方式颇受青睐，可以说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捷径。因此，在当前“拿钱开路”对那些想走捷径升迁的干部们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奇闻了。海南省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招德在当地卖官还卖出了“诚信”。工商系统内部的人说，只要你舍得“送宝”，马局长就会“论钱行事”，决不让你吃亏。吴某送了20万元后，马将吴任命为海口市工商局下属的分局任副局长；叶某进贡15万元，马就将叶调任海口市保税区工商局做负责人。琼海市工商局原局长林某献上人民币5万元和港币l万元很快就被提拔为省工商局经检总队副总队长(副处级)；白沙县工商局原局长符某来个“中美结合”：人民币2万元、美元1万元，也顺利升迁为省工商局商标广告处助理调研员(副处级)。据统计，马招德在担任省工商局局长期间有8人向其进贡近50万元，结果这8人全部拿捏到了马的命门，也就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提拔或重用。
作为人民选出来的官员，应当对权力的实质主体，也就是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关于这一点，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就已明确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党遵循的行为宗旨和权力运行的价值取向。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是我党的立党之本和执政基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是“以民为本”。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那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升迁工具的官员，往往是“带病提拔”或“带病在岗”的官员。从干部任选的标准看，这种无为人民服务之心的人，不仅没有资格继续为官，而且也根本配不上“共产党员”的称号。组织部门在选任干部时应对这类只会看领导眼色，领会领导意图、阿谀奉承，满嘴涂蜜、只会鞍前马后伺候领导的人提高警惕。
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不在上官眼底做工夫
在今天官场上，下级对上级、特别是对一把手真诚的“诤言”、“谏言”已十分稀缺，阿谀奉承在不经意间已然成风。有些领导者在他们的上级面前，言辞、行为、表情、动作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二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卑微”。阿谀之风也反映到各个方面，如对领导活动的报道中，阿谀之风亦浸润甚深，滥词媚词多且烂。例如，“昕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高见，高见，您的决策太英明了！”、“您真是运筹帷幄、大手笔啊！”、“有您这样的领导，真是我们的福分！”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领导者的整体形象。
有一个年轻的阿谀者，到处阿谀奉承别人，以此度日。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教导他：“年轻人，不要老是这样混下去，阿谀奉承挣不到饭吃。要学点真本领，才能立足，才能创业，才能发展。”阿谀者点头称是，并说：“要像您老人家一样有本事，人人尊敬，德高望重，多好呀。”老人闻谀大悦，力留阿谀者进餐。
阿谀之风不仅仅只是领导者的形象问题、人格问题，而是关系到官场风气、公共利益、公共绩效乃至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问题。《尹文子》载：周宣王酷爱射箭，他用的那把弓非常普通，只用三石力气就能拉开。可周围的人都奉承他力气过人，搞得他忘乎所以，不知几斤几两。一天，他命令他的侍卫们试试他用的那把弓，侍卫们都装着只能拉开一半就拉不动了，异口同声地夸赞道：“这真是一把世上少有的硬弓，起码也要用九石力气才能拉开；除了大王，谁有力气能拉开这把弓呢？”周宣王开心极了。他一直到死都以为自己拉的弓是九石硬弓，自己是了不得的射箭高手。
谀上媚上，古今皆然。阿谀历来为古今中外官场之一大恶习，这也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明人吕坤说：“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彀阿。”就是说，古时候的官吏，主要关心的是民众的疾苦；当今的官吏，主要是做样子给上司看。古时候的官吏崇尚正直清廉，当今的官吏竞相阿谀媚上。
今天，在一些领导者群体中，恭维、谄媚、讨好的表情反复上演，十分抢眼。在一定的体制、情境中，此风更甚。至于“是！是！是！”、
“好！好！好！”、“对！对！对！”之类的话语，更是极为习常。当然，阿谀奉承之人常常并不是出于内在由衷地对于上峰的臣服，而是出于一种讨好，急于表现自己“忠诚”之类。这当中，又有两种不同：一种是出于纯粹的表演，是一种讨好和迷惑上司的“行为艺术”；另一种是以此营利。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些才气平庸、干事不力的人却因“好谀”而平步青云。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在被告席上，杜保乾仍摆出作报告的姿态进行“表演”，向杜保乾行贿、被传来作证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听了杜的“演讲”，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杜保乾继父去世，县乡两级机构几乎停止运转，干部们争先恐后到杜家去“吊孝”。一个想升副县职的干部，在杜老大人的灵前呼父叫爹、悲恸欲绝，旁边人劝不住，拉不起。杜保乾用脚狠狠地踢了他两下说：“算啦，我知道啦，起来吧。”至此，这位“孝子”才收住两行热泪。事后，这位认权作父的“孝子”因哭功卓越，被提拔为常务副县长。
历朝历代，阿谀为甚、官员人格普遍低下而导致国家衰败的事情实在是不胜枚举，教训深刻不已。《吕氏春秋》记载，鲁昭公丧失国家逃奔齐国，在谈到自身失败原因时对景公这样说：“谄我者甚众。譬之犹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叶，秋风～至，根且拔矣。”
鲁昭公对景公说，自己当政时献媚奉承的人十分多。好比秋天的蓬草，草根孤单而枝叶茂密，秋风一到，根子就拔出来了。今天也是如此。凡是阿谀之风强甚的地方，一定风气不正，那地方也不可能真正管理好。
今日之“官场”，是为人民服务的场所而非旧日之皇家朝廷；今日之领导者，是为公众谋利的公共管理者而非旧官吏，因此更应该革故鼎新，坚决荡涤阿谀之风、媚上习性，恪守真理，实事求是，还官场以清正气象、树官场之尚正之风。作为领导干部，听信阿谀之言，是非颠倒，到头来，没有不带来祸患的。因此，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拒斥阿谀之言。
百姓可以“作秀”，领导要谨慎“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