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每个中国作家都面临当时延安作家的任务，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所作的报告将文艺的改造问题置于显要的地位：“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
①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文坛，“看上去和革命政治路线斗争的结果非常相似：都是本土派对洋派、乡村派对城市派取得了胜利。差不多所有来自国统区、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家，都失去了文学上的活动，他们的思想感情需要改造，他们的文学语言、表现手法也很不适当，相反，大批来自解放区、以乡村民间文化为依托、长期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则焕发了才华，他们如鱼得水，为新中国文学贡献出一部部有经典意义的作品”
②《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写了一对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的典型”的年轻夫妇，丈夫李克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妻子张同志，出身贫农，他们在艰苦的战斗环境里相识相爱，夫妻关系十分融洽，而进城后，那高楼大厦、丝织窗帘、有花的地毯、沙发、霓虹灯和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音乐等等，对李克来说“是那样的熟悉、调和”，都对他“发出了强烈的诱惑”；同时又感到妻子的“固执”、“狭隘”和“土气十足”，乃至彼此间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妻子张同志思想上对城市中还存在着的丑恶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城市如何被乡村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城市审美政治化的问题。解放后“我”进京，“我”对城市生活是如鱼得水，而妻子却处处看不惯城市生活，不满意“我”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立志改造城市；两人审美观上的分歧在城市生活中也表现了出来。“我”熟悉大城市，进城后感到城市生活惬意，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而出身农村的妻子却不适应大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有着敏锐的反感，总想“好好儿改造一下”，但这种“改造”又显得急躁而生硬。比如妻子看不惯城市里的女人“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像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镜子来照半天！”妻子看不惯城市人的做派和衣着打扮，她以狭隘的乡村经验审视着城市文明，她作为到城市里的乡村干部来领导城市，她不能理解城市，认识城市，并抑制城市，以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乡村意识来改造城市，刻意追求城市农村化。
而“我”看妻子的衣着打扮也不顺眼，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别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檐直压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最后承认“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和工农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感情上，还有一定的距离，旧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仍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甚至是不自觉的”。
《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到底是妻子改造了丈夫，还是丈夫改造了妻子呢？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乡村改造城市的命题。毛泽东在“农村包围城市”中取得革命的胜利，并把这个方针从军事转移到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对毛泽东来说，城市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革命的舞台，而是由外国势力占据的场所。这就培养了一种对城市的强烈的偏见情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强烈的农民意识：城市意味着异己势力，而农村则意味着家乡。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疑虑，即城市是外国资产阶级思想道德以及社会腐化现象的来源和泛滥场所，即使外国人从这座城市里移居出去了，这种疑虑也还长期存在。”
①如果是丈夫改造了妻子，这说明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的改造，这在当时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萧也牧说：“写《我们夫妇之间》的原来企图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她爱憎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这个人物就是小说中的张同志。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
②这篇小说较早地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接管城市时，他们头脑中存留的根深蒂固的乡村意识使他们排拒城市文明。用乡村经验抑制城市欲望。“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剔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因素。而随着城市“精神状态”的消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的活力、独特的洞察力、创造性的焦虑和批判精神，尽管它以农村题材为主流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场地和更大的“积极性”。“感时忧国精神”被那种对祖国和人民的吹捧所取代。”
③《我们夫妇之间》鲜明地表现了革命者从乡村抵达城市之后所面临的城市问题。李克他原来生活在城市，他来到城市以后，他所面对的是过去城市经验的复活，而作为他的妻子张同志，她适应了农村的贫困与苦难的生活，她来到城市以后，不能理解现代化城市的合法化存在的问题，这直接构成了对现代化工业、农业等经济建设问题的阻碍，城市的审美政治化了，其实，城市早已发生了变化。茅盾曾经对城市做了生动的描述。1933年5月，茅盾在《申报月刊》第2卷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都市文学》的文章，对新感觉为代表的都市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消费和享乐是我们的都市文学的主要色调。”认为当时的都市文学，“大多数的人物是有闲阶级的消费者、阔少爷、大学生，以至流浪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物活动的场所是咖啡店、电影院、公园；跳舞场的爵士音乐代替了码头上的忙碌”。茅盾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我们有许多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的题材多半是咖啡馆里青年男女的浪漫史，亭子间里失业知识分子的悲哀牢骚，公园里林阴下长椅子上的绵绵情话；没有那都市大动脉的机械！”他认为“都市里的人们生活在机械的速和的漩涡中”。
①茅等作家就写城市的“力”与“美”。总之，《我们夫妇之间》“通过妻子，一个工农干部的眼睛，看到并批判了城市文化与市民心理中残存着的不健康的东西——诸如城市生活中的浮嚣、奢华，以及市民心理的自私、卑琐。妻子的观察、感觉和理解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刚刚获得解放的城市的确残存着好多旧城市文化的成分。但小说中的妻子似乎过多留恋于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与文化氛围，对城市的文化生态有一种先天的厌恶心理。在她的目光和心理中，城市处处充满邪恶的诱惑，稍有不慎，便会使你坠入深渊，难以自拔。显然，这种认识带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当中国过去的革命历史铸成了乡村“革命发源地”的历史地位之后，乡村的简朴、贫困、穷苦、辛劳……便都成为先进思想的保障；相反，城市的商业气氛、拜金主义以及种种享乐场所则是滋生腐朽思想的温床”。
②这样，代表乡村意识的妻子就击溃了城市文化的包围，并改造了城市。其实，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传统文明文化与现代文明文化的对立，并不存在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城市市民中有不健康的东西，农民也有落后愚昧的思想残留。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夫妇之间》表现了革命者从农村、山区到达城市之后所面临的生存困惑。“对于男主人公而言，他所面对的是既有城市经验的复活，对于女主人公而言，她面对的是如何适应新环境中的日常生活规则，总的来看，则是发源于乡村的革命如何面对现代化的城市问题。
作为适应了贫困、苦难、节俭、单调、单面人的生活的革命它如何面对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同时也是未来的东西呢？从日后革命的实际情况看，革命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当代生活合法存在问题的，它面对当代丰裕的物质景观时，常常回到它的现代性的观念上去，把对物质的蔑视态度当成应然的态度，这种态度直接构成了对现代化工业、农业等经济建设问题的阻碍。”
③《我们夫妇之间》在发表之后受到严厉的批判。1951年6月《人民日报》公开指出萧也牧的“错误倾向”。如认为“美化、歌颂了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歪曲了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政策，散布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情调等。
其实，这篇小说提出了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相背离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因是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无疑渗透着浓浓的政治文化因素。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之而凸显出来。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小说从审美浪漫主义转化为革命浪漫主义，走的是城市小说的审美选择政治化的道路。
四、“城市乡村化”的审美观念
“城市乡村化”的审美观念首先来自“乡土中国”的独特的文化理念与人文精神。在现代乡村城市化的趋势形成之前还存在一段时期的“城市乡村化”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①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后写了一本着名的小册子《乡土中国》，“从此以后“乡土中国”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描述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获得了称谓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乡土中国”的国度里，每一个人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许三代以上就是农民，这种乡土血缘注定了中国作家文本中的乡土性。而且，“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想象力、乡土情怀和审美理想等形成一种独特的“乡土文本”，它自身所具有的宏大、深厚、稳定的叙述规约和限制着作家的叙述。从现在从事写作的几代作家来看，由城市提供叙述与诗情的作家是很少的，大部分作家仍是从乡土中来获取写作资源与写作经验。”
②这种乡村经验抑制着作家的城市经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有许多同志，“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城市乡村化”这种思想在当时到处蔓延着。当时普遍认为写作城市很容易有小资产阶级倾向，坠入资产阶级的情感，滋生不良的思想。陈涌说：“有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思想或者创作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已经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他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出不健康的倾向”的小说。
①冯雪峰列举了反感作者的理由：“第一，我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例如《我们夫妇之间》，作者对于女主人公——女工人干部张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从头到尾都是在玩弄她！写到她的高贵的品质，也抱一种玩弄的态度；写到她的缺点，更不惜加以歪曲，以满足他玩弄的“高等华人”式的欣赏的趣味。特别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我都感觉不到一点作者对自己的这个女主人公的爱和热情来！然而这个女主人公却是一个革命的工人，而且是战斗多年的干部，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作者所要肯定的人。”
②冯雪峰认为《我们夫妇之间》那些“平凡生活”的描写，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他反对这种玩世主义。丁玲也对这种思想抱反对的态度，她说：“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了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而大发讨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
①丁玲还说：“什么是小市民低级趣味？就是他们喜欢把一切严肃的问题，都给它趣味化，一切严肃的、政治的、思想的问题，都被他们在轻轻松松嬉皮笑脸中取消了。他们对一切新鲜事物感受倒是敏快的。不过不管是怎样新的事物，他们都一视同仁地化在他们那个旧趣味的炉子里了。”
②作为作家，对城市和乡村或褒或贬，诉说城乡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但主要是自然的表征，比如“相对于乡村低矮的农舍，宽广的土地，松散、破败、肮脏的庭院，以及静寂的气氛和人们悠闲的生活节奏——乡村如同一位柔弱的女性；城市却以其雄性的刚毅、粗犷显示着自己的存在：高耸的大楼魔方般地排列组合，干净、整洁、富丽、华贵。人口密集，土地匮乏，空间狭小。各种交通工具在宽阔、平坦的马路上飞驰。全开放的玻璃墙向人们显示着建筑使用者的坦荡与自信。城市没有夜晚，时间在分分秒秒的计算中流失，并逼杀着每一位城中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