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第一所艺术师范学院在北京成立，继而一些省、市、地区也成立了相应的艺术师范学院，或在中等师范学校设立了音乐（艺术）班。同时，综合性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艺术）系科也有所增加。这些学校培养出的大批音乐师资在音乐教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80年代后，根据教育部有关幼儿音乐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出版了一套五线谱版的音乐教材。1986年和1988年分别出版发行了全日制小学试用课本《音乐》（1～10册）和全日制初级中学试用课本《音乐》（1～6册）。1987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初审稿）》正式颁布，使原有音乐教材在内容、教法、要求等方面，有了更大的选择性和灵活性。
长期以来，从事中小学及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师资一直不足。为了提供更多合格的音乐师资，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师范音乐教育给予极大关注，广设音乐师范专业学习点，多渠道、多形式办学，使教师学习进修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地对音乐师资的需求。截止到1990年底，全国257所高等师范院校中已有129所设立了音乐教育专业，31所艺术院校中已有22所设立了音乐教育专业。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在80年代蓬勃兴起，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理工学院、兰州大学等曾率先开设了音乐选修课。1986年，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在北京成立。到1990年，我国大多数普通高校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艺术社团活动和艺术讲座，半数以上学校开设了艺术选修课，一些学校还将音乐教育定为必修内容。
三、社会音乐教育
社会的音乐水平体现着人民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程度，也影响着专业音乐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建国后，国家十分重视音乐教育的普及问题，对社会音乐教育给予很大的关注。在音乐界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帮助下，50年来，相继成立了遍布全国的多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机构，音乐普及率大大提高。社会音乐教育主要包括政府主办的社会团体或私人集资兴办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
艺术馆、文化馆主要服务于市民阶层、机关团体和一部分有文化的农民，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这些机构在省、市、县甚至乡镇都有网点，并配有专职音乐干部辅导群众提高音乐文化知识和技能，对普及音乐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少年宫、少年之家、青年宫是为青少年开展校外文化娱乐活动和社会教育而兴办的。一般大中城市都配以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音乐教师，并且经常组织各种音乐教学及演出活动，以满足青少年音乐爱好者的需求。80年代起，各少年宫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音乐辅导活动，促进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广播、电视和音像出版物是重要的社会音乐教育渠道。广大群众通过收听收看收藏各种专题音乐节目和音乐知识讲座，提高了自身的音乐素养和音乐欣赏水平。此外，还出现了由社会团体或个人兴办的业余音乐教育机构，如社会音乐学院、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等，为有一定音乐基础的群众音乐工作者、中小学音乐教师提供了再学习的机会。
）第四节 音乐创作
建国50年来，我国音乐创作的发展状况可分为三个阶段：①蓬勃发展阶段（1949—1956年）；②曲折前进阶段（1957～1976年）；③繁荣创新阶段（1977—1999年）。现将群众歌曲、合唱歌曲、器乐独奏曲和器乐合奏曲诸方面择要介绍如下。
一、群众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是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歌曲大多体现出精神饱满、激昂豪迈的特征，表达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心声，抒发了对祖国锦绣山河的热爱，如王莘的《歌唱祖国》（王莘词）、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一条心》（招司词）、时乐蒙的《歌唱二郎山》（洛水词），罗宗贤、时乐蒙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等等。《歌唱祖国》可谓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见谱8—1）。
许多年轻一代作曲家的作品此时也异彩纷呈，如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石夫的《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宽浮词）、《牧马之歌》（石夫词），罗念一的《叫我们怎么不歌唱》（杨星火词）等，这些都是广大群众耳熟能详的作品。
50年代，作曲家们开始重视民族风格特点的发挥，曾形成一股“开发边疆、开发民间”的潮流，促成了当时“边寨歌曲”的兴盛繁荣。如刘炽编曲的《新疆好》（马寒冰词）、麦丁编曲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范禹词）、罗宗贤编曲的《桂花开放幸福来》（崔永昌词）、苏里坦木拉脱的《向北京致敬》（塔依浦江词）、通福编曲的《敖包相会》（海默词）、李巨川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马寒冰词）、王洛宾的《高高的白杨树底下》（树影词），高如星、孟贵彬的《藏胞歌唱解放军》（洛水词）等。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深入学习、研究及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歌曲创作的领域，拓宽了歌曲创作的道路。
谱8—1 歌唱祖国（图略）
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批反映新中国儿童生活的歌曲，如郑律成的《我们多么幸福》（金帆词）、李群的《快乐的节日》（管桦词）、张文纲的《我们快乐的歌唱》（沙鸥词）、刘守义的《小鸽子》（冷岩词）、陈良的《红领巾之歌》（叶影词）、瞿希贤的《我们是春天的鲜花》（袁水拍词）等，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1954年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同举办了三年来（1949.10.1～1952.10.1）全国群众歌曲评奖活动。据统计，短短三年中，全国发表的歌曲总数在一万首以上，此次活动共评出获奖歌曲114首，其中一等奖9首：《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唱毛泽东》、《我是一个兵》、《王大妈要和平》、《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小鸽子》、《歌唱二郎山》，二等奖43首，三等奖62首。这次评奖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歌曲创作活动。
1958年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等“浮夸风”吹进了歌曲创作领域，造成歌曲创作一度陷入不切实际、公式化、概念化的异常状态。但是，也出现了少数有影响的歌曲，如李焕之的《社会主义好》、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田歌的《草原之夜》、白诚仁的《洞庭鱼米乡》等。1960年，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歌曲创作在曲折中有了新的发展，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向上、建设祖国、歌唱美好新生活等题材的歌曲大量涌现，如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秦咏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田歌的《边疆处处赛江南》、郭颂的《新货郎》、吕其明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其中《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代表了这一时期全国人民不畏艰险、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此外，还产生了不少表现部队建设、军民团结的作品，如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看见你们格外亲》、《马儿啊，你慢些走》，王永泉的《打靶归来》、羊鸣的《我爱祖国的蓝天》等。另外，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作品有：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劫夫、晨耕的《西江月.井冈山》，李劫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等。
1963年开展了关于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讨论。“三化”讨论从总体上说促进了音乐创作的发展。同年8月，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四家单位联合举办“群众歌曲征
谱8—2 我们走在大路上（图略）标”活动，评选出优秀歌曲62首。9月，中国音协向全国推荐革命歌曲8首：《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高举革命大旗》、《学习雷锋好榜样》、《听话要听党的话》、《人人歌唱好八连》、《一条大路在眼前》、《唱支山歌给党听》、《社员都是向阳花》。1964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歌曲》编辑部、《音乐创作》编辑部联合举办近两年“优秀群众歌曲评选”活动，评选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高举革命大旗》、《社员都是向阳花》等26首优秀歌曲。1965年初，《红旗》第三期选登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等13首歌曲，不久全国便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
1966年至1969年期间，“毛主席语录歌”盛行。1969年以后的两年间全国只能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1972年歌曲集《战地新歌》第一集出版，此后一年一集，共出版五集。此一时期，鼓吹极“左”和个人迷信的“革命”歌曲充斥全国，如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以夸张的标语口号式的语调渲染所谓“革命热情”，极尽强加于人之能事。但也有一些诸如《北京颂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回延安》、《红星照我去战斗》、《打起手鼓唱起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等质量较高的优秀抒情歌曲。
1976年，人们从“文革”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歌曲创作得到了新的发展。施光南的《祝酒歌》（韩伟词）、郑秋枫的《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喜悦心情。从此，歌曲创作在体裁、风格上均出现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往歌曲“标准化”、“单一化”的模式受到冲击，多样性是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一大特点。在歌曲的体裁上，抒情歌曲、艺术歌曲、通俗歌曲异军突起，尤其是抒情歌曲，包括影视歌曲的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如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张乃诚的《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刘文金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王立平的《太阳岛上》（秀田等词）、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瞿琮词）、金凤浩的《美丽的心灵》（陈雪帆词）、谷建芬的《那就是我》（晓光词）、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铁源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邬大为、魏宝贵词）、铁源等人的《十五的月亮》（石祥词），吕远、唐诃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秦志钰等词）、施光南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瞿琮词）等。
80年代初，港台“时代曲”迅速风靡中国大陆。其中如《龙的传人》、《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清新活泼，深受群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为大陆音乐家提供了更多可以借鉴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产生了如《军港之夜》（刘诗召曲，马金星词）、《牡丹之歌》（唐诃、吕远曲、乔羽词）、《牧羊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金梭和银梭》（金凤浩曲，李幼容词）、《请到天涯海角来》（徐东蔚曲、郑南词）、《知音》（王酩曲、华而实词）、《小草》（王祖皆、张卓娅曲、向彤、何兆华词）等优秀作品。1986年以后，通俗音乐的发展势不可挡，通俗歌曲比赛频频举办，“通俗唱法”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并称三大唱法。通俗歌曲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谷建芬、王酩、徐沛东、郭峰、苏越等都是大家熟悉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血染的风采》、《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爱的奉献》等等流传甚广。同时，《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西北风”作品轰动一时，大大加速了中国通俗歌曲的发展与繁荣。
这一时期，较为流行并为人们所喜爱的歌曲还有：《说句心里话》（石顺义词、士心曲）、《小白杨》（梁上泉词、士心曲）、《父老乡亲》（石顺义词、王锡仁曲）、《高天流云》（凯传词、刘青曲）、《故乡是北京》（阎肃词、姚明曲）、《祖国永远在我心中》（赵兰词、尚德义曲）、《梅岭三章》（陈毅词，陈鹏年、路行曲）、《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志同词、尚德义曲）、《长城长》（阎肃词、孟庆云曲）、《珠穆郎玛》（李幼容词、藏云飞曲）、《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三峡情》（湛明明、湛泉中词，马骏英曲）、《好日子》（车行词、李昕曲）、《长大后我成了你》（宋青松词、王佑贵曲）、《走进新时代》（蒋开儒词、印青曲）、《太阳和月亮》（杨星火词、阿金曲）、《爱的奉献》（黄奇石词、刘诗召曲）、《弯弯的月亮》（李海鹰词曲）、《山不转水转》（张藜词、刘青曲）、《涛声依旧》（陈小奇词曲）、《中国》（高枫词曲）等。
二、合唱歌曲
纵观50年来合唱创作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五次创作高潮：①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夏“全国音乐周”；②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③1962年第三届“上海之春”及1963年的群众革命歌咏活动、1964年国庆15周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演、1965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30周年的创作演出；④1982年5月至6月第一届北京合唱节；⑤1986年5月至6月第二届北京合唱节及同年12月第五届全国音乐作品（合唱创作）评奖活动。
50年代初期，合唱创作的显著特点是大多采用相对完整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进行改编和创作。这种民族风格的合唱曲久唱不衰，成为合唱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如“东北鲁艺”音乐工作者们创作的歌舞表演大合唱《胜利花开遍地红》，是以“二人转”曲调为基础写成的，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万众欢腾的盛况。麦丁根据云南圭山撒尼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范西词），获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介绍到国外的曲目。瞿希贤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牧歌》（海默词），充分发挥人声的表现力，勾画了一幅辽阔草原的美丽画卷，是中国合唱音乐的佳作。杨嘉仁改编的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新疆维吾尔族民歌，王洛宾记谱译配）虽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到公开批评，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其优美曲调的青睐。《川江船夫号子》、《嘉陵江号子》、《澧水船夫号子》等作品，以合唱的形式再现了人民生活中的集体劳动场面。
1954年，中央歌舞团的“民歌合唱团”将一系列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曲推上了舞台，如《三十里铺》、《红军哥哥回来了》、《信天游》、《兰花花》等。这些作品从改编到演唱，都保持了朴实的民间风格。此后“民歌风”合唱曲的作品数不胜数，如合唱《生产忙》（东北民歌曲调）、《茶山谣》（云南花灯调）、中型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大别山革命民歌）等。《小河淌水》（云南民歌）、《嘎达梅林》（内蒙民歌）、《脚夫调》（陕北民歌）、《亚克西》（吐鲁番民歌）、《采茶灯》（福建民歌）、《你送我一支玫瑰花》（新疆民歌）、《崔咚崔》（湖北民歌）、《对花》（河北民歌）、《了罗山歌》（僮族民歌）等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作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合唱艺术的宝库，也称得上是世界合唱之林的一朵奇葩。
此外，作曲家们创作的一批充满时代感的大型合唱作品极具影响力。这些作品多以歌唱祖国建设和歌颂革命历史为主要内容。多乐章大合唱有：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时乐濛的《长征大合唱》、郑镇玉的《长白山之歌》、马思聪的《淮河大合唱》等。单乐章大合唱有：刘炽的《祖国颂》、刘施任的《祖国颂》、郑律成的《幸福的农庄》等，尤其是乔羽词、刘炽曲的《祖国颂》至今演唱不衰。
“大跃进”年代产生的合唱作品多数质量不高，《幸福河大合唱》与《祖国万岁》堪称这一时期的上乘之作。肖白、王久芳等人创作的《幸福河大合唱》1959年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音乐比赛大合唱一等奖。时乐漾的《祖国万岁》大合唱是一部史诗性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