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这样惹眼的文章标题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想卷入这些是是非非曲曲折折的所谓“80后文学”纷争之中，想想也累，吃饱了寻开心不是我的嗜好。我不想让别人说我也参与进了文坛竞短争长的大军之中，本来写了关于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字就准备收墨，可是又感觉出遗憾，亦是意犹未尽。前几日读明朝无名氏所著《渔樵闲话》，偶尔发现这么一句话，颇有同感：“为利图名如燕雀营巢，争长争短如虎狼竞食”。的确如此，现今文坛上辱骂声不断，正如虎狼相争，目的无非就是唯名利是图。人家古人写了这么好的作品都不想留下名字，看来真是超凡脱俗了，这种淡薄名利的骨风，可谓是大家风范。想了想决定放弃，我本不想争什么名利。而现在，我依然不为什么名利，我只是有些发自内心的话要说，压抑了几日，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这些浅薄的文字，全当作自私的宣泄。
不知道是谁提出了“80后”这么个词汇，好象是作家春树吧，她在北京一家大学座谈时坦言，自己在四年前提出了这个说法。我对“80后”的概念认识不多，不是很清楚“80后”是个嘛玩意儿，只是略有耳闻，我想，“80后”大概就是80年代以后的意思吧，当然有所指了，“80后”成为一种现象，一个商业品牌，一批80年代后的作家的一面旗帜。
无论是怎样的无关紧要，我关注的是“80后”这批作家，具体到人，关注的是他们内在的东西。
近日读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这本书，不禁让我惊愕，我吃惊于编著者的耐心和细心，好像他们对是中的这些少年作家了如指掌，包括他们的心理活动都能熟知无遗。在网络上看到对这本书这样的介绍：《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的酷评文集中，韩寒、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春树等十位“80后”作家被挨个“骂”了个遍，其中郭敬明被批为“文学王国里的小太监”，韩寒被批评为“一把破损的旧钥匙”，春树更被讥讽为“性、谎言和没脑袋。”此书除了对十个少年作家或作品肤浅的分析和批评之外，似乎还有些“文痞”的作风，不但批评了作品，还夹带着些许对他们人身的攻击。像这样对事又对人的针对性很强的言论怎么能谈得上公正呢？
我不会听信一些作者或自称什么“80后著名写手”和什么“80后领军人物”、“著名批评家”等等的对一些优秀作家的攻击言论，我认为那只是练笔的碎墨，不值得一提。
我擦亮自己的眼睛，就是为了正视这些新人文学。
一堆文字垃圾编织成的绣花枕头
看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才知道，它不过就是一本毫无价值的文字垃圾，让人看了后反胃甚至恶心。
这本书被媒体称之为“酷评”，真的不知道“酷评”二字是何意，查了词典也不见踪迹。现今这两字如此风靡，想必是新词汇吧。按照毛里斯？克兰斯顿在《论自由》一书中的说法，界定术语有两种方法，一是设定性的(stipulative)，二是词典性的(lexicographical)。对此评论家李建军在他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指出“‘酷评’的词典性定义是没有的，而设定性的解释似乎也较少见到；它的模模糊糊的被普遍接受的内涵似乎是指一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动机不纯、效果不好的批评。而目前的趋势甚至是，人们往往倾向于把所有尖锐地指出问题和剖析问题的否定性批评，一概不加区别地称之为‘酷评’。这种倾向是有害的，因为它不仅会误导读者，而且很容易挫伤那些有个性负责任的批评家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很不利于形成健康的批评风气。”还有，就“酷”（Cool）这个从国外引进的字，如今已经被演化成现今人们的口头语了。就如网络上如今很流行很时尚的“BT”这个新词语一样，并不是“BitTorrent协议”（使用诸如BitComet的软件就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下载你想要下载的一切东西），起初我还以为“BT”就是“BitTorrent”的简称，可后来发现在不少地方出现的“BT”竟然和“BitTorrent”毫无瓜葛，它的意思为“变态”，是拼音“biantai”的简写。基于此，好多媒体似乎把“酷评”理解为“最好的评论”或者“炫酷的评论”，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权威就无从靠证了。“酷评”似乎比不知羞耻地巴结“领导”还可耻，比丧心病狂地搞腐败还可恶，因为“酷评家”的动机全在“自炒”，而其动作亦纯为“攻击”，总之，“酷评”二字，几乎就意味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和道德弱点，最起码，《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也绝对算不上什么“最好的评论”或者“炫酷的评论”。
如果不是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换成作家出版社出版，那更会让我感到此书臭不可闻。中国戏剧出版社能出什么样的书？我常常见到街头上的一些专供中学生看的“口袋书”，诸如什么“男孩”、“女孩”、“花季”、“心动”的系列丛书，有几家就出自这家出版社，话说明了就没意思了，总之，这家出版社就是现在不少书商或文化公司私自运作图书生意的一大平台，不论什么垃圾书，都少不了这家出版社的名号。
如此依靠这些二渠道书商们供养着的出版社，想必已经是满身铜臭。《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这种书除了满足书商赚钱的野心外，恐怕难以找出它的价值，更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也难怪，这年头被名缰利锁的人多了去了，能在少年作家身上做文章，对于一些书商也好，出版社也好，无疑是一个商机。司马昭之心谁人不知，书商可以给撰写者一些丰厚的金子，再给他们制定出提纲，要炮制出一些这样昧心的文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於人，则制於人，制於人则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禄焉，”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得了好处自然要卖乖了，洋洋洒洒几千字，墨水如唾沫星子般的乱溅，东拉西扯，就是再完美的作品，他们也能挑出一两个不是出来。这样的书自然有市场，热爱少年作家们的读者自然会花钱来看看：我们的偶像或我们喜欢的作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批判他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批判他们，只是觉得就这个书名都了不得，杀气腾腾，无不让人心惊，很容易让我想起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的《十批判书》和前几年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无论从策划选题、书名还是到语调、风格、结构等等都毫无保留地模仿当年《十作家批判书》，这样一本打着“80后批评80后”的牌子作秀的书，不免有点戏剧性色彩。
为什么用“批判”而不用“批评”这个词呢？这大概就是策划者的高明之处了，书名不抢眼怎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用“批判”当然要比用“批评”有力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天下没有完人，鲁迅也有失误。但有人的失误在治学的范围，有人的失误在做人的范围。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误而引起治学的失误。人做错了事或犯下了罪才会被批判，而我们这十个青春健康的少年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犯了什么罪就要接受批判？再说了，即便他们做错了事也不至于批判吧？我担心，如果搁在文革时期，这十个娃娃可就惨了，也许书名也要换了，不叫《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而叫《十少年作家审判书》了！真是让人感觉到人性的圆滑和世故，狡诈和阴险。
真没想到，现在的娃娃作者也有了“批判”的能力。当代文学评论家的著作我看得不少，就是真正的评论家也只是批评，也从未大言不惭地扬言批判。上海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曾经说过：“作为批评家，应当义不容辞地指出次品、废品和赝品，免使它们混淆人们耳目，也为后来的文学史家的研究减少若干多余的材料。当然，这项工作是艰巨和严谨的，不能信口雌黄，指鹿为马。”而商业化的“骂派批评”恰好存在着“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某种缺陷。《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们不仅仅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简直就是胡言乱语，欺骗了读者眼睛。这些作者们在策划者的营运下，在赚了够钱的同时还捞得了“80后批评家”的美名。
该书责编黄海龙说，“《 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以生猛的文风、清醒的文学认识对韩寒、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春树、孙睿、小饭、蒋峰、胡坚、张佳玮等十个“80后”当红作家和作品进行了集中批判。”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文风生猛在哪里，除了如绣花枕头般的文字外，再就是油腔滑调的一大通废话，并且都是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本找不到一丝实质性的东西。清醒的文学认识又在哪里？搞了这么久的文字工作，也出版过不少著作，我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只是凤毛麟角，沧海一粟，且不敢妄言“清醒的文学认识”，真不知道这个`先生说这番话脸红了没有。当然，卖瓜的王婆尚且知道自夸一番，何况是一个从事图书出版的编辑呢？
中国评论界自王朔开辟了辱骂的先河后，文学批评逐渐转型为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狗咬狗”的文学批评模式，凡是文学批评类的文章，不吹则骂，吹牛皮的吹破了天，辱骂人的骂遍了街。此后，似乎王朔的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倒成了一些批评家或作者的至理名言，仿佛“流氓”成了“英雄”，一时间，蹿出来许多高举着长矛的人，见不顺眼的就乱捅一气，而且话也越来越难听，辱骂文章时夹带着作者一起辱骂，搞的文学批评界乌烟瘴气。而今来了更胆大的角儿，几个小作者被几个唯利是图者戴上“80后批评家”桂冠后，便得意忘形了，手里拿着个火柴头，却舞得跟个丈八长矛似的！亦然抱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对刚刚出类拔萃的几个文学新人大放獗词，叫骂的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