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爱才、护才，他的理念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人的才能，再用法制、君威等约束限制他们的缺点。如果发现了他们的错误，也会视性质、情节加以回护。毕竟，因为一些小事而失去辛苦培养起来的人才，对统治是不利的。人无完人，用人者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没有一个是入眼的人才。宋太祖起于草莽，兴于行伍，周围武人居多，身边缺少能规划天下，崇文兴礼的人才。加之五代时期，世风堕落，很少出有品德、有才能、有学识的治世之才。所以，宋太祖初得天下后十分爱惜人才，对臣下优厚，绝少滥杀，并注意从下层选拔优秀的人才。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太祖备有一个小记录本，用于对臣僚的考察与了解，不论是朝中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只要有一才一行可取者，不问资历和级别，都默默地记下来，等到某部门缺少官员需要补充时，就翻开笔记本，从中选用。对那些职位高而无真实才能的官吏，多处以无实际职掌的散闲之官，而品位低下的官员，只要有突出的才能，则多委以重要部门的政务。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平定了淮南军李重进叛乱后，宋太祖任命客省使王赞负责扬州军事务。王赞为人清正，揭发奸邪，无所畏忌。宋太祖深识其才，知道他可任大事，特派他去治理兵乱之后的扬州。但王赞赴任途中不幸落水而死。宋太祖知道后十分悲痛，说：“是我害了枢密使啊！”爱才惜才之情溢于言表。爱才惜才，才能知人善用。宋太祖用人从不乱投子，都是对人才有了一定了解后，才把他放到适合的位置上。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官，宋太祖心里是比较清楚的。他常说，贵家子弟只知道饮酒弹琵琶，哪里知道民间疾苦！于是规定：凡是以资荫得到出身的，都应先派其监当场务，不可任为亲民官。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教坊使卫德仁因年老求外官，他援引后唐同光年间旧例要求领郡。太祖说：“用伶人为刺史，这是后唐庄宗的失政所在，难道可以效法吗？宰相拟授给他上州司马的职位，”太祖又说：“上州司马乃士人所处，不可轻授，此辈只适合在乐部系统内迁转。”于是，任命卫德仁为太常寺大乐署令。宋太祖不给卫德仁以实权，这其实也是对他的爱护。一个乐师求领一郡，多有不正当的希求，但本身又无统郡安民的才能。如果随意让他去了，他政绩败坏，为害一方，可能后果就不只是做不了大官的事了。爱才护才有时要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某些人犯了错误，是严格按照法制加以惩处，还是曲意回护。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难以一概而论，需视性质、情节、环境而定。但有一点，统治术不是铁板一块，有时为了长远利益，可以对某些原则进行妥协。对于有才能之人，太祖是极为赏识的，只要不是大错误，仍然重用和信任他们。有一次，西山巡检使郭进的一位部下因犯了军法，害怕受到处罚而逃到京城，并密告郭进与北汉暗中勾结，图谋不轨。宋太祖让人把他绑起来送给郭进处置。郭进很大度，对这个人说：“如果你是个好汉，应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不应当在底下搞这些小动作。如果你能够攻取敌人一城一寨，我不但免你死罪，还奏请皇上赏给你一官半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一年之后，这个人果然在战场上立功，攻下了北汉的一座城池。郭进履行其诺言，将此人及一封请求封赏的书信一齐送往开封。宋太祖起初不答应，说：“这个人诬陷我的忠良，本当处死，居然新近立了功，但也只能赎罪。至于奖赏，就免谈了。”然后将此人又送还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言必行，行必果。我身为朝廷将领，失信于部下，还怎能希望部下听从我的指挥呢？”太祖一想也对，于是赏给这人一个官职。
宋太祖曾经与中书令赵普在一起商议政事。太祖说：“怎样才能得到像西汉的桑维翰那样的人来给我谋事呢？”赵普回答说：“就是桑维翰在这里，陛下也不会用他，因为桑维翰爱钱。”太祖说：“如果要用其所长，就应当庇护其短。穷酸书生的眼界短小，赐给十万贯钱就足以塞破他的屋子了。”赵普是宋初第一文臣，在草创国家方面是宋太祖的臂膀。但他在金钱方面不够严谨，常有贪小财的行为。但为了留下这难得的人才，宋太祖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他贪小财不碍大德。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从中可见运用贤才、远离小人的重要性。宋太祖在用人之时，非常注重人才的品德，远离小人。要治理好国家，统治者必须重用那些有德有才的能臣，远离搬弄是非、不学无术的小人。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人的复杂性，很难分辨孰优孰劣，统治者也有可能被小人所蒙蔽。辨别小人的方法只能通过实践。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小人可以一时用伎俩蒙蔽别人，但兔子尾巴长不了，他的劣性迟早会暴露无遗。对贤能之人重用，并不意味着对投机小人的纵容。那些善于溜须拍马，谄媚取宠之人，在宋太祖眼中，是心术不正之人，断不能委以重任。宋太祖因兵变而登帝位，因事出仓促，在举行禅位典礼之时，竟忘了准备禅文。正当大家紧张着急之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早已拟好的禅文呈上，一时间救了急，禅位大典得以顺利圆满地完成。这样看来，陶谷可谓立了大功，帮助太祖解除了窘境，应该得到重赏。但是，从陶谷的人品来看，他又是一个善于投机，极尽奉承之人。他早已预料到举行禅位礼必定需要禅文，也算计到在匆忙中不会有人准备禅文，但他没有及时向太祖禀告。他觉得，如果这话说早了，不如说巧了。只有在大家都非常急的时候，他拿出禅文才更显得重要。而且，从禅文的内容来看，对宋太祖极尽吹捧，歌功颂德之词充斥字里行间，让人有一种肉麻的感觉。在禅位典礼上，群臣对陶谷的举动，既羡慕，又妒忌，觉得陶谷在关键的时候凸显出来，必定会受到皇上的重用，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点，让陶谷抢了头功。而在太祖看来，陶谷虽然文才出众，又在重要时刻帮了大忙，他内心是非常感激陶谷的。但在如何使用上，太祖又陷入沉思。用人，应该用德才兼备之人，而不应用多才寡德之人。他认为陶谷此举，完全是私心太重，见风使舵，邀功请赏，不符合他的用人标准。于是，太祖“由是薄其为人”。在以后的实践中，陶谷的本性也逐渐暴露出来，科考作弊，招致太祖的不满和责罚。对于奉承投机的侍臣，宋太祖一向嗤之以鼻，不为其所动。有一次，一个军校向太祖进献一根拐杖。太祖看后，觉得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便十分纳闷地问此人：“此拐有何异于常拐之处而献之？”这个军校十分诡异地讨好道：“陛下试着转动一下拐首，拐首即为剑柄，有兵刃藏于拐柄之中。平常可当做拐杖，危急时可以防不测。”太祖听后，淡淡一笑，将此拐杖掷于地下，说道：“危急关头，此物果足依恃？”这个本想奉承讨好宋太祖的军校碰了一鼻子灰，太祖也因此鄙视这个投机的小人。宋太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蹴鞠，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踢足球。闲暇之时，太祖经常与一帮臣子玩这种游戏健身，因此，朝中许多大臣为投皇上所好，都会踢两脚，有人还专门下大工夫苦练球技，以博太祖欢心。有个护国节度使郭从义，虽带兵打仗的本领平平，但有一个绝技——骑驴击球。一次他来到朝中，宋太祖让他在酒宴之后表演一下。郭从义一听，非常高兴，认为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决定好好在皇上面前露一手，太祖一高兴，说不定会重赏提拔自己。只见他，换上紧身衣服，纵身跨上毛驴，手持球棍，驰骋于场地中，用尽平生所学，把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当郭从义表演完毕后，太祖下令赐给他座位。郭从义满怀希望地想得到太祖进一步的奖赏，没想到听到太祖下面一番话：“你的球技确实是精妙绝伦，但是这种事情，不是将相大臣所应该干的。”
宋太祖善于用人，他不但会识人、选人，而且对身边的人才关怀备至，对文臣武将都宽容以待。而对于小人和刻意奉承的人，他又避而远之。宋太祖开明的用人策略，为他招揽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这些人才，成为宋太祖的左膀右臂，帮助宋太祖实现了治国大计。
大宋刑法
要巩固皇权，儒家理论只是从思想意识上引导人们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要想从形式上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作出惩罚，只能通过法律来进行。法律，是国家意志，尤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是规定人们行为的特殊规范，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另一角度来说，法律又是立邦治国之本，是兴邦强国的重要工具，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中国历史上许多圣明的君主，不仅注重制定法律，而且忠实地依法行事。既以法治国，又以法来约束自己，使之成为一把公正的尺子，衡量、纠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超越法律的言行。中国自古即有立法，就是在奴隶社会，也是有立法的，只是这种立法是以刑法为中心而制订。据《史记·五帝本纪》中称：“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五刑就是墨、劓、荆、宫、大辟五种刑法。舜帝是让皋陶用这五种刑法去给奸猾者判罪。“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也就是说，皋陶在舜帝朝中是个掌司法的大官，处理民间的纠纷很公正，所以奸猾者服刑，百姓得到了保护。中国奴隶社会的《舜典》、《尧典》等一些法典虽然在秦始皇统治时被焚，没能够保存下来，但从其他的文献中也能知道，起码在尧、舜时期，这块东方古大陆的人群中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刑法。秦以后的中国各朝，如两汉、三国、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以及隋、唐、五代十国，有的政权是自制刑律，有的政权是依循前朝，虽然有执行力度的不同，但每个政权都有刑律。宋太祖建立的宋朝是个重视立法的政权。早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朝建国不久，工部尚书、判大理寺(掌刑狱之官)窦仪奏称：“今国用法典，虽引《大周刑统》(后周世宗详订的法典)，其条目繁多，法意不明，不便使用。”并建议修订和编纂一部统一的法典。宋太祖听后觉得有理，随即下令让窦仪和尚书屯田郎中、权大理少卿苏晓等主持修订。宋初，宋太祖在没有制定出新的法典之前，沿袭的是唐朝的《唐律》和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制定的《大周刑统》。宋太祖初建政权，是时没有成熟的法典来用于新政权的执法。但他却能先采用《唐律》、《大周刑统》为治国法典，由此可见，他的法治意识是很强的。
宋太祖的前半生生活在征伐杀戮、暗无天日的五代十国时期。他对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些无视法律、道德败坏、没有伦理的统治者痛心疾首、恨之入骨。在十国中，占据湖北的荆南政权开国者高季兴，是个地地道道的无赖，在他的统治区根本无法律。因为荆南地处南北东西之要冲，他常常非法扣留来往使者，掠取财物。他之后的统治者，亦无一不是压迫百姓、剥削人民的暴君。最后的两个统治者高保勖、高继冲，荒淫无度，大兴土木，广造台榭，民间怨声载道。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正月，宋太祖趁湖南政权求宋朝援兵时，派军出征湖南，假道荆南，将荆南政权消灭。割据岭南两广地区的南汉政权，更是一个无法制道德的国家。南汉统治者骄奢淫逸，极尽享乐能事，国事腐败。统治者对人民百姓严刑酷法，设置灌鼻、割舌、肢解、刳剔、炝炙、烹蒸等酷刑，残忍至极，不可目睹。宋太祖对南汉统治者残害百姓、欺压人民的罪行异常愤恨，叹息愤慨道：“吾当救此一方民。”命潘美将兵伐之，消灭了南汉政权，擒暴君刘入京。宋朝前面的五个朝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几个政权则以中国自居，知道礼仪法度，建立政权后，或袭前朝法律，或自制法律，也都算是有法度的朝代。但问题在于这些朝代的皇帝仅仅是在沿袭成法或在模仿前朝，自身却很少有法律意识，因而也不屑于运用法律来管理国家。他们身上体现了专制者的本质，把自己当成法律，统治手段就是专杀，杀戮常常是肆无忌惮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常有司杀者杀。而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夫代大匠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老子很早就发现专制的弊端，提出法制的观念。他说：“平常应该是主管刑律的部门去给人判罪。如果你代替执法部门去给人判罪并且杀人，就像是没有技术的人去代替石匠凿石一样。而代替石匠去凿石者，很少有不伤手的。”五代时期的统治者以人主自居，常常把自己当做是执法者，代替执法部门去判罪杀人，能不伤手吗？这里的伤手自然不是砍了自己的手，而是失去自尊，暴露了本相，因而也招致人怨和仇恨。所以，这些统治者的专杀最终也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失去人心，丧失政权。正因为有鉴于此，宋太祖十分懂得建立法制的重要性。在宋朝法典未编纂出来之前，他就经常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对法律程序加深认识。宋太祖即位之后，很喜欢读书，以学习历史，以史资治。一日，他读《尚书》，读到其中的《尧典》、《舜典》两篇，慨然叹息道：“尧、舜之时，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耶。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所谓四凶，是尧、舜时期四个凶恶的人。尧帝未能除掉这四个人，舜帝流放他们，并将这四凶迁于四裔，以御魑魅。宋太祖有感于舜帝不将四凶治以死罪，而只流于四裔，赞赏舜帝执法有度，而慨叹当今法网太稠密，以至于往往因过密过严而使有人冤死，他要尽量使法律法规合情合理。宋太祖是个重视法制者。刚做了皇帝后，他就想把法制运转程序规范化，要求事无巨细，均要照章办理，就连皇帝也不能例外，这在历史上倒是很少见(但仍缺乏保障机制，因而还是人治)。宋太祖即位之后，就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对法制程序进行完善。杨万里的《诚斋集》中记录了太祖的这样一则故事：宋太祖曾下令后苑造一薰笼。过了几天，仍不见有人来建造。太祖很生气，斥责左右说：“做事为何拖拉至此？”左右回复说：“为皇帝制作器物要按照规章制度，先经过尚书省，尚书省转给有关部，部再转给相关的局，这样层层转达，然后再层层回复，待手续齐备之后，才开始制造，然后才能进献给陛下。所以，制作一件器物需要很长时间。”太祖听后不由发起火来，对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购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