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一个深于情者的心襟怀抱。他可以处处等观外在世界，处处衷情至远至深。于是，牛奶喝起来如同吃药，而一把药片倒是一把围棋子了，而蚂蚁的受伤便是“我”的罪责，“我”却无法送他（而不是它—作者特别强调）去医院救治，只是直呼“奈何”。及至见另一只蚂蚁奋勇救护伤残蚂蚁时，作者便写他们两人停下休息的时候碰碰头，交谈几句，而且也许是受伤者告诉他受伤的部位，也许是救援者询问伤势如何，而再往前行时，受伤者以其一脚撑地也是在体谅相救者的辛苦负担，而救护者则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努力扶他回家去疗养。
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心动神惊，寄慨无穷的博大意象。作者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一深情便具有了宇宙人生的普遍价值。在作者的心中，万物都虚灵化，情致化了，他于一把药片，一杯牛奶和两只蚂蚁之中领略到一股身入化境酣然忘我而得其自然真气的境界。作者不仅对人生于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经验之中体会到至深无名的哀感和慈悲，而且于宇宙自然之间涵养起了自己的那种悲天悯人的博大心怀，所以他才能推己及物，感觉到两个小蚂蚁大如高山，充塞天地之间高不可仰；才能有这意味深长的举动：站起身来，立正朝两只蚂蚁行一个敬礼。
这便是一种齐物化的深刻体悟而非什么比喻化、人格化或是什么拟人化的手法了。所渭的这一类艺术手法，都不过是处身其外的人对于别一物象的理解而非体验的结果。对于丰子恺先生来说，万物虽都具体实在，然于他这超越有限存在的心灵看来，万物却都为道而通为一体了，所以两只小蚂蚁便可以如人一样生活在自己面前，而蚂蚁相互救持的过程读来便有惊心动魄大气磅礴的感染力量。而这一景观以及作者因此得见的悟性和最后的敬礼由他写来便能真切自然妥贴，没有做作之嫌。这正是大家笔法。我们于此觉不出作者用心用力的丝毫痕迹，因为作者也实在是并不于此故用心力的。作者是在写出为这小动物在一个世界之中的相互感觉与发现，而不是故作衷情者，将自己舍身于这个世界这种体验之中的。所以一篇文字写出来便处处醒透深秾，却又处处澹泊平易了。
塘栖。
丰子恺。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文名《草枕》）中，有这样的一段文章：“像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薰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
我翻译这篇小说时，一面非笑这位夏目先生的顽固，一面体谅他的心情。在二十世纪中，这样重视个性，这样嫌恶物质文明的，恐怕没有了。有之，还有一个我，我自己也怀着和他同样的心情呢。从我乡石门湾到杭州，只要坐一个小时轮船，乘一小时火车，就可到达。但我常常坐客船，走运河，在塘栖过夜，走它两三天，到横河桥上岸，再坐黄包车来到田家园的寓所。这寓所赛如我的“行宫”，有一男仆经常照管着。我那时不务正业，全靠在家写作度日，虽不富裕，倒也开销得过。
客船是我们水乡一带地方特有的一种船。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这环境娇养了人，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客船最讲究，船内装备极好。分为船梢、船舱、船头三部分，都有板壁隔开。船梢是摇船人工作之所，烧饭也在这里。船舱是客人坐的，船头上安置什物。舱内设一榻、一小桌，两旁开玻璃窗，窗下都有坐板。那张小桌平时摆在船舱角里，三只短脚搁在坐板上，一只长脚落地。倘有四人共饮，三只短脚可接长来，四脚落地，放在船舱中央。此桌约有二尺见方，叉麻雀也可以。舱内隔壁上都嵌着书画镜框，竟像一间小小的客堂。这种船真可称之为画船。这种画船雇用一天大约一元。（那时米价每石约二元半。）我家在附近各埠都有亲戚，往来常坐客船。因此船家把我们当作老主雇。但普通只雇一天，不在船中宿夜。只有我到杭州，才包它好几天。
吃过早饭，把被褥用品送进船内，从容开船。凭窗闲眺两岸景色，自得其乐。中午，船家送出酒饭来。傍晚到达塘栖，我就上岸去吃酒了。塘栖是一个镇，其特色是家家门前建着凉棚，不怕天雨。有一句话，叫做“塘栖镇上落雨，淋勿着”。“淋”与“轮”发音相似，所以凡事轮不着，就说“塘栖镇上落雨”。且说塘栖的酒店，有一特色，即酒菜种类多而分量少。几十只小盘子罗列着，有荤有素，有干有湿，有甜有咸，随顾客选择。真正吃酒的人，才能赏识这种酒家。若是壮士、莽汉，象樊桧、鲁智深之流，不宜上这种酒家。他们狼吞虎嚼起来，一盘酒菜不够一口。必须是所谓酒徒，才可请进来。酒徒吃酒，不在菜多，但求味美。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笋，其味无穷。这种人深得酒中三味，所以称之为“徒”。迷于赌博的叫做赌徒，迷于吃酒的叫做酒徒。但爱酒毕竟和爱钱不同，故酒徒不宜与赌徒同列。和尚称为僧徒，与酒徒同列可也。我发了这许多议论，无非要表示我是个酒徒，故能赏识塘栖的酒家。我吃过一斤花雕，要酒家做碗素面，便醉饱了。算还了酒钞，便走出门，到淋勿着的糖栖街上去散步。糖栖枇杷是有名的。我买些白沙枇杷，回到船里，分些给船娘，然后自吃。
在船里吃枇杷是一种快适的事。吃枇杷要剥皮，要出核，把手弄脏，把桌子弄脏。吃好之后必须收拾桌子、洗手，实在麻烦。船里吃枇杷就没有这种麻烦。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丢在河里，吃好之后在河里洗手。坐船逢雨天，在别处是不快的，在塘栖却别有趣味。因为岸上淋勿着，绝不妨碍你上岸。况且有一种诗趣，使你想起古人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古人赞美江南，不是信口乱道，却是亲身体会才说出来的。江南佳丽地，塘栖水乡是代表之一。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车，不惜工本地坐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
（1972年。）
［鉴赏］
受了夏目漱石《草枕》中一段文字的启示，作者便有了一种同样的轻贱世俗而欲独立高步的意致。又大约是在先人著作里涉足深了，便有了怀古而且假作古人的思想。
于是就厌弃了火车轮船这些现代交通工具，独愿坐在古时的风流名士常常借坐的客船之中，漫游水乡塘栖。又写这船的好处在于可以坐舱中四人共饮，于是让人说起城市生活倒像是些梦中故事，而唯有这极诗意的可以共酌的画船浪游才是真的了。《老子》以愚形容那些极有修养的人，在这里作者舍方便而小用，几近老子的“复结绳而用之”，便有些自愚的神韵了。
接着是写泛舟的风雅。可于船中凭窗远望，自得其乐。这当然指的是远望湖光山岚云霓草色，若是见到的是几根正冒黑烟的大烟囱便大煞游兴了。又写自船中上岸吃酒的雅致。写酒家的风味，写得酒中三味的酒徒吃酒时不求菜多，但求鲜美，一口花雕一片嫩笋而已。这就是一种清如水碧、洁如霜露的颇为孤高的风度了。作者写此不过是为了自设自比作古贤高士的风采，而这种吃酒的雅趣唯有儒雅文士才可以见识，深入此等佳境的人心怀必然雅淡，是不能与樊哙式的粗莽村夫为伍的。
因此，塘栖缠绵的雨水别人别处会觉得厌烦，而于比作古人的作者便是一种美得近于感伤的极好享受了。“闲梦江南悔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是何种凄迷心怀！“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又是何等的惆怅哀感淡泊寂寥！古人感此一景大约是若有所失，而作者感此一景，便有些恨不早生几百年，做个古人浪迹五湖四海之间了。
这个古人和这种简淡古雅的趣味，其实就是一个完满的自然人和一种原始真朴的生存形式。作者深感今人之不存在，一如解构主义所谈到的人已经死了的说法，但又无出路可寻，于是聊作个古人体会一下那种古意而已。这又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与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喜欢出入荒无人烟的山泽林莽是一样的。我们日益喜欢粗糙肌理的棉麻布衣，喜欢养草弄花养猫于家中净室，喜欢藤椅竹器及草编制品，喜欢陶器这泥土的造物等等，都如同作者游于山水之间那样，不过是暂时远离尘嚣之累，在有限的局部上体验并维系着我们与纯粹的人的那种难以割舍的联系而已。所以作者漫游塘栖颇有古风，但古风之下便可见到作者的哭笑与无可奈何，因为城市在今天已不仅是一个实在物了，它既实且虚，弥漫于一切空间。作者以及那个远在日本的夏目漱石都是不能从这座庞大无边的城市中逃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