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浓茶来呐喊助威。天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军垦农场拼命的当年，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钟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会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有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刹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逼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悠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里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一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鉴赏］
余秋雨（1946~），浙江余姚人。当代学者、散文家。供职于上海戏剧学院，为教授，文化史家。著有随笔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秋雨散文》、《霜岭长河》及《中华散文珍藏本·余秋雨卷》等。
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与不幸是这个世纪末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有的悲泣，有的哀叹，有的呼救，有的呐喊，而余先生的这篇文章却实实地写出自己一天内的情感历程，从“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中展示其不幸与无奈，使人读后益添悲怆，—股呼之不出的酸楚与忧愤哽在喉头，“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但是不语并非心态老化，而是在默默中蓄积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正由于此，我们才能体会到余文所蕴含的震撼人心的悲剧美感。
作者虽然自称文章为日记式随笔，然而因其匠心独运而又天然无饰，情感浓烈含而不露，这篇文章无愧为当代散文之精品。
文章标题《家住龙华》，开篇却先点出一个日期，然后才写龙华，从形式上看，这是日记体，实质上这个日期是作者情感历程的标识。在这个日子里，作者终于因病“悠闲”了，在这个日子里却又经历了悲失良友的痛苦，于是这日子就成了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读完全文，才能体会到作者文章开端突兀标出日期的深刻用意，那份永志不忘的至情，那份忧患重重的真诚与厚重都标在了那个日期上。
标出日期，作者却不直叙这个日期发生的事情，而是荡开笔，悠悠地讲起龙华来，由龙华殡仪馆引出同事们对死亡超然的说笑，由说笑引起自身的忧患，引出霍达的《国殇》，引出对知识分子的思索，直到想起陈旭麓的文章才引出陈先生的去世，再引出王守稼的去世，文章如实叙来，自自然然，却又不失章法变化，有开有合，结构严谨，极合我国古文传统。
作者写两位好友的去世，并不怨天尤人，而从中袒露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他们的不幸是他们为科学献身的必然。只是我们活着的人因为没有为他们创造适于他们生存的环境应该感到愧疚与不安。这也许是这篇文章收入《文化苦旅》的原因吧！作者没有空泛地议论知识分子的生命危机，而是以自己病情为由，自我放松，自我珍惜，那种苦情，那种无奈，真让人揪心裂肝。特别是文章最后一句：“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令人读后不禁泪眼酸楚。参照文中说陈先生自诩长风居士而终不得悠闲，想余先生怎么能早睡？对知识分子来说，“早睡”是莫大的奢侈呵！文章这样结束，不尽之意皆在欲语未语之中。让人可思、可想、可感、可悟的，岂是一两个文化人的早逝？
读完这篇文章，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在这之前的蒋筑英、罗健夫们，也会想起文章之后不久前早逝的路遥、邹志安们……死去的且已去了，活着的难道只能“早点睡”么？我想，这篇文章所弘扬的知识分子忘我征战的精神应该更能激励有志之士走出这“历史的尴尬”，以一种放达、洒脱的步伐开始新的旅程。
下雨天，真好。
琦君。
我问你，你喜欢下雨吗？你会回答说：“喜欢，下雨天富于诗意，叫人的心宁静。尤其是夏天，雨天里睡个长长的午觉该多舒服。”可是你也许会补充说：“但别下得太久，像那种黄梅天，到处湿漉漉的，闷得叫人转不过气来。”
告诉你，我却不然。我从来没有抱怨过雨天。雨下了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屋子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我爱雨不是为了可以撑把伞兜雨，听伞背滴答的雨声，就只是为了喜欢那下不完雨的雨天。为什么，我说不明白。好像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会到了亲人和朋友，游遍了魂牵梦萦的好地方。优游、自在。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手腕上。
今天一清早，掀开窗子看看，玻璃窗上已撒满了水珠，啊，真好，又是个下雨天。
守着窗儿，让我慢慢儿回味吧，那时我才六岁呢，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天亮了，听到瓦背上哗哗的雨声，我就放心了。因为下雨天长工不下田，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这一会儿工夫，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舍不得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母亲闭着眼睛，给我讲雨天的故事；有一个瞎子，雨天没有伞，一个过路人看他可怜，就打着伞一路送他回家。瞎子到了家，却说那把伞是他的。还请来邻居评理，说他的伞有两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的，伞柄有一个窟窿，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伞主人笑了笑，就把伞让给他了。我说这瞎子好坏啊！母亲说，不是坏，是因为他太穷了，伞主想他实在应当有把伞，才把伞给他的，伞主是个好心人。在曦微的晨光中，我望着母亲的脸，她的额角方方正正，眉毛是细细长长的，眼睛也眯成一条线。教我认字的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母亲的长相大概也跟菩萨一个样子吧。
雨下得愈大愈好，檐前马口铁落水沟叮叮当当地响，我就合着节拍唱起山歌来。母亲一起床，我也就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院子里玩。阴沟里水满了，白绣球花瓣飘落在烂泥地和水沟里。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着小木船打转，一起向前流。我跟着小木船在烂泥地里踩水，吱嗒吱嗒地响。直到老师来了才被捉进书房。可是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像大黄瓜似的肿腿，穿钉鞋走田埂路不方便。我巴不得他摔个大筋斗掉在水田里，就不会来逼我认方块字了。
天下雨，长工们就不下田，都蹲在大谷仓后面推牌九。我把小花猫抱在怀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剥了壳送到我嘴里。胡豆吃够了再吃芝麻糖，嘴巴干了吃柑子。肚子鼓得跟蜜蜂似的。一双眼睛盯着牌九，黑黑的四方块上白点点，红点点。大把的铜子儿一会儿推到东边，一会儿推到西边。谁赢谁输都一样有趣，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雨下大了他们没法下田，就一直这样推牌九推下去。老师喊我去练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告诉他：“小春肚子痛，喝了午时茶睡觉了。”老师不会撑着伞来谷仓边找我的。母亲只要我不缠她就好，也不知我是否上学了，我就这么一整天逃学。下雨天真好，有吃有玩，长工们个个疼我，家里人多，我就不寂寞了。
潮湿的下雨天，是打麻线的好天气，麻线软而不会断。母亲熟练的双手搓着细细的麻丝，套上机器，轮轴呼呼地转起来，雨也跟着下得更大了。五叔婆和我帮着剪线头。她是老花眼，母亲是近视眼，只有我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最管事。为了帮忙，我又可以不写大小字。懒惰的四姑一点忙不帮，只伏在茶几上，唏呼唏呼抽着鼻子，给姑丈写情书。我瞄到了两句：“下雨天讨厌死了，我的伤风老不好。”其实她的鼻子一年到头伤风的，怨不了下雨天。
五月黄梅天，到处粘榻榻的，母亲走进走出的抱怨，父亲却端着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院子里各种花木，经雨一淋，新绿的枝子，顽皮地张开翅膀，托着娇艳的花朵。冒着微雨，父亲用旱烟管点着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樨花散布着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采，采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洒了我满头满身。
唱鼓儿词的总在下雨天从我家后门摸索进来，坐在厨房的条凳上，咚咚咚敲起鼓子，唱一段秦雪梅吊孝，郑元和学丐。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听。泪水挂满了脸颊，拉起青布围裙擦一下，又连忙盛一大碗满满的白米饭，请瞎子先生吃，再给他一大包的米。如果雨一直不停，母亲就会留下瞎子先生，让他在阿荣伯床上打个中觉，晚上就在大庭里唱，请左邻右舍都来听。大家听说潘宅请听鼓儿词，老老少少全来了。宽敞的大厅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气灯，发出嘶嘶嘶的声音。煤气灯一亮，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开心。大人们都坐在一排排的条凳与竹椅上，紫檀木镶大理石的太师椅里却挤满了小孩，一个个光脚板印全印在茶几上。雨哗哗地越下越大，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咚咚地也敲得愈起劲。唱孟丽君，唱杜十娘，母亲和五叔婆她们眼圈都哭得红红的，我就只顾吃炒米糕、花生糖。父亲却悄悄地溜进书房作他的“唐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