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镇子上高小，我的头还是回去母亲剃。那时城市里的分头、背头才开始流传到农村。同班的学生大部分留起了分头，可我都当了班长，头上还顶着个“茶壶盖儿”。那是农村儿童一种古老的发式，像电影《少林小子》那帮孩子那样，脑袋周围剃光，脖子后头剪一绺“九十毛”，头顶上留巴掌大一块桃形长发，像女人的刘海儿一样搭拉在脑门，据说桃形取寿的意思，是为了孩子成人，一般都从胎毛留到八九岁，又叫“桃儿”。而且母亲连我们的乳名也叫老桃。小时候，我爱我的桃儿，母亲常常把它梳成朝天一炷香，还扎上红头绳，插上一朵野花。长大了，我不喜欢它了，越看人家头上的头发越精神，越看自己的桃儿越寒碜，哭闹着要把桃儿换成分头。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有一天我自己拿剪刀要剪掉它，这一下可犯了母亲的大忌讳。她像发了疯一样扑过来，夺了我手中的剪子，抱起我失声恸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
我头上的桃儿是母亲的命根子，根根头发都牵动着母亲那颗伤痕斑斑的心。
我是家里的独根苗。父亲是当地很出名的八路军连长，在我落生十四天时壮烈牺牲了。敌人扬言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们母子。母亲抱着我东躲西藏，流浪四五个县，后来被抗日县政府收留，所以我襁褓里就跟着过游击生活，1942年环境残酷，寄养到舅父家里。母亲月子里饱经惊吓，没有奶水，我靠高粱糊糊喂大，又黄又瘦。母亲20多岁守寡，守着我这一根弱苗，生怕有个闪失，对不住父亲。一年到头苦扒苦业，连明彻夜纺花织布，维系我的生命。没办法就求救于迷信，作为精神支柱。从小相依为命，我也最爱我的母亲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触动自己头上一根毫毛了，那个桃儿就叫它长到老吧。
1952年暑假，我考上了隆尧省立中学。全班50名学生年岁相差很大，大的胡子拉茬，已经有了老婆孩子。小的鼻涕滴答，晚上还尿床。排起队来，由高而低，一条斜线。报起数来，有的瓮声瓮气，有的奶声奶气，好像风琴上一排琴键发出的不同音阶。懂事的大哥哥，淘气的小弟弟，相处得很好，其中也少不了青少年们特有的顽皮、戏闹。
开学半月以后，同学们戏闹的眼光集中到我头上的帽子了。我的帽子并不特别，是家做的紫花土布帽子。特别的是，我的帽子一天24小时总捂在头上。同学们好奇，冷不防地来摘，可我也机灵得很，双手抱头死死不放，就连晚上睡觉也保持着高度警惕。慢慢地，背后议论起来。有的猜我可能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有的猜可能是头上有秃疮，手脚收敛起来。过了几天，他们又私下研究起来，看我发育不像闺女，也不像秃子，两鬓搭拉下来的头发又黑又亮。
有一天，班长通知我去学生会理发室，说是要卫生大检查。不合格的大会批评。我忧心忡忡地跟在班长后面，来到一座八角亭改装的屋子里，扎下头再也抬不起来，心通通地跳，汗呼呼地冒，听门外嘁嘁喳喳有人议论。叫号到我了，班长扶我到椅子上坐下，我又下意识地双手抱起头来，麻脸的理发员眨了眨眼，说是歇一会儿，卷起旱烟抽起来。忽然，冷不丁从背后把我的帽子掀下来，看到了我这位中学生的奇怪的发式，大家愣了一会儿，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又从门外涌进来几个看稀罕的，羞得我无地自容。我迫不得已把头发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中学里生活条件好多了，每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天三顿小米干饭，每星期一顿白面馍馍，期末考试还杀了一头猪。这种生活对于吃糠咽菜长大的我，已经是天堂般的待遇了。回到家里，母亲看我又白又胖，活蹦乱跳，欣慰地端详了半天。觉得她的儿子进了国家的保险柜。在我再三要求下，母亲亲手剪掉我头上留了13年的茶壶盖儿，学着给我剪了个小平头。我自己也觉着长大了，把名字中的桃也改做了陶。
1962年我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了。说不清是什么鬼使神差，诱惑我在天津进了一次理发馆，由于和平路上理发都排队，只有南京理发馆人少，我贸然进去了。女理发师见我一身家做土布衣服，大口罩上的双眉一蹙，嘀咕了几句，扭动着身子走了，换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老师傅像修剪疯树一样大刀阔斧地夺枝打杈，然后问了我一句什么，我也没听清，却胡里胡涂点了点头。这下子可麻烦了，又是吹风，又是上油。我更加不自然了，身上热乎乎地，头上直冒汗，害得老师傅不断地往我额头上、脖根上扑粉。看到镜子里的我，吹风机制造的波浪，发出亮光，还有一股呛鼻子的气味儿。眼前开始出现母亲的剃头刀、瓜果梨桃、子窝窝。我心里不安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慢慢地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理完发，我摸出五角钱，以为还得找回角儿八分。老师傅摇摇头伸出三个手指头，再补三角。八角钱，在当时是个让人心疼的数字。我懊丧极了，刚走出理发馆门，就用两手狠狠地把头发划拉乱了，把那位老师傅几十分钟精心制造的美完全破坏了。这时，我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理发馆了。
再往后，就是搞对象拍合影，爱人嫌我头发乱，要我理完发吹过风再照。我面带难色，这次毕竟不是中学时代了，我把自己有关理发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她。她像听故事一样入了迷，眼角里涌出了泪水。她不要我进理发馆了，说要是带着桃儿照才好呢。并且说，她要接母亲的班，把理发的事全包下。结婚以后，她果然首先买了一套双箭牌推子、剪子，学着给我理发。理发毕竟不是多么复杂的工艺，她很快学会了。效果不比街里甲级理发店差。同志们问我在哪儿理的，我有点自豪地说：家庭理发馆。
年过40，我的头发大概因为伤感太多，变得脆弱，未老先衰，一根根不辞而别。我一根白发也没有，只是头顶渐渐稀疏起来。还是贤妻心细，把我的发式改作更大的偏分，把左边的头发调动过来，借缕乌云掩秃山。这样的技术，高级理发馆也未必做得到。所以，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得是一次享受。在机关的时候，每20天就要来理一次，说头发长了上火。可是出门两个月，也攒起来回家理。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庭里制造的。
如今，我谢顶越来越历害。头顶上一个乳白色的桃儿渐渐显现，大有返老还童的意思。对于我，现实和童年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鉴赏］
尧山壁（1939~），原名秦陶彬，河北隆尧人。主要著作有诗集《山水新歌》、《渡江曲》、《金翅歌》，散文集《母亲的河》等。
一把剃头刀，一条勤俭路！
尧山壁的《理发的悲喜剧》，理出了无限的辛酸；理出了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哀；理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幸福！立意新奇，真是妙不可言。
一把剃头刀，可见旧中国的广大农村愚昧和贫困结伴而行；一把双剪牌的剪子，却又把新中国的进步和幸福连在一起。从刀子到剪子，理发工具有很大的变化，让家里人理发的老传统非但没有变，而且还“觉着是一种享受。”
社会上，许多人的生活富裕起来了，环境变了，发式衣式也讲究起来了，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可是，“我”仍旧习惯让家里人理发，从母亲到贤妻都是如此，而且“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着是一种享受。”甚至“出门两个月，也要攒起来回家理。”这种从母亲手上养成而后传下来的习惯，在一篇文学作品里出现，所喻何谓呢？如果说，那仅仅是一种个人生活习惯的描写，岂不太滑稽了吗？这么一问，脑海里突然跳出“勤俭持家”四个大字来，又使我连锁反应地想到“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来，令我如得真经一般，这才大彻大悟了！
古云：“痛定思痛，必有训焉”。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人，从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中青年人，一切从艰苦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不会因生活富裕而忘了过去的苦日子，俗话说得好，“有钱常想无钱日，莫待无钱想有钱”，不是许多人都领略过的教训吗？
文章最后说：“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里制造的。”这种别开生面的巧言昭示，可谓用心良苦啊。掩卷闭目思之，可谓当今不可多得的喻世明言。
第二次考试。
何为。
著名的声乐专家苏林教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这次参加考试的二百多名合唱训练班学生中间，有一个二十岁的女生陈伊玲，初试时的成绩十分优异：声乐、视唱、练耳和乐理等课目都列入优等，尤其是她的音色美丽和音域宽广令人赞叹。而复试时却使人大失所望。苏林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间不少是有国际声誉的，但这样年青而又有才华的学生却还是第一个，这样的事情也还是第一次碰到。
那次公开的考试是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举行的。当陈伊玲镇静地站在考试委员会里几位有名的声乐专家面前，唱完了冼星海的那支有名的《二月里来》，门外窗外挤挤挨挨的都站满了人，甚至连不带任何表情的教授们也不免暗暗递了个眼色。按照规定，应试者还要唱一支外国歌曲，她演唱了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有一个良辰佳日”，以她灿烂的音色和深沉的理解惊动四座，一向以要求严格闻名的苏林教授也不由颔首表示赞许，在他严峻的眼光下，隐藏着一丝微笑。大家都默无一言地注视陈伊玲：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众目睽睽下，这个本来笑容自若的姑娘也不禁微微困惑了。
复试是在一星期后举行的。录取与否都取决于此。这时将决定一个人终生的事业。经过初试这一关，剩下的人现在已是寥寥无几；而复试将是各方面更其严格的要求下进行的。本市有名的音乐界人士都到了。这些考试委员和旁听者在评选时几乎都带着苛刻的挑剔神气。但是全体对陈伊玲都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合乎录取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么这唯一的一个人无疑应该是陈伊玲。
谁知道事实却出乎意料之外。陈伊玲是参加复试的最后一个人，唱的还是那两支歌，可是声音发涩，毫无光彩，听起来前后判若两人。是因为怯场、心慌，还是由于身体不适，影响声音？人们甚至怀疑到她的生活作风上是否有不够慎重的地方！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家带着询问和疑惑的眼光举目望她。虽然她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困倦，一双聪颖的眼睛显得黯然无神，那顽皮的嘴角也流露出一种无可诉说的焦急，可是就整个看来，她通体是明朗的，坦率的，可以使人信任的；仅仅只因为一点意外的事故使她遭受挫折，而这正是人们感到不解之处。她抱歉地对大家笑笑，于是飘然走了。
苏林教授显然是大为生气了。他从来认为，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歌唱家又何尝能例外！可是这样一个自暴自弃的女孩子，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他生气地侧过头去望向窗外。这个城市刚刚受到一次今年最严重的台风的袭击，窗外断枝残叶狼藉满地，整排竹篱委身在满是积水的地上，一片惨淡的景象。
考试委员会对陈伊玲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从两次考试可以看出陈伊玲的声音极不稳固，不扎实，很难造就；另一种则认为给她机会，让她再试一次。苏林教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重要的是为什么造成她先后两次声音悬殊的根本原因，如果问题在于她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尽管声音的禀赋再好，也不能录取她！这是一切条件中的首要条件！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苏林教授从秘书那里取去了陈伊玲的报名单，在填着地址的那一栏上，他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线。表格上的那张报名照片是一张叫人喜欢的脸，小而好看的嘴，明快单纯的眼睛，笑起来鼻翼稍稍皱起的鼻子，这一切都像是在提醒那位有名的声乐专家，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至少眼前这个姑娘的某些具体情况是这张简单的表格上所看不到的。如果这一次落选了，也许这个人终其一生就和音乐分手了。她的天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没。而作为一个以培养学生为责任的音乐教授，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他是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
第二天，苏林教授乘早上第一班电车出发。根据报名单上的地址，好容易找到了在杨树浦的那条僻静的马路，进了弄堂，蓦地不由吃了一惊。
那弄堂里有些墙垣都已倾塌，烧焦的栋梁呈现一片可怕的黑色，断瓦残垣中间时或露出枯黄的破布碎片，所有这些说明了这条弄堂不仅受到台风破坏，而且显然发生过火灾。就在这灾区的瓦砾场上，有些人大清早就在忙碌着张罗。
苏林教授手持纸条，不知从何处找起，忽然听见对屋的楼窗上，有一个孩子有事没事地张口叫着：
“咪—咿—咿—咿—，吗—啊—啊—啊—”仿佛歌唱家在练声的样子。苏林教授不禁为之微笑，他猜对了，那孩子敢情就是陈伊玲的弟弟，正在若有其事地学着他姊姊练声的姿势呢。
从孩子口里知道：他的姊姊是个转业军人，从文工团回来的，到上海后就被分配到工厂里担任行政工作。她是个青年团员，—一个积极而热心的人，不管厂里也好，里弄也好，有事找陈伊玲准没有错！还是在二三天前，这里附近因为台风而造成电线走火，好多人家流离失所，陈伊玲就为了安置灾民，忙得整夜没有睡，终于影响了嗓子。第二天刚好是她去复试的日子，她说声“糟糕”，还是去参加考试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瞧，她还在那儿忙着哪！”孩子向窗外扬了扬手说，“我叫她！我去叫她！”
“不。只要告诉你姊姊：她的第二次考试已经录取了！她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不是吗？我几乎犯了一个错误！”
苏林教授从陈伊玲家里出来，走得很快。是的，这天早晨有什么使人感动的东西充溢在他胸口，他想赶紧回去把他发现的这个音乐学生和她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
［鉴赏］
何为（1922~）原名何振业，浙江定海人。擅长散文的写作，主要作品有《第二次考试》、《织绵集》、《临窗集》等。
这篇作品写的是陈伊玲报考合唱训练班的故事，引出桃李满天下的苏林教授有生第一次碰得一个学生初试“成绩十分优异”，复试“却使人大失所望”的这一怪事，并以此为悬念，展开下文生动曲折、波澜起伏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