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
今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也是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鲁迅眼章太炎有师生之谊，因为鲁迅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曾经和许寿裳等一道去听章太炎讲学。章太炎是1936年6月间逝世的。那时候鲁迅大病初愈，还不能写文章，到了10月上旬，鲁迅才写了一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后来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没有完稿，成为绝笔了。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虽然是一篇短短的杂文，却抵得上一篇数万言的章太炎评传。鲁迅认为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指出章太炎当年的斗争精神，“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举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然而鲁迅也指出了他老师的缺点。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和时代隔绝也就是脱离民众。所以鲁迅说：“既离民众，渐人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然而鲁迅接着就加以解释道：“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呵斥那些诋毁章太炎的无聊文人道：“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最后鲁迅表示，希望准备刊行章太炎著作的出版社，能够把章太炎“先前战斗的文章”给补刊进去，“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过去封建社会有一种教条，就是：晚辈对于前辈，小辈对于长辈，只许赞扬，不准批评。公羊家不是有一套“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所谓“春秋大义”吗？所以像鲁迅那样，弟子给老师做结论，做到有赞扬也有批评，而且批评得那么中肯，在从前封建社会里是绝对仅有的。
我不说“绝无”而说“绝对仅有”，那是因为章太炎跟鲁迅一样，给他的老师俞曲园做过结论，也是有赞扬也有批评，而且批评得十分中肯。章太炎写的那篇《俞先生传》，首先肯定了他老师留在学术史上的业绩，并叙述了他自己怎么样独立思考，说解经义的时候往往跟他老师的意见相左，然后指出他老师的短处：“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这样的文章，现在看起来似乎极平常，但在当时却需要有反对封建教条的勇气，才敢下笔的。
俞曲园门弟子众多，可是除了章太炎，没有第二人能写这样的一篇《俞先生传》；章太炎门弟子也不少，可是除了鲁迅，没有第二人能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因为章太炎和鲁迅都富有革命精神，立场观点正确，是非爱憎分明的缘故。然而就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来讲，俞曲园根本谈不到，章太炎远不及鲁迅。这就不能拿师生关系来衡量了。唐朝韩愈已经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庄子说得更好：“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当年鲁迅跟章太炎学“说文”，还加入了章太炎他们所发起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然而章太炎却“自崖而返”，退居于宁静的学者，鲁迅则奔逸绝尘，“自此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