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冰兄。
当我正在和一位老友闲聊的时候，收到一份某公逝世的讣告，引起我大发谬论：我早和家人说过了，如果我死了，千万别开追悼会，也不要搞什么遗体告别。你看，老人的亲友多数都是老人，去殡仪馆参加追悼会，除了少数人有小车代步，恐怕大都得挤公共汽车。这已经够劳人筋骨了。到达之后，又得挤在会场全体肃立，行礼如仪，听主持者宣读送花圈者、发唁电者、参加追悼会者的一大串名单，继而恭听宣扬罗列死者生前功德的悼词，以及死者家属的答词。真叫人站得腰酸腿痛。如果死者是位高名重或交游广众的人物就更不得了，非得搞个把钟头收不了科。别说是老人，就是后生也不好受。我有一次在这种场合就差点儿晕倒了。这不是眼睁睁地把活人的有限生命用在为死者陪葬，让死人折磨一大群活人？何苦，何苦，倘若死者在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也会于心不忍吧。
至于遗体告别，其实有点儿像尸体示众。人老了，本来形体容貌都不雅了。即使是西子潘安，老死之后，用防腐剂泡若干天，虽经尸体美容师来一番涂脂抹粉，悉心打扮，也实在没有美感可言。这岂不是让死者献丑，活人受罪？又何苦如此？以后我死了，希望我的孝子贤孙千万别做这种事情。可以一死便烧，骨灰也不留。
老友说：“骨灰也不留，不免太过吧。”我说，骨灰这玩意，既非生活用品，也非可供观赏的摆设。当然，留或不留，悉听尊便。不过，我日后死了，可不必留。留来何用？放在家里，不但徒占空间，还会影响家人特别是来客的情绪；谁喜欢老对着这副迷你棺材？倘若寄放到公墓的骨灰存放室，对我也不妥。当今之世，活着还几乎处处讲究等级，连宴会也得论官阶大小等分席次座次呢。死了，在不少角落，同样等级森严，骨灰存放就有官室民室之分。官室之内又有部委级柜、厅局级柜、处科极柜，以及等而下之的柜，按级存放，不得僭越。我有位亡友，是位成就颇大，品格高尚的老艺术家，由于他不是官，什么官阶级别都没有，在存放骨灰时就发生过争议哩。经过他的家人和组织多方交涉，最后获准放在较高级的柜里。我想，如果这位生平淡泊于名位的艺术家地下有知，对这番争来的优遇，大概不会感到高兴，许会懊悔死前没有留下弃灰的遗嘱才会徒叹奈何，任人摆布。其实，作如此慨叹者，又何止我这位艺术圈中的故人，我们这些人，从孙中山先生起，争取自由、平等几十年，到死了还受到这种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摆布，真叫人哭笑不得。当然。人在活着时，按他的专长、能力、贡献等等之不同来定级别、评工资，还有道理。死了之后，大家都是一把灰，还有什么差异呢？所以，一视同“灰”，平等对待，按化灰存放之先后依次搁放，不是更合情合理么？有人说，你廖某现在级别不低啦，死后排座次准占便宜。这种按等级排座次的便宜，我廖某实在不愿沾，也不敢沾。我这个人穿起龙袍也不像皇帝，若死后同大人物摆在一起，既会有辱人家的尊严，也会使我自惭形秽。如果我那个“灰”盒子正好搁在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盒子旁边，她老是给我唠唠叨叨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会不时心惊肉跳，我怎受得了啊？所以，不如把骨灰散尽，让我魂游四方，岂不更快哉，一串话，听得老友频频点头，连赞：“高论，妙论。”但他说有事要走，而我却把他拉住不放，要他再听下去。
我说，一个人死了，只要他生前有点名气、地位，即使不给他树碑立传，恐怕也总会有人给他写点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本着“隐恶扬善”之旨，把死者生平之“善”尽挑出来“扬”，直把他“扬”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于是乎成了又善又美到超乎人类的怪物了。我生时不是完人，死后也不愿被人视为尽善尽美的怪物。我是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长处也有短处，甚至也有过失的凡夫俗子。所以，我已经叮嘱过我的儿女们：我死后，倘若有人给我写悼念文章，并且又尽是说我的好话的话，那么他们可得反其道而行之，如实地写我的缺点、毛病、错误甚至罪过。这就可免人们对我产生“完人”的错觉，还我凡人的本来面目。
想当年我被划为“右派”之时，好些人或自动的或被迫地对我施行口诛笔伐，会上的发言，报上的文章，岂止“隐善扬恶”，有一些甚至以善为恶，简直把我说成罪恶累累，近乎该死了。三中全会后，终于“改正”了。但经此一改，许多“口称笔颂”即纷至沓来，又把我说到几乎无一不好了。所以，在我化“灰”之后，盖棺论定之时，怎能不来个如实地揭我之短的东西，给我再来一次“改正”呢？
老友大笑，说：“兄台不必过虑，到了那天，老兄的儿女们坚持‘为亲者讳’而不写的话，我也会写的。我绝不会把你写成完人，倒可能把你写成怪物，因为阁下实在怪嘛！”说罢，我再也拉不住，他走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