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睡眠一直都很轻，稍有动静便会醒来，可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我却睡得很沉很沉，像死去了一样。那地动山摇般的晃动，巨雷劈来的轰鸣，我竟浑然不觉，朦朦胧胧地感觉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个时间是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永远地留在了唐山人的记忆中。
大地刚一震颤，姐姐就起身站在了床边。几乎就在姐姐起身的同时，又是一声轰响，屋子西北角的一块墙体断裂滚落下来，砸到床头旁边的箱子上，接着又掉到地面上，滚落的时候，床头床屉被砸成两截，连枕头都被带到了地下，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砸着我的脑袋，我只是随着床屉一同跌落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姐姐本能地伸手来拉我，摸到的却是一堆砖石，便惊呼：“林梅砸着了！林梅砸着了！”父亲和哥哥这时已经赶了过来，母亲把两个妹妹喊到楼下，让她俩先到外面去。南门打不开，母亲又带着两个妹妹扑到北边的门口，还好，门虽然已经变形，但还能打开。母亲把妹妹们推了出去，也上了楼。
现在，不管怎样回忆，也说不准确究竟过去了多少时候，我醒了过来。哥哥和姐姐说很短很短，父亲和母亲却说很长很长。只觉得浓烈的烟尘呛得人无法呼吸，停电了，到处是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头好像被什么猛击过，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朦胧中，似乎有人在喊：“快！快！”身边有人来来去去地走动着，而且急促地说着什么，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一样，只有一句我听清了：“地震，是地震。”而且辨出了说这话的是哥哥。
全家人用一条褥子托着我艰难地往楼下移，大地仍然在不停地晃动，我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楼梯并不长，但总也走不到头，十几个台阶，竟像千里万里一样遥远。终于，我被抬出了楼放在地上，父亲又返回了那还在摇晃的楼里，搬出一块床板垫在了我的身子底下。
惊魂未定的人们都在院子里站着，身上只穿着睡觉时穿的裤衩和背心，许多人连鞋子也没穿，赤着脚跑了出来。
天色依然很黑，下雨了，雨珠滴在脸上，凉凉的，却更让人惶惶不安。余震不断，每次震动都引起人们一阵惊慌和骚乱，不知道脚下的哪一寸土地才是安全的。远处有火光在闪，不时还有爆炸声传来。
全家人围在我的身边，看我的四肢完好，却不知为什么哪儿也动不了。母亲一遍一遍地检查我的伤情，只见到左臂和右腿上有大块的擦伤，鼻子左侧划了一个裂口。
天渐渐亮了。我突然感到四肢发麻，而且麻得越来越厉害，四肢还是一点都动不了，心里又着急又害怕，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我告诉母亲想吐，母亲用双手接在了我的嘴边，我吐了几口，是血。吐了以后，感觉好了一些。当时还以为有了内伤，其实是鼻子左侧伤口出的血流到了胃里。我躺在雨中，身上搭了一块雨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中的恐惧也在渐渐的增加，不知是来自身体还是来自心灵的不祥预感，搅得我痛苦万状。我强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把脑袋侧向一边，脸上流的不光是雨水，还有泪。
哥哥钻进已经坍塌的卫生所里，寻找来了红药水和去痛片。
周围的景物清晰起来。也许是因为院里的建筑比较牢固，只有一座屋顶搭着预制板的楼房塌了，一家五口人都埋在了里面，其余的房子虽然裂的裂，局部坏损的坏损，都还矗立着。除了房屋坍塌的那一家外，干休所只有我和一个老干部受了伤。
外面的消息传进了院里，说唐山成了平地，说路边摆满了被砸死砸伤的人，说干休所南面的那片红砖楼全塌了，人捂在里面，没有活着出来的。人们越来越惊慌，聚在一起相互打听着、议论着，不知道还会怎样，现在该做些什么。也有清醒一些的老干部，一个劲儿地问从外面回来的人，地震的消息上级知道了吗？中央知道了吗？中央一知道就会派人来，派军队来……中央派人来了，唐山才有救。一分一秒的挨，挨到上午九点多，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是开滦煤矿的车，正沿街寻找需要救治的伤员，被父亲引到了干休所。我和那位老干部被抬上了卡车，卡车缓缓驶出院子，向室外开去。
我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踏上了救治的路。天遥地远，但路的那头叫希望。
中午时分，卡车停在了二炮某团驻丰润的医疗所，医生为我简单地处理了伤口。这时，一位医生发现我的体温高，就为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诊断为脊髓休克。我不知道这一诊断是个什么概念，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将要一辈子躺在床上过日子。
诊断出来，医院无法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治疗，于是救护车载着我和那位老干部在午夜出发了。目的地很明确：北京。
大雨中，拉着各种救灾物资的车辆挤在泥泞的道路上，蜗牛一样爬行着，想让救护车也让不开。我们的车也无可奈何地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十分钟一个小时。父亲焦急地将脸贴在车窗上，窗外，除了雨水什么也看不见。哥哥和姐姐不停地用酒精擦拭我的身体，希望我的体温能降下来。父亲很清楚持续高烧意味着什么，车到北京通县后，便要求把我送到就近的二六九医院。医院里挤满了伤员，等了很久后被告知实在忙不过来，还得等。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和同车的人商量了一下，对驾驶员说：“上北京。”
终于，7月29日中午到达北京军区总医院，路上走了十多个小时。
终于躺到病床上了，身下的床单洁白如雪，给人一种安谧与祥和。X光片显示，我的第三、四、五锥体骨折错位，中枢神经受到严重创伤，导致全身性瘫痪。只是那时没有想到，这会是永久性的，而且一躺就是30年……
24万遇难，16万重伤。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这数字实实地砸在耳朵里，震得生疼。
地震袭来时，我在睡梦中。
我家东距唐山市区仅有30多公里。我被惊醒后，感觉就像坐上了筛谷的筛子。耳边只有玻璃等物的碎裂声，屋顶的泥皮纷纷脱落，掉在身上、炕上。
那年我虚龄10岁。在农村，这种年龄属于懵懂初开而又不谙世事的阶段。不过，别看年龄不大，对地震的体验可有过一次。1975年2月的那次“海城地震”，震感就波及冀东地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伏在炕沿上写作业，忽然觉得脚下的地面轻微地晃悠了几下。父亲说“地震了”，可是全家人也没有什么恐慌。因为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震动就停止了。
这次不然。大震让父母首先醒来，慌乱之中父亲用极简短的言语和母亲做了分工，那就是身边的两个儿子每人负责一个，“我管老大，你管老二”。电灯？早就拉不亮了，屋里黑咕隆咚。我蜷缩在母亲怀里，傻乎乎地为那些“噼里啪啦”的家具什物心疼。母亲边劝着“咱再买新的”，边等着父亲踢开老式的格窗。窗子踢开后，我被父亲挟裹着扔到外窗台，随后自己跳下还没停稳的地面。这时，母亲的手里却空了。原来，父母各管了我的一半，小我几岁的弟弟还在炕上熟睡。在父亲的“叱责”声中，母亲紧忙在炕上划拉，找我小弟。可满炕都已经被摔碎的泥皮覆盖。一顿胡乱摸索，最终小弟被“挖”了出来，没有醒透的他不能自己往外跳，已经逃到外面的父亲和我接过他，强迫他站在地上。
母亲的大脚趾被窗台上的碎玻璃划出了血，其余无恙。父亲去寻那与爷爷奶奶同住的我的几个姐姐。大姐险些被倒在炕面的整堵“中间墙”压着，幸好在墙倒之前已经抽身。爷爷去开屋门时，门轴早因门框的走形转不动了，才想起跳窗自救。这么一耽搁，还好，地震停止了。因当时的住房是苇草铺排的房顶，上盖较轻，只是明暗之间的两面墙消失，侥幸没引起房倒屋塌的后果。回味这瞬间惊险，全家心惊肉跳。
很多人摸黑来到距房屋远一些的街道上，互相庆幸着死里逃生。可村里不时传来嚎啕声。看来不是都那么幸运。大队部旁边高挂的广播喇叭，平时经常惹人烦躁，现在因为断电，悄无声息了。负责广播通知的，是一个被众人称为“老大”的鳏夫，此时手举大号硬纸筒，呼唤着赤脚医生的名字。硬纸筒每响一次，众人都要谛听到底让医生去谁家。而短暂的静寂之后，便又有几声哭叫。硬纸筒播出了数十家的名单，那个扎着短辫的女农医怎能忙得过来？
盛夏季节夜短，天渐渐亮了。爷爷和父亲不顾尚且存在的危险，小心翼翼地踅进破败的房间，打算找些充饥之物。大街上立刻传来高嗓门的喝骂：“那是谁还敢进屋？不要命了！”我听得出来，这是生产队的干部在分工巡视。尽管态度严厉，现在想来，毕竟是为了履行职责。灾难降临，小小的生产队包括会计保管在内，都在先公后私，捍卫着全队社员的生命。
农村的孩子没有暑假，那是被麦秋和大秋两个农忙代替的。我偷偷让姐姐去为我寻拿书包，要去上学。姐姐不敢，去跟母亲“告状”。母亲边裹伤趾边说：“听这阵势，你们的学校还会有么？”后来复学时，我深深佩服母亲的“卓识”，她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的几间瓦顶校舍全部趴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