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舅确是具有神勇之人，而且文武双全。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三舅，他是武术家王荣昌的入室弟子。雨天的日子里，不教武术，就给我们讲《水浒》，在我的性格中最早播下尚勇、侠义的种子。长大后，读这部名著，记忆中蹦出来的字，一句句印证着书中的段落，才恍然当年他是背下了整套书。地震前一个月，我和两个哥哥也在三舅的引领下拜在那位年近古稀，依然精神矍铄的武术家门下。每天清晨四点半，我们要准时起床，五点钟，到达胜利桥北边小树林里的一块空场，和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习武。那一段时间，我们哥仨的饭量明显见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母亲虽然只能顿顿给我们煮秫米粥，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六年后，电影《少林寺》风靡神州。学校包场只能够订到早场票。银幕上出神入化的武打场面，勾起的是影院里一位少年锥心泣血的疼痛。黑暗中，我无声地吞咽着滂沱的灼泪。
自打我截肢了，他不再给我讲《水浒》，也不再练武功。他曾认定我有武术天分。我致残以后，他有空就给我烧核桃、砸核桃吃。有一天，他又从柴火堆的灰烬里拨拉出一个个冒着烟的核桃，找了一块石板，右手握一柄鹤嘴锤，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发烫的核桃。我蹲在一边看。当时一位远房亲戚目睹此景，在旁边悠悠地说：“你现在给他砸核桃，他将来却没法给你砸核桃。”我抬起头，狠狠地剜了那人一眼。
若干年后，我的老姨告诉我，当时三舅闻听我截肢，在野地里独自一个人打着滚儿地哭，“他恨不能把自己的胳膊锯下来，安在你身上。”若干年后，愚笨的我才想到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舅舅尚且心疼我若此，父母呢？他们背地里，该偷偷咽下过多少撕肝裂胆的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哀乐在九月的一个下午响起，我们都预感到又有一位大人物逝世了。在一串长长的定语后面，人们期待着播音员夏青播报的最后结果。我不记得最后报出的是“毛主席”还是“毛泽东同志”。父亲的一位朋友那天下午恰巧来探望我们，我眼见他闻听这个沉痛的消息后，眼泪刷地一下子喷射出来，我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见过有人那样流眼泪。讣告之后，又是低沉得如击锤大地的哀乐。哀乐稍歇，大喇叭里传出民兵连长语气严厉地儆诫：“地、富、反、坏、右注意了，有哪一个胆敢轻举妄动，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就地正法！”
天再一次塌了。没有人号啕。包括不是地、富、反、坏、右的贫下中农。是因为人们分不清抢天呼地的号啕算不算轻举妄动？还是泪已哭干、大音稀声、大哀无恸？大地震发生后，唐山断电、断水，当时曾盛传毛主席亲自把一桶水，拎上了运往地震灾区的送水车。
塌下来的天，还得一块一块地补；劫后余生的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在九月末，我们迁回市区，在救援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搬进了砖头压油毡的简易房。简易房的确简易：劈柴棍子做檩，秫秸做笆，再上层笆泥、抹层沙灰，就拢起了一家人。为了防潮，大哥找来装过水泥的废弃的牛皮纸，抖净裁好，转圈儿糊在墙壁上。残疾足以造成一个本该在外疯跑的孩子的自闭。我不甘寂寞，将一方皱巴巴、印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手帕，铺展开来，捏一枝圆珠笔，在墙上的旧牛皮纸上临摹。墙体原本凸凸凹凹，一笔下去，笔道没留下一划，纸先被笔尖戳了个小洞。我小心翼翼地画着，身心投入，就像当年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张大千。“壁画”跃然墙上：头带月牙金箍圈、腰扎斑斓虎皮裙的齐天大圣，正手持如意金箍棒，奋力砸向举剑相迎的白骨精。没有一个外人相信那是一个改用左手执笔的孩子所为。我只能说，上帝怜恤我，在一颗孤绝的童心里偶洒一滴甘露，注入信心，帮了我一下。
生活在余震频频中，开始步入正轨和有序化，但人们仍然没有解除对再次发生大地震的恐惧心理。有一位邻居到我家串门，她说她几乎天天梦见在地震中死去的母亲给她托梦，说梦中母亲告诉她：“老天爷收人收的还不够数。”邻居在梦中问她的母亲还差多少，她的母亲说：“还差一斗小米那么多。”她魔怔似地天天来说“小米”，有一回，母亲终于在她刚一要张口时，背过了脸去。我们谁都不再怕死。
街道居委会开始挨家挨户地登统伤亡人口。我姐姐“王艳玲”的名字从我家的户口簿上被注销了。他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传达地震预报。每次预报的时间越来越“精确”。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预报说下午三点有大地震，让各家各户做好防震准备。有啥可准备的？那一回，照例是“谎报”。下午很晚的时候，上午通知预报的人从路上走，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在那人的身后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回头看了那孩子一眼，没理他。那孩子接着继续拖着长腔儿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走的没影儿了，拖长腔的孩子骑在一截木头上，敲打着一件东西，不厌其烦地把这两句话当成歌词，在阒寂的下午，自编曲韵唱了很久，很久。地震中，他的妈妈砸死了，爸爸成了酒鬼，哥哥成了小偷。
入冬前，政府通知统一迁坟，为的是防止来年瘟疫流行。地震中慌不择地堆在市边上的坟头，都要在限定的日期内迁到指定的地点，逾期不迁者，届时政府将按“无主坟”铲平。于是，每天晚上，街头巷尾，一片丁丁当当的钉棺材声。地震中入葬的人，能有一令卷席就相当不错了，没有谁是躺进棺材里入土的。“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抽出一个人来搞基建”。中国在拒绝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之后，唐山人要“自力更生”，继而提出拒绝外省、市援建的口号。人们白天上完了班，晚上要抓紧时间，弥补上这一课。窄仄的院子里无法施展，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搬到马路边干。小孩给大人举火执烛照亮，把一趟趟街，都映照得灯火通明。
母亲从姥姥家回来说，地震中被砸成截瘫的郑连祥，撇下一个儿子，绝食自杀了。连祥同三舅在同学中最要好，震前翻跟头翻得最棒，哥俩儿惺惺相惜。地震中连祥的妻子和儿子遇难。三舅每天下班路过他家，都要到连祥的床前劝解一番。临死前，连祥提出想吃熬“瓜子鱼”（即鲫鱼）。等端到他床前时，甭说鱼，他连水都咽不下了。
连祥死于绝望。
1976年的冬天格外冷，家家檐前悬吊着粗壮的冰凌，如透明的胡萝卜。入冬之前，写在墙上的“按既定方针办！”的红色标语已被涂覆。人们知道，熬过这个冬天，天，就开始暖和了。
人到中年，我常常思考，对命运，到底是应该说“不”还是应该说“是”？抗争需要勇气，安时处顺需要阅历，而分清这两者，则需要智慧。大地震，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的源头，我经常回溯它，观想它。作为一场夺去我的亲人和那么多无辜生命的自然灾害来说，它无疑是应该诅咒的。但作为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它更应该是一笔财富。直到今天，我常常逼问自己：死过一次，何惧再生？见证了生命的无常，难道还贪恋转瞬云烟的虚荣，亲历了天塌地陷，对猝然临之的纷扰变故，为什么还做不到安然泰定？
大道多歧，人生实难。活着，无论对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大学毕业后自愿从事残疾人事业，这是我内心激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必然选择。一个人的痛，融入到无数人的痛之中，才能最终完成对痛的超越与升华。
诗人翟永明说：生者是死者的墓地。愿我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在天上和星辰一起俯视我，一如我在地上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怀念。
附录：
唐山抗震20周年，纪念碑广场中央，置放着一个园艺工人用松柏和鲜花扎成的钟表，时针指向三点四十二分。这是一个历史将永远铭记下的时刻。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政府公布的数字为：
死亡：242419人；
重伤：164581人；
轻伤：360000多人；
绝户：7218户；
鳏寡孤独：3043名；
截瘫：3817人；
外地来唐遇难者：12100多人；
……
那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原来都不是以它们本来的面目存在着的，只要和日常生活相连，那里就长满了悲情、彷徨、绝望和坚定相互交错的故事，散发出生活深处活着的味道，是生活本身的呼吸和光芒。
提起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王林辉老人脸上并没有现出汹涌澎湃、跌宕起伏的复杂表情。相反，他很平静地向别人说，那天，在他甚至想到了自杀的晚上，自己跨越了生死,只是他从不向在他自己看来没有深刻阅历的人谈论那次地震。如果他的目光能够与那些平和中透着赞赏、平淡中散发温暖的表情相逢，30年前的一幕，就会成为他叙述和咀嚼生活的重要画面。
地震那天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此之前的几天，王林辉被周围扰得烦躁不安。北方的酷暑，像一块笨重的石头压在人们头顶。那时候的王林辉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时常因生活的烦恼冲家人发脾气，甚至还与路人因自行车相撞吵架。他被强势发酵的焦躁折磨着，怨恨着。那些天，他像梦游一样恍惚地走过了铁轨、河边、菜市场和公路的十字路口。作为一个从乡村到城市来顶父亲工作的小厂工人，他已被5个城市姑娘拒绝过爱情，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仅仅长得英俊，除此一贫如洗。”他被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他烦乱地攥紧拳头，似乎只要张开一个手指，那些杂沓的记忆又会涌流出来。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闪着沉默光芒的铁轨、河水、公路都仿佛向他招手，他知道只要自己眼睛一闭冲过去，他将永不再疼痛或屈辱。然而，当他迫切需要这些闪着光芒的东西时，他的心中有某个地方钝钝地、真切地疼了一下——他想起小时候自己曾在这些地方看到的彩虹，和着雨后土地流溢出的清新的香味。他被那记忆中的彩虹和芬芳的地气击倒了，始终没迈出自己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