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她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生命”的意思，她是众生灵之母。关于夏娃和亚当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被逐出乐园的神话传说，是希伯来人所独有的。可是，英国著名民俗学家弗雷泽在他的《旧约民俗学》第二章里提出疑问。他说乐园的中央并立着两棵大树，一棵是生命树，人吃了它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另一棵是智慧树（知善恶），人吃了就会死，可说是死亡树。上帝没有禁止吃生命树的果子，单禁吃死亡树的果子，当然是爱护人的意思。蛇为什么要骗人吃死亡树之果呢？他认为，一定是蛇出于嫉妒心才这么做的。蛇觉得人太幸福了，在乐园里养尊处优，无忧无虑，便希望人早早死去，不让它长寿。上帝只对亚当说吃智慧树的果子就要死，却没有告诉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会长生不老。可能是上帝叫蛇去告诉人这句话，蛇把话颠倒了，说吃了死亡树上的果子会长生不老。蛇出于私心，让人吃了死亡树上的果子，而自己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说蛇长寿的故事很多，希伯来人的西邻腓尼基人说蛇每年脱换一层皮，返老还童。东邻巴比伦的史诗《吉尔迦美什》中说英雄吉尔迦美什得了一株神草，吃了可以返老还童，但当他在河边洗澡时，放在岸的神药被蛇偷走了，他只能坐下来哭；蛇却每年换皮一次，返老还童。不管怎么说，以上的两则故事，说明了人的来源、家庭的来源、苦难的来源。故事中的蛇被拟人化了，会说人的话，甚至能理解女人的心理，巧妙欺骗她，使她犯了天条。故事中的耶和华上帝也被拟人化了，他创造天地时，像个好奇的儿童一样，缺一样，造一样，他造了人，却不让他们智力过分发达，更不愿他们永远活着。好像是我们的道家人物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但又好似秦始皇只求自己的长生不老，但上帝耶和华比他们高明，他掌握生死予夺的权柄，及至人的生命结束，而他却永生于世。
然而，耶和华似无孟子那颗恻隐之心。他好复仇的火焰一直燃烧到他所造的子孙后代。他疾恶如仇，他希望人性的完美，不像我们常说的托词“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求全责备，甚至于除恶务尽，他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布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样毁灭。”所以才有了洪水故事。他唯独不毁灭挪亚，因为挪亚在他心中。
二、该隐：流浪中的惩罚和宽恕后的保护
《创世记》有关该隐的记载分为两部分：谋杀和流放。在前一部分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以种地为生，其弟亚伯是牧羊人，二人同向上帝献祭，上帝悦纳亚伯的祭品而看不上该隐的祭品，该隐便在田间杀死亚伯。后一部分叙述上帝惩罚该隐，使他流离飘荡，成为受难者和流浪者。当该隐唯恐流浪遭到报复时，上帝说，杀他的人必遭报比他多七倍的苦难，并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遇见他就杀他”（创世记4：15）。
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该隐是流传最广、阐释最多的圣经人物形象之一。该隐杀弟故事以神话形式解释了上古时代部族间的流血斗争。古代西亚地区每逢旱季，一些强悍的游牧部落受饥荒驱使闯入农民定居区进行抢掳，导致部族间的争斗，故事中的该隐便代表农耕部族，亚伯则代表游牧部族。这则神话又与原始宗教崇拜关系密切。原始人在干旱季节为丰产杀人献祭，表达对神灵的虔诚，该隐在“田间”杀死亚伯，可能是这种人祭现象的遗迹。因此，该隐杀弟神话的原型是更原始的宗教崇拜仪式，它曲折地反映了古代农耕者乞求庄稼丰产的祭神仪式的原初形态。
按照梁工先生对该隐形象在欧洲文学中的演变的论述，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该隐一直被视为邪恶的化身。他秉承其父母的罪性公然破坏上帝规定的宇宙秩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他的罪行是亚当、夏娃堕落的延续，因此上帝如同惩罚人类始祖亚当一样，使他终生在土地上劳作，令大地不再向他丰产，甚至让他失去家园四处流浪。这一释经传统贯穿整个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后，欧洲作家们对该隐的理解发生深刻变化。在人道主义、感伤主义的支配下，作家们为该隐形象注入人性觉醒、个性解放的意识。瑞士作家格斯纳的田园诗《亚伯之死》把该隐描写成一个真诚、勇敢、勤奋、善良的农夫，只是由于一个可怕的梦，才成了无辜的杀弟者，之后便怀着沉重的悔恨与愧疚而自我放逐。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在《该隐的流浪》、《古舟子咏》中也表现了该隐自责、忏悔和赎罪的主题。进入19世纪后，传统观念再次遭到严重挑战，该隐不再是忧戚哀伤的流浪者，而成为反叛既定宇宙秩序的英雄和大胆反叛上帝权威的斗士。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剧《该隐》，以及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亚伯和该隐》等。20世纪，随着工业文明和机器时代人的精神异化，人类在物欲的冲击下失去精神家园，无处停泊，以至与漂泊不定的该隐再次同谐共振，从中衍射出新时代的群体文化心态。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在《鼠与人》中“表现的正是人类作为该隐后代的这种孤独流浪、不能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命运”。
纵观该隐形象的演变，人类第一个杀人犯除了在犹太文学中作为法西斯形象出现过以外，很少被当成反面形象来指责。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他要么以人道主义情怀施以怜悯，要么以个人反叛者形象加以颂扬，要么以现代人的精神漂泊体验与之相沟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溯本追源，不难发现，从该隐杀弟之初，人们对他便不是恨之入骨、视为不可饶恕，至少在《圣经》形成时代是如此。恰如《圣经》叙述，上帝给该隐作了“记号”，使他免遭杀害，这表明人们对他是宽恕的；希伯来律法规定，对过失杀人者须设立庇护城，也表明人们对罪犯持有饶恕态度。
弗雷泽认为，在一些民族的信仰中，血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而大地被血污染或冒犯时会发怒，需要通过献祭来抚慰。基于原始人类相信鬼魂的观念，他提出：“杀人者的记号很可能最初不是试图保护他，而是试图保护遇见他的人，以免这人因接触这种污染物受到伤害，从而引起已受冒犯的上帝的愤怒，或引起被杀害的鬼魂的愤怒。总之，这个记号可能是个警告人们注意的危险信号，极像以色列人为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者所规定的特殊服装。对于杀死同族的该隐来说，其记号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形：“遮掩杀人者，使他外表看起来令人厌恶并难以纹饰，以至于受害者的灵魂要么认不出他，要么至少给他一个宽阔的停泊地。”因此，不论该隐的记号是红色、黑色或者白色，或者左眼黑圈、右眼红圈，或者眉毛、鼻子处刻上花纹，这个被装点了某种记号的人都能够怀着他所杀之弟的鬼魂再也认不出他的侥幸心理，走遍地球上的荒芜之地。简言之，弗雷泽认为，该隐记号的含义有三：一是保护遇见他的人不会因接触杀人时所流的血而受到危害；二是抚慰因看到不洁之物流到大地上而发怒的上帝；三是慰藉被杀者的灵魂，使其不再困扰杀人者。这一结论与传统解释大相径庭，虽能自圆其说，却非一般读者所能轻易理解。
该隐杀弟后，受其弟鬼魂的追逐而流离飘荡。人们在他身上做下记号，像躲瘟疫一样回避着这个危险物。正由于这个记号，复仇的鬼魂和发怒的上帝原谅了他，人们也谅解了他，他自身的性命由此得到保全。因而这个记号直接关系到该隐生命的存亡。
由此推断，该隐身上的记号和金枝有着相似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记号。该隐或许早已不复存在，至少不会流浪至今。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人类却屡犯诫命，于是上帝陷入了困境。陷入困境的上帝企图通过某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拯救人类，故在罪人该隐身上做下赦免的记号。由此可看出上帝广阔无边的慈爱、宽恕与救赎。就该隐而言，这个记号是他主动争取来的，他不满上帝对他的惩罚，认为“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创世记4：13），足见出他的反抗与叛逆精神。所以当人文主义思潮涌来时，人们对该隐充满同情与爱怜；当个性意识觉醒时，人们赞颂他对世俗的反抗、对生命的追求；当人类丧失精神家园，无处逃遁时，人们又想到他最初面临的尴尬境地——这就是该隐形象之所以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不断嬗变的缘由。
三、挪亚方舟：延续夏娃的种子
挪亚是第一个拯救了人类乃至世界生物的人。他因为虔诚和善良被上帝视为义人，并得以成了人类文明的再造者与传递者。
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挪亚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建造方舟，以对付天谴的洪水。方舟像一个大木笼子，在那里要装下全世界的动物。上帝准备以洪水惩罚败坏的人类，就命令挪亚：“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为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那里保全生命。”在当时的技术状态下很难想象，挪亚是怎样只用木头就造出了这么大的船。但是他和儿子们下了决心，开始干起来了。邻居们站在一旁嘲笑他们：方圆千里之内都没有河流或海洋，造船干什么？多荒唐的想法！然而挪亚和他忠心耿耿的伙计们坚持工作。他们伐倒巨柏，用来做船的龙骨和船的两舷，并在上面抹上沥青，以保持底舱的干燥。等到第三层甲板铺好以后，还造了一个顶篷。然后，挪亚就和家里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一起做好了起航的准备。他们漫山遍野地搜罗所有可以找到的食物，一是可以充饥；二是喂养动物。以便在洪水退去重返陆地的时候可以拿来当祭品。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了，那条叫作方舟的船里充满了各种奇特动物的喧闹声。它们不喜欢被关在狭窄的地方，撕咬着笼子上的栏杆。至于鱼，自然不用带了，它们肯定是不怕洪水的。
做完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到第七天的傍晚，挪亚全家登船。他们收起跳板，关上舱门。夜半时分，开始下雨了，而且一下就是40个昼夜。雨后，大地顿成泽国，只有挪亚和一起在方舟中的其他乘客，成了这场可怕洪灾后仅存的生灵。
挪亚方舟的故事在西方家喻户晓，有句成语，叫作“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比喻早已过时的消息和新闻。这说明挪亚方舟本身就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然而就在这个人们已不耐烦再听，老得不能再老的故事中，却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历史奥秘。关于那次洪水灾难中出现的著名的“挪亚方舟”，很可能非但不是神话传说，反而还是证实那次事件的历史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物证。
后世许多学者认为洪水灭世的历史是真实的，发生的地点应该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那里的气候变幻莫测，灼热难熬的酷暑之后也许就是暴雨，直到田地尽成泽国。两河的蓄水量极不稳定，有时河水不足，造成干旱；有时河水泛滥，淹没城乡。史学家们举出例证，1831年，咆哮的底格里斯河横冲直撞，冲溃堤坝，席卷巴格达，一夜之间吞噬了七千多个家庭。他们认为诸如此类两河泛滥决堤的情况就是洪水传说的原型。
那场灾难发生在一个冬季，《圣经》第七章作了记载。具体的年代虽然无法断定，但这里所说的季节却很重要，是一个证实那次沧海桑田巨变的有力证据。不过，连降大雨肯定不是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那场大雨只是引发的契机，而主要原因是大洋的海水灌进盆地。在大雨的连续浇灌下，滚滚的大西洋洪流最后冲垮直布罗陀海峡原有的自然堤坝，在那里撕裂了一个大决口，疯狂地灌进地中盆地。海水积满西部盆地之后，又越过隔在东、西盆地之间的高山屏障，从较低的部分或山的豁口中倾泻而下。
《圣经》对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真实而生动，一方面说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形容雨水之大；另一方面又说“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非常形象地描绘地上涨水的情况。地上涨水，绝不仅是雨水的缘故。想象当时的情况：大西洋水先是从东、西交界处的山岭冲击而下，然后冲击到盆地中的平原上。在平原居住的人们，确实只能看见水从地上腾涌上冒，而且感觉到那不仅是由于雨水的缘故。而是像地底“大渊的源泉”裂开了。疯狂上涌的水不是天上落下的，而是像有巨大的源泉一样喷吐狂澜。还能有什么比“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更加贴切形象的描述呢？文中那个脍炙人口的鸽子与橄榄枝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主要是说挪亚在方舟中感到水已渐退，便打开窗户，放出一只鸽子去。鸽子在外面无处落脚又飞回来了。又过了七天，放出的鸽子回来时，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枝子。挪亚由此认为是“水退了”。但实际上这时候他仍困在方舟中，只能看到茫无涯际的大水。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按《圣经》作者们的意思，这是大水减退的标志，鸽子与橄榄枝的故事，最主要在于它的真实性，不仅真实地记叙了远远超过河水泛滥的洪水灾害，而且还真实记录了身历其境的人们被困在汪洋无极的大水上，从一个固定位置和固定视点所进行的观察和揣测。鸽子在后世成为和平幸福的象征，就是从这个故事引申出来的。这个故事所以具有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主要在于它所蕴含的异常生动形象的审美效应。而这种审美效应的产生，不仅来源于文学性的夸张表现手法，更来源于渗透在其中的真实性的审美感知因素。
这场真实的自然巨变和灭顶之灾，被蒙上神秘的面纱，以宗教和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遭到后世的误解和忽视，本是理所当然的。纵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发生类似的大灾难，或远不及此的灾难，也会引起普遍的恐慌和混乱，引起各种各样的传说、谣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描述，其中必定包含许多非理性的东西。毋庸说在那遥远的原始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神祗的绝对统治之下，更不会给理性留有余地。遇上这种绝无仅有的灭顶之灾，免不了产生极度的惶恐畏惧心理，但他们能够很快克服内心的惊扰和不安。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比现代人更坚强，更能适应外在环境突然袭来的无妄之灾。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他们毫无例外地将一切变故归因于神意的安排，用坚定的信仰很快抚平心灵创痛，纠正心理失衡，迅速恢复稳定的心态。
挪亚方舟和洪水灭世的故事就这样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变成神话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挪亚方舟的故事，不仅引起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也是一个令诗人、文学家、艺术家们反复咏叹的话题。挪亚方舟以其玄奥、无穷的回味，成为圣经文学作者超群卓绝的又一例证。
然而，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尾声。即被耶和华誉为完人的挪亚上岸后，他马上找了一些石头，搭起一个祭坛，杀死了一些走兽和鸟类开始献祭。看啊！天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彩虹，照亮了天际。这是耶和华给他忠实仆人的一个信号，允诺他们将来的幸福。此后，挪亚和他的儿子闪、含和雅弗以及他们的妻子重操农夫和牧人的旧业。他子孙满堂，家畜成群，过着平静的日子。
四、约伯：上帝信仰的典范
（一）约伯的忍耐
《约伯记》是公认的希伯来智慧文学中最伟大的篇章。就主题来看，《约伯记》揭示的是如何在人类的苦难中来认识上帝的公正，即所谓的“神正论”。上帝的公正清如水，明如镜，是为天公地道。总之，一个至善至真的上帝，如何容得无辜的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似乎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历久而弥新的道德困惑。
《约伯记》交代约伯是乌斯的一个义人。乌斯不属以色列，但约伯究竟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历来争论不清。约伯的身份是族长或酋长，上帝赐予他七子三女，仆婢成群，牛羊骆驼数千计，按书中的说法，他是东方最有名望的人。但有一天，天庭里尚在上帝左右的撒旦提出疑问，撒旦指责约伯的虔诚有邪恶的目的，因为虔诚可以得到回报：“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所有的么？”（约伯记1：10）要是上帝伸手毁了他一切，他还会一样敬神吗？如果约伯这一片上帝深引为自豪的虔诚，最终由撒旦证明是一种可怕的邪恶，那么上帝和人类之间，从根本上就断了交通可能。这或许正是上帝把约伯交由撒旦发落的原因。如此可怜的约伯成为上帝和撒旦的赌注。强盗和天火接踵而至，家财丧尽。继又狂风大作。吹倒房屋，儿女尽数压死其中。约伯眨眼之间失去了一切。但是约伯逆来顺受，说上帝给予，上帝拿走，敬神依然如故。上帝认为他赢了撒旦，但是撒旦认为约伯蒙受的灾祸还嫌不够，于是乎，在上帝准许下，撒旦令约伯全身长满毒疮，他坐在炉灰堆里，遍体流脓。痛痒难熬只能用瓦片来刮身体。妻子先已忍无可忍，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么？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记2：9）。当时约伯还怪妻子说话像冥顽不灵的妇人，认为上帝赐福，上帝降灾，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进而三个朋友到场，见约伯如此惨状，放声大哭，撕裂衣服，把尘土扬在身上，一语不发陪约伯在炉灰堆里坐了七天七夜。七天过后，约伯开言了。他的朋友们也开言了。《约伯记》由此告别以上两章散文体的序幕。
约伯成为逆来顺受的典型，由来已久，正如“约伯”在词典里已成了好耐心的同义词，称作“约伯的耐心”。约伯似乎是虔诚的表率，终是受尽苦难，也不改信仰。即便是虽生犹死，约伯也能忍耐。但是约伯在民间这个逆来顺受，历尽最为惨痛的劫难，却对上帝忠信不渝的虔诚形象，仅见于该卷书散文写成的序幕和尾声之中。我们不妨来看《约伯记》的结构。
《约伯记》的结构跌宕起伏，是典型的文学类叙事，也使《约伯记》素有《旧约》中的莎士比亚之称。全卷42章文字中，第1～2章系散文写成，是为序幕。第3～37章是诗体的大辩论，有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交锋。更有以利户出来将约伯和他的朋友一并训斥。第38～42章，除了约伯两段简扼应答，悉尽是上帝之言，这是全卷书的高潮。最后第42章最后，复以散文形式敷成尾声。
确切来说，约伯的忍耐仅见于全书序幕部分，谦卑则见于尾声部分。反之诗体部分惊心动魄，约伯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时有不敬的言语岂止是亵渎神明，事实上，约伯反过来要作上帝公正的裁判人。他企望以平等的地位与上帝进行公平对话。这在任何一种犹太教义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的约伯同那个好耐心的典型，实有天渊之别。而正是约伯这断然不同的两种形象，可以说，造就了此卷书富于争议的悲剧风范。
（二）约伯的悲声
比较约伯的忍耐，约伯的悲声尤其令人肃然动容。约伯先是痛恨生不如死，诅咒自己的生日，呼天吁地，悲愤无比。而且一边还有三个朋友推波助澜，背靠正统神学的教义来数落他。约伯心里知道他的虔诚没有出毛病，出毛病的是上帝的公正，由此直截了当地责难上帝对他不公：
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诉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印。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约伯记9：28～35）。
很显然，约伯深知人和神没有交通可能。他知道自己无罪，但是上帝判定他有罪。乃至期望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在他和上帝之间作出仲裁。这里胆大妄为的约伯，竟至于设想同上帝来互按手印，诉讼高下。约伯当然知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可是可怜的人类，他真的只有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命吗？约伯始终没有从上帝那里知道他为何受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作为读者，反是听到了天庭里撒旦和上帝的对话，由此知悉约伯苦难的由来，他其实是上帝和撒旦相赌的无辜的受害者。而这一切约伯本人一无所知。约伯讨厌他三个朋友满心虔诚来数落他，他承认他或许是有罪，人谁能无过？但是上帝对他的惩罚远超过了他的过失。他没有怀疑上帝无所不在的神力，但是深感这神力是向他遮蔽了：“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约伯记9：11）人一旦发现他失去上帝的关爱，发现被上帝抛弃，面临的将是真正的绝望。约伯无疑就濒临着这样的绝望。
纵观约伯的精神挣扎，他的备受折磨是上帝把他抛弃了。而约伯强似他朋友们的地方，是他看得十分清楚，在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上帝的公正和人类苦难之间的沟壑。好几次他承认，上帝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人类想要认知上帝，‘只有上帝降尊向人类开言明启。所以约伯作为在尘土里碌碌之辈，期望同上帝对话，不啻是痴人说梦，诚如约伯所言：“在他眼前就是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约伯记15：16）
令人震惊的是约伯对上帝的大不敬之言：错不在他，而在上帝。这是将上帝描述成暴君形象。这里约伯已不再是那个饮恨吞声的好耐心典范，而具有一种巨人式的气魄。而约伯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形象充分确立起来，他就是反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反抗神谕的俄狄浦斯、反抗命运的李尔王。
此时此刻，约伯在承认人无法和上帝平等论理的同时。约伯依然希望奇迹出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约伯记9：25～26）比较约伯的忍耐，这里更能见出他的固执。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叫他执迷不悟，死不瞑目，那就是渴望他的无辜受难得到一个说法，这是他的固执也是他的朴实的自信。就在这时候，上帝在旋风中开言。撒旦沉默了。滔滔善辩的神学家朋友们沉默了。约伯也沉默了。但是上帝没有沉默。约伯内心真正有所企盼的，只能是上帝最终能够给他一个说法，哪怕是在彼岸世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宠最终满足了约伯的期望。
（三）上帝的公正
上帝看中的除了约伯在信仰支撑下的忍耐之外，还有约伯不屈不挠的自由意志，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立身之本。对此造物主完全清楚。上帝最后给约伯的嘉奖并不足道。约伯后来的牛羊骆驼数量翻了一倍，妻子又给他生了七子三女。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而且新得子女的快慰，远不足以抵消先时丧子失女的惨痛。但是约伯心满意足。他终于得到了说法，上帝直接同他对话，这是芸芸众生很少敢于企望的殊荣。约伯说“现在亲眼看见你”。上帝大象无形，当然非约伯肉眼可见，这是约伯自信他和上帝本人有了直接的交流。所以尽管上帝没有明示他好人受难的原委，他其实是回答了一个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人无所不知吗？人有权利来评判上帝吗？这个问题一旦恍然觉悟，他的一切苦难，便都见出了意义。他的朋友们的正统教义，由此观之。恰恰是阻碍了真正的信仰。
上帝没有嘉许人类苦难中的忍耐，上帝最终嘉许的是人类苦难中的悲声。《约伯记》给予我们的这一点启示，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
五、福音书：独特的叙事文本
在《圣经》里，四福音书即《马可福音》、《路迦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位于《新约》之首，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基石，并且成功地塑造了神人二性的耶稣形象。耶稣形象的成功塑造得力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得心应手的叙事艺术，也包含处理时间的特定方式。
福音书的中心事件是耶稣生平——从他降生于世，到他离世升天。通常认为，耶稣降生于基督纪元的开端，30岁左右开始传道，几年后受难而死，不久便复活升天。关于他受难的年代，按照我们采用的计算方法，耶稣死于公元33年。无论如何，这件事不会早于29年，因为约翰说耶稣28年才开始传道；也不会晚于35年，因为在36年，或许那年的逾越节之前，彼拉多和该亚法都失去其职务。可见耶稣的一生位于纪元肇端时的30多年。就人类历史而言，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平凡时期，但在基督教的时间坐标中，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重要年代，因为此间上帝为世人派遣了救主基督，他在世间履行天父的使命，而后又回到天上。这是亘古未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上帝救赎世人的新纪元。
新纪元之“新”，是基督教时间链上的一环，从过去发展而来，向未来延伸而去。整体说来，基督教的时间链是线性的，“线性时间”的含义是时间处于从过去经现在向未来不断延续的流程中，其间不存在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条时间链上，有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上帝创世和基督再临，它们把古往今来的时间分成三大段：创世以前、从创世到基督再临、基督再临以后。关于创世以前和基督再临以后的时间状态，乃至这两个阶段是否存在时间，学术界曾有种种议论。而“中间阶段”，即始于创世终于基督再临的时期，它是福音书所涉时间的直接语境。
四福音书的文体类型非常特殊，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再也找不到与其真正类似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福音书的作者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基督教的诞生，以及组合成基督教最初的教会都是从福音书中发现了伟大时代和至高权威的证据，从而采纳了全部，4卷书一概被列为正典，便排除了一切不利于耶稣基督的影响，起到了众星拱月的巨大作用。
福音书中的文学类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表现了各不相同的形式特征：
①讲演辞和讲演故事。
②宣告型故事。
⑧引用旧约预言。
④耶稣受难故事。
⑤奇迹故事。
⑥寓言。
至于耶稣生平中的有名事件，在四福音书中都有传神之笔，都达到了形象刻画神圣的耶稣形象的目的。因为事件发生在许多世纪以前，当时的客观事实今天已无法再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作者关于某一主题的概念。所谓“基督的秘密”，作为世俗语言是难以理解的，但作为表示耶稣生平的一个概念，则又是真实的。耶稣在巴勒斯坦这块有限的地区曾名噪一时，他吸引住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但随即便引起犹太教和罗马政府的注意，继而是反对；随后很快因叛乱罪而被审判，钉上十字架处死；接着便销声匿迹了。例如《马可福音》中的故事是以耶稣的复活和升天结尾，这样便使他从一个事实上的失败者变为成功者。人们拒绝他是因为不理解他。由于他被假设遭人拒绝，所以接着就是假设遭人误解，因此，当我们在领略有关耶稣复活的论述时，读者务必要将他一生的每一件事都和“基督的秘密”这一主题概念协调起来看待。
毫无疑义，没有想象的文学作品不足以扣人心弦。《圣经》的魅力，主要依赖于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正是作家创作灵感的翅膀。如对于耶稣死而复活的描写，你无论从哪一种福音书的作品中，都可以看见好像是纯粹出乎想象与企盼的“纪实”性的构造，但你却否定不了这近乎“实话实说”的故事。如《马可福音》的马可，他所记载的既是事实，也是预言：
他又举杯感谢上帝，然后把杯子递给众门徒，他们把杯中的酒喝光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血，它为众人而流，以确证上帝的誓约。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酒了，直到在上帝之国与你们共饮新酒的那天我才开戒。”他们唱了一首赞美诗，便出来，到橄榄山去了。 （马可福音14：22～26）
可以设想，倘若没有马可，其他的人是否最终也能创造出福音书，将永远不得而知。因而，让我们把率先创作之功归于马可。
马可显然是一位不信犹太教的基督徒。他的书是写给其他不信犹太教的基督徒们看的。新约成书期间，战乱不休，哀鸿遍地，民不聊生，给人以末日将临的强烈印象——据信，末日到来时，“圣子”基督将再次降临，善与恶两大势力将进行最后决战。这些观念表现于《马可福音》第13章的启示文学场景中。伦理二元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大战场，善与恶两大势力永远争斗不休。因此，马可的语调如此急迫，措词如此有力，叙事风格如此生硬，并不使人感到惊奇。《马可福音》只有16章，在四福音书中是最短的。它不像后出的《路迦福音》和《马太福音》那样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而是一开头就率直明确地宣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随后引用一段《旧约》弥赛亚预言，预言又引出施洗者约翰，以及耶稣受洗的简短故事；接着第1章14节便述说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从这里开始，作者加快了叙述进程，直讲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在作者看来，耶稣的最后殉难是一个重大事件，它使所有其他事件获得了意义——耶稣为受难而降生。
《路迦福音》对前者冷峻急迫的风格进行了较大改动。首先表现为，路加从资料中选取大量内容，加强了未被马可强调的部分。新增人的材料风格文雅，含有许多著名段落。如寓言《财主和拉撒路》、《好撒玛利亚人》、《浪子的比喻》；诗歌《马利亚的尊主颂》与《圣母马利亚颂》；故事《耶稣降生于马槽》、《天使报喜信给牧羊人》、《孩童耶稣在圣殿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基督向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显现》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路迦对妇女也极为关注。较之其他各书，一些妇女的形象在《路迦福音》中非常引人注目。路加始终以同情心和切近实际的笔触描写她们。
一位习惯上被称为“马太”的人对马可福音进行了修订和扩充。他的目的是更多地以他本人对耶稣尘世使命的理解，写一部新的福音书。无疑，这部书曾在他生活过的基督教社团中流传。据考，他生活于安提阿——此地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的叙利亚海岸。如果《路迦福音》在《马太福音》之前，马太似乎也没见过《路迦福音》。但马太确曾了解《马可福音》。他对后者十分重视，将其内容的大约90％都收入自己书中，并模仿了该书事件的编排次序。在此基础上，他增人马可福音所没有的一些材料，以此弥补了《马可福音》的不足。这使他的福音书比《马可福音》长出大约三分之一，读起来也更加流畅上口。如马太在描写耶稣时，首先认定他是犹太人的先知和导师，并且因为兼具“神子”和大卫直系后裔的双重身份而拥有至高的权威。他完全应验了犹太圣经中的弥赛亚预言。
《约翰福音》在讲述耶稣的教诲时，似乎以独特的语言突出了几个一再重现的关键术语：“光”、“暗”、“生命”、“荣耀”、“救恩和真理”、“知道”、“相信”。这都是人们常用的术语，但在这里它们却各有某种特殊含义。的确，《约翰福音》可被确切地称为“内涵更深的福音书”。当某人按语言的常规意义提出问题和陈述见解时，耶稣往往能对他的话重加解释，阐述出讲话人不了解的更深的神圣寓意。
福音书脱胎于“启示”模式，“从创世到基督再临时期”相当于启示文学中的“现存时代”，而“基督再临以后时期”则大约是“将临的时代”。启示文学的主题之一是对弥赛亚的盼望，这时的弥赛亚不再是古代先知预言的世间君王，而本来就是属天的“人子”，将于末世“驾着天云而来”，协同上帝施行审判，并永远统治新天新地。耶稣传道时常以“人子”自谓，其门徒信奉他就是基督，亦即犹太人世代盼望的救世主弥赛亚。可见除了角色转换——以耶稣替代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之外，仅就时间框架而言，福音书与犹太启示著作并无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