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挪威，国旗确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挪威一直用两种国旗。1814年以前，丹麦的国旗也就是挪威的国旗，两个王国分开以后，挪威的国徽图案纯粹还是丹麦旧国旗的图案——红底上一个白十字，加上戴王冠手持斧子的狮子的盾形纹章。1821年以前，在菲尼斯特角以北的挪威商船一直都用这种旗，后来旗上的狮子被去掉，白十字上又加了个蓝十字。根据1821年王室的决定，这样改过的旗1833年以前还在同一水域照样使用。为了不受北非海盗的袭击，在菲尼斯特角那边只能挂瑞典的船旗。但是在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尔期间，海盗活动收敛了许多，于是挪威开始提出不要限制他们使用1821年红白蓝色的商业旗。1836年，议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成熟了，一个由几名爱国者组成的委员会要着手改变这种局面。这个委员会指出，在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它的人民与其国旗间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要是不很好地敬仰他们的国旗，会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伤害人民的感情。由于挪威议会一再要求，1838年4月11日通过了王室法令，勉强批准挪威商船在海上挂1821年的三色旗——但是“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当时举国欢腾，因为挪威能挂自己的旗了。与此同时，除了那个联盟的标记外，挪威的海军旗仍然还是瑞典旗。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挪威旗，因为旗的四分之三是瑞典的，剩下的四分之一是丹麦的。1844年6月20日，奥斯卡一世发布命令，挪威的商业旗和海军旗都应由1821年的三色旗（红白蓝）取代，但要加联盟标记，而这个联盟标记也一定得在瑞典商船和海军纹章上体现出来。于是挪威人
再次感到欢欣鼓舞，但遗憾的是，上面还附加着一个联盟标记。
1844年，比昂松年纪太小，还没卷入国旗问题的争论，直到1879年，他才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那年的3月13日，比昂松和其他爱国者在首都召集大会，给群众讲解国旗问题的历史根由和意义，以反对社会上已经散布的影响，并告诉大家，国旗问题绝不是某个阶层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挪威民族的大事。经过几次集会的实践，比昂松发现某些人头脑中的“联盟标记”比旗上那个联盟标记还根深蒂固。不少人认为，这种带联盟标记的国旗在国外会令人感到高兴和骄傲，并且“在这面旗帜下，几十年来挪威商船队在世界属于列强之一”，所以他意识到，在群众中有大量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需要去做。
1889年，比昂松觉得靠议会的一个简单的决议解决不了问题，他只好打算通过修正宪法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但是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到了九十年代，“纯色”国旗的运动进入了新阶段。1891年5月，比昂松再次重复他为人熟知的观点：联盟标记意味着和瑞典的合并。但是他没有能说服自己的同胞，事情又以失败告终。1892年12月，这个问题又通过首都的克里斯蒂安尼亚国旗协会再次提出。1893年5月4日，这个组织又以“挪威自由独立象征的三色旗”的名义再次向挪威人民发出呼吁。就在这以前不久，在比昂松的带动下，克里斯蒂安尼亚国旗协会向议会递交了一分正式请愿，要求把1821年的三色旗合法地定为“挪威国旗和挪威商航旗”。结果，1893年夏天，议会没有能根据1821年国旗法通过这个法案，因为国王拒绝签发。1896年，议会又通过1893年国旗法，王室再次否掉。挪威人怎么会让奥斯卡二世的名字和一个国家的法律扯在一起呢？比昂松号召人们：“甩掉它！”所以，大约在两年后，即1898年的11月，挪威议会再次批准了1893年和1896年的国旗法，从而使1821年的三色旗成为商航旗和挪威的正式旗，步兵和海军例外。国王再次拒绝承认，但这次议会把这个法案定成了法律，国王无奈，于是这个矛盾算是告终。1899年8月4日，《晨报》披露，根据国际法的精神，每个主权国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国旗、国徽。同年10月10日，“三色旗”在挪威被合法地定为国旗。不久，比昂松在卑尔根为了祝贺这件大事专门做了演讲。他说，他是代表全挪威而来的，他希望瑞典人明白，现在再不是他们那种陈旧的成为历史的旗帜了，再不是在挪威国旗上出现联盟标记的那种令人不愉快
的旗帜了。挪威人仍然需要和瑞典的联盟，但这种联盟是完全独立的人民的联盟。比昂松同时也向挪威保守党伸出友好之手，他感谢他们在国旗问题上的支持。他说：“挪威各党派能在领事问题上也团结起来吗？我们大家都是挪威人，为了我们的国旗，大家斗争了二十年，但我们赢得的绝不仅仅是国旗，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赢得了更强烈的民族感情，作为一个民族来讲更大的勇气，作为挪威人来说更大的愉快。”
要了解比昂松其人，了解他在挪威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独立民族中的作用，研究他是当代挪威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倡导人这点十分重要。事实上，在世界范围的诗人中，很难找到一个比他更有活力、更刚毅的诗人。今天，当挪威人民怀念比昂松的时候，他们对他的人格像对他的写作、他的成就一样予以高度的赞扬。五十多年来，比昂松都是挪威人民生活当中的中心人物，因为他把自己当做挪威人民的战士，只要是民族事业需要他，他总是不惜自己的力量，总是情愿去和自己的人民同甘共苦。他曾经说过：“我将在挪威生活，我将在挪威驱策和被驱策，我将在挪威歌唱和死去，这些是毫无疑义的！”正因为这样，西方评论家认为：
“雨果的法国心也不像比昂松的挪威心那么重，提到比昂松的名字就像是升起挪威国旗一样。”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
五
1903年12月，当比昂松为了挪威的领事、外交独立而四处奔走游说，和瑞典的关系达到最紧张程度的时候，瑞典学院给比昂松颁发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政敌不怀好意地讽刺：这真是对比昂松的“奖赏”。比昂松过去确实对瑞典学院进行过攻击，对瑞典国王也有过不恭；但当他第一次亲自见到瑞典国王时，他觉得两人很谈得来。瑞典人姿态很高，不去计较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他们那种真诚友好的庆祝气氛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挪威作家。
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评选，获奖者为法国人苏利·普吕多姆。1902年，两位挪威作家获得提名。易卜生由阿普萨拉的阿·埃尔德曼教授提名；比昂松由哥德堡的卡·阿尔布里教授和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克·寇林副教授提名。寇林1902年11月29日只提了比昂松，但第二天他又建议：“作为另一种选择，比昂松和易卜生同获此奖，或把托尔斯泰作为第三人选。”
关于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由易卜生和比昂松同获的问题，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其主要意见是：要么比昂松获奖，要么易卜生获奖；另一部分人认为，要么两人同获，要么两人都不获本次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最后他们达成的唯一协议是把问题留给将来解决。
结果，19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决定授予了德国的罗马史教授蒙森。
一年后，劳·第特里克林和寇林再次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们建议1903年度奖由比昂松和易卜生同获，或由比昂松和托尔斯泰同获，或由比昂松独获。
1903年9月14日，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决定认为：“同时获奖容易引起误会，并且对其中任何一个获奖者的声誉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易卜生身体状况欠佳，从这个角度看，也有损诺贝尔奖的荣誉。”
最后，获奖人为比昂松，评选委员会决定“将此殊荣授给与诺贝尔精神相符的人……”
在全面评价了比昂松的作品并选出其“理想主义文学”之后，评选委员会的意见是其作品与诺贝尔精神吻和一致。委员会引用他在挪威报纸上发表的讲话：倘若此次文学奖必须由两人分获的话，他将退出并让易卜生一人获得。于是，评委会重申其决定：“该年度奖由比昂松一人获得。”
1903年12月10日，比昂松获奖。评委会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比昂松先生：
您的文学作品表现了高度的理想主义，对人的生活和追求作了精彩的描述（《挑战的手套》），代表了文学的发展方向。您的作品植根于大自然和人民，但又高度地艺术化、理想化。评选委员会对您的艺术天才盛赞不已。您的此次获奖，必将为文学奖及其评委会声誉的提高作出贡献。
在这个赞词背后，人们可以注意到对易卜生的放弃。有些人激烈地反对易卜生入选，不得不坚持诺贝尔的“理想主义文学”原则，因此也就不得不把这一原则作为入选的重要条件。而寇林在其推荐易卜生为1902年获奖者的推荐信中写道：“易卜生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较少的理想主义。而这又是应占较大比重的。依我之见，易卜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当推《海上夫人》。其实易卜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为理想主义现实化的可能性而努力……”
比昂松是斯堪的纳维亚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文学家，以后又有几个人先后获奖。然而，安德斯曾指出过评选的遗憾：“易卜生从未获过该奖，但他的名字却应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巨人。”
安德斯同时还提到了世界戏剧界另一位北欧巨擘——斯特林堡。这里又提出了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的问题以及其反面——我们同样可以在易卜生身上找到影子——灰色人生观以及人们心理上的悲观情绪。这些观点及看法影响着为数不少的大艺术家，也包括易卜生和斯特林堡。首先必须表现人应该自我解脱，并在这悲观中尽可能发现自身价值。
在评奖过程中，斯特林堡的情况远不如易卜生复杂。瑞典戏剧评论家的反对意见，以及惯有的对瑞典学院的称职性的蔑视，无形中在事前就对评选委员会产生了影响。斯特林堡抨击过最早的两位获奖者：苏利·普吕多姆（说“他根本不能被称为诗人”），蒙森（说“他应该得的是国王勋章而不是诺贝尔文学奖”）。从其1902年1月尖锐的抨击中，我们读到他“从来没有信任过学院……因为他们背离了文学的精神……”。
与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系的还有一段悲剧，是后来比昂松自己透露的。1906年5月，易卜生与世长辞。在一次政治性的采访中，记者问及比昂松最后一次见易卜生的情景，比昂松说：“那是当我在1903年12月获诺贝尔奖时，我看见了易卜生，便向他走过去。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只是握住我的手，最后才说了几句衷心祝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