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目光深入《罗马史》之前，有必要先探究一番《罗马史》创作之际的罗马史研究状况。十九世纪上半叶，罗马史研究无论在内容重点与表达方式上都完全处于尼布尔(1776—1831)的《罗马史》(1811—1832)的影响之下。尼布尔的研究重点是早期罗马的村镇，他认为这是古罗马最健康的时期，随后便渐渐走向衰落。在叙述中他一反以往的罗马史研究传统，不再简单地转述以李维为代表的古罗马历史著作，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努力发掘和破译古代的诸种文献，从普遍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因此被誉为以语文学方法从事批判性历史编纂学的奠基者。作为在尼布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蒙森无法摆脱与尼布尔的联系，但是蒙森对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在尊重的同时并无推崇效仿之意。首先尼布尔将研究重点置于早期罗马，他的著作只叙至意大利的征服和诸阶层之间的斗争，而对意大利变革时期与帝国时期则根本未曾涉及。蒙森则认为早期罗马遗下的材料甚少，无法建构一幅真实的图景，而且他对古罗马的发展脉络完全是另一种理解。其次在尼布尔的著作中描述与研究并重，对历史的描述总是被考证、论述和设想等研究性的段落所截断，加上尼布尔的语言毫无生气与活力，充满学院派的枯燥繁冗，令读者望而生畏，简直难以卒读。蒙森喜爱的风格则是简洁生动，明白清晰，他在麦考雷的著作中看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叙述历史，同时他本人也擅长这种风格，不带丝毫学究式的书卷气。综上所述，可以断言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虽然构成了蒙森创作的内在动因与前提，但是与其说两者之间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变革与超越的契机。
在此背景上分析蒙森的《罗马史》，可以看出蒙森是继承了以往的传统而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考察古罗马的历史的，在这一点上他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一特点鲜明地表现在对东方的描述中，在他笔下东方各国与各部族总是以落后蛮族的形象出现，至多只是肯定一下他们的勇武不屈。实际上当时的东方，尤其是小亚细亚地区深受希腊文明乃至更早的文明的影响，它们当时已处于很高的文明发展状态，当然在此也不应该用当代的眼光去过分苛求十九世纪的蒙森。
在古罗马的历史发展中，蒙森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基本法的变迁，他以此为基本线索勾勒出古罗马发展的脉络。从国王时期公民分成贵族与平民的时候开始，罗马历史就是两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历史，具体表现于国家的基本法之中。从国王时期到共和时期只是表现性的权力转移，从共和时期到帝国时期也是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处在这一变化的中心的恺撒成为蒙森笔下最光辉的形象，与他相对立的人物则被置于灰暗的色调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对庞培、西塞罗和小伽图的刻画之中。在蒙森眼里，优柔寡断的庞培至多可称为一个合格的士兵，善言巧辩的西塞罗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而坚定的贵族派首领小伽图则恰似满口理论的一介书生。在此触及到蒙森的《罗马史》中的一个颇具争议的突出特点就是历史编纂中的主观性问题。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一直是历史学中的焦点问题，客观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历史学家向往的理想圭臬，不同的只是在当今史学界中更多的是探讨能否达到客观性，而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发展中是否达到客观性是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从历史哲学向实证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具体地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历史学家是否在客观地描述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蒙森遭到了剧烈的抨击。在《罗马史》一书的具体描述中，引起争议的首先是蒙森将个人的感情色彩融入对人物的褒贬之中。如前所述，在蒙森笔下对众多人物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与恺撒的相互关系，在顺逆之间显示出不同的色调。不过笔者认为不能将这一特点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纯主观的爱憎倾向，由于在蒙森构想的罗马发展进程中，恺撒是一个处于转折点之上的伟大人物，所以这一褒贬的特色实际上隐含着蒙森从罗马史的全景角度所作出的判断，至少在当时的蒙森自己看来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其次在《罗马史》中引起争议的还有一些非历史词汇的运用，蒙森在描述古罗马历史时运用了一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词汇，比如在描写军官时用到了“海军元帅”，在描写等级时使用了“容克地主”，在勾勒派别之争时用到了“党派”一词，这一特点显然与他曾关注与投身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由于这一特点他被人指责为在一部历史著作中掺入政论文章的色彩。笔者认为作为历史学家蒙森并不是出于现实政治纷争的需要来创作《罗马史》，他运用这些词汇，从而使自己的著作具有某种现实性，一方面是在于他认为应将“足蹬古希腊悲剧式厚底靴的古代人物”从半空中拉下来，置于现实的世界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便于读者接受，“为此必须让执政官变成一位市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则在于蒙森认为，古罗马与当时的普鲁士社会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可比性，比如贵族阶层及其危机与衰落，开掘这种时代之间的可比性乃至关联性是历史哲学的特点，即关注历史的普遍性。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这一特点也渐渐地消失了。最后引起评论者不满的还有蒙森书中的文学色彩，他们认为在以虚构为基础的文学与追求真实的历史之间应划出明确的界限。在《罗马史》中蒙森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他赋予诸多古代人物以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这本书的文学特色才使蒙森荣获了19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对历史著作中的文学特色蒙森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想象力不仅是诗歌，也是历史的源泉，有别于诗人的仅仅在于历史学家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想象力，即以客观史实为基础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实际上是一种尽可能地再现历史的能力，而这一再现不仅以客观存在的有限史料为基础，更应以历史学家从中分析勾勒出的历史发展线索为准绳，即以隐含在具体历史现象背后的抽象历史本质为基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蒙森著作中引起争议的诸种现象皆可归于蒙森构想中的一种历史本质或曰一条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所有的争论皆可归结于这一构想是否具有主观性。这一构想虽然已经不明显具备历史哲学的特点——普遍历史观，而只是在罗马史范围内抽象出一条基本发展脉络，但是依旧引起了实证主义及以后评论者的非议。非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断言有这样一条线索，并以此为基准描述历史，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永恒话题，即历史中的现象与本质，具体与抽象，多样与一致，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这一组关系不仅涉及对单个具体历史事实的理解，而且还涉及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把握。在《罗马史》中蒙森能比较辩证地处理这一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历史研究总是寻求制高点，以求达到一览无余。在幸运的时候，它能够成功地在某些点上俯瞰到不可更改的必然规律，这些规律像阿尔卑斯山一样永存不变，同时它还能成功地俯瞰到人的种种激情，这些激情如浮云一般环绕着这些规律，无法将它们改变分毫”。蒙森写下这段话时正是《罗马史》一书进入结尾之时，它反映了这一阶段蒙森对历史研究的看法。从这种认识出发，蒙森勾勒出他眼中的罗马历史的发展线索，这一线索不同于以往研究者的观点，它不再重复上升—繁荣—衰落的基本模式，将共和时期视作发展的巅峰。蒙森的《罗马史》遵循一条内在发展规律，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各个阶段紧紧相随，相互替代。这条规律具体表现为国家基本法的变迁。在蒙森笔下，国王时期是民主君主制，民众的意志与自由则通过国家法令来实现，随着贵族与平民的分化，国王时期向共和时期过渡。共和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随着罗马的世界化，这种冲突的程度日益剧烈，规模日益扩大，最后导致共和制的崩溃，随后建立的帝国制度并不意味着衰落，而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恺撒处在这个转折点上，自然成为蒙森笔下最理想的人物。曾有人认为蒙森美化恺撒是因为他崇拜拿破仑三世，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蒙森对罗马史的整体构架，则不难发现恺撒高踞群雄之上的原因。可惜蒙森未写出此书的帝国部分，否则恺撒的地位将更加明显。
从这条基本线索出发，蒙森确定了罗马史描述过程中的内在目的与评判标准，这里指的不仅是描述整个历史过程的目的与标准，而且也指描述具体历史事实的目的与标准。蒙森赋予历史的内在目的与评判历史的具体标准同样引来了评论家的指责，他们认为它们来自蒙森构想的历史发展基本线索，也是蒙森主观的产物，即蒙森根据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而设定的。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蒙森确实在运用这一方法中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如给一些历史人物设立他们从未追求的目标，以此评判他们的能力与功过，庞培被视为他这一失误的主要牺牲者。但是笔者认为运用的失误不等于方法的失误，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内在目的与评判标准的确立，而且也适用于基本线索的开掘。蒙森概括出某种抽象普遍性必定以牺牲诸多生动形象的具体特殊性为前提，虽然前者从后者中来，但是在两者之间不能强求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不能苛求基本发展线索对每一个具体史实做出解释，或对每一个具体解释承担责任。即便蒙森在运用中出现失误，亦应考虑到成功本身不仅取决于方法，还取决于其他的前提条件与辅助条件。实证主义者在否定蒙森出现的失误的同时，连整体把握历史的要求也放弃了，他们为了追求客观性而埋头于繁杂的史料之中，不过除非他们满足于做一个史料的保管者，否则一旦他们开始试图从史料中分析、整理、归纳出某种结论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掺入自己的主观倾向。反观蒙森却正是由于从整体角度把握历史，才第一次将研究重心转向贵族和平民的关系，从而突出了贵族阶层在罗马历史发展中的主要作用，这一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古罗马研究。
在突出蒙森《罗马史》的主要特点之后还需指出，蒙森在描述中始终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以描述史实为主，并对史实进行了多层次的展示，这种多层次的展示既体现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领域进行探究，亦体现于对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多角度的剖析，在这具体的描述背后隐隐透出蒙森心中的罗马史基本发展线索。正是这种具体的描述使蒙森的构想具有了客观的基础。对诸多领域的开掘，让历史本身说话，增强了论证的力量；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多角度剖析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蒙森在叙述中的倾向性，即评论家所指责的主观色彩。例如在对贵族阶层的描述中，蒙森指出它并不是生来就注定了腐化衰落的命运，而在它的内部则蕴含着两种发展的可能性，即在平民一方既有渐渐上升的政治力量，又包含着街头群氓这股滋事闹事的力量。即使在描写被置于灰色调中的人物时，蒙森也常常给他们加上明亮的一笔。
综上所述，诸多要素构成了蒙森的《罗马史》，虽然有一定的失误，但是瑕不掩瑜，它不仅获得了同行的极高评价，而且也在读者中受到欢迎。这除了应归功于此书本身的内在特点外，而出版的时代——十九世纪中叶——也给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接受环境。在这一时期古罗马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古罗马研究仍有着极大的普及性，它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且读者大多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然而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这门研究渐渐成为一门深奥的专业学科，这就使得广大读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享受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历史学观念的转变，即从历史哲学向实证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使古罗马研究失去了广大的读者群，而且也使《罗马史》式的著作成为历史的遗迹。
从历史哲学向实证主义过渡这一背景上来考察蒙森及其创作，人们可以认为蒙森的古罗马研究已达到了一个高峰，《罗马史》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对于处在历史观念的转变之中的蒙森来说，他不得不在痛苦的过渡中对自己作出痛苦的评价。由于历史观念的变迁，蒙森后期的历史观是对他前期历史观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观念转变后的自觉否定，不含任何被动与强迫的色彩。但正是这一自觉的否定，包括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著作的否定，导致了蒙森的迟疑与迷惑，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历史编纂学的怀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它的神化。在考虑《罗马史》第四卷时蒙森表现出他的迟疑：是为了追寻昨日之梦去延续前三卷的思路（对这种写法蒙森已表示怀疑），还是遵从实证主义的宗旨写一部帝国史（对此蒙森没有把握）。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他的自我评价中。作为一个处在过渡期的人物，他不得不对一个割裂成两个部分的自我做出痛苦的评价：站在实证主义立场上他对前期的评价予以否定，认为那是一种年轻人的轻率；对后期的评价也十分谨慎，自认为并未得到历史女神的垂青，因此在遗嘱中才会出现那样的自我评价。
其实从后人的角度来看，《罗马史》第四卷的告缺诚然是一件憾事，但蒙森在两个不同的历史学时期的贡献却更加突出了他的地位，他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变，而且还是这一观念转变的促成者之一。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历史哲学与实证主义只是历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阶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历史学研究的不同侧面，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否定，而是彼此相辅相成的。正如蒙森的前后期创作，这些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奠定了蒙森的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
至此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显露出谜底，两种迥然相异的评价恰恰源于历史与历史学家开的一个玩笑，当蒙森以娴熟的文笔勾勒出罗马的历史时，却未能意识到自己也置身于历史之中，他的痛苦经历正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正如他笔下的恺撒也是一个处在转折点之上的承前启后者，在这个转折中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而已。
笔者认为从蒙森的事例可以看出，过去的客观历史只有落于文字，才能为一代代人所知晓，这一过程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又处于当下的客观历史之中，并昧于当下的历史，而被它所支配，即置于历史之中来写历史。这大概就是历史学家的悖论，一个在劫难逃的悖论，一个不断克服着的悖论。正是这一悖论引出了历史学中的诸种问题与争论，但也正是这一悖论使得历史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历史学的发展是一种从一个个新视角不断重新叙述历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