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不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柳鸣九
在中国，罗曼·罗兰曾受到格外的推崇，但同时又被厚厚地笼罩着意识形态的迷雾，在迷雾中，他的代表作被异乎寻常地亏待，甚至受虐待。
现在，事关他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他获奖一事而言，上面就被人为地罩上了一层迷雾。
1916年11月，瑞典皇家学院正式通过罗曼·罗兰为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对于这位作家来说，这是一份姗姗来迟的荣耀，本应在1915年度之内获得。其原因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罗曼·罗兰于1914年9月，发表了一篇反对战争的政论《超乎混战之上》，此文大大触犯了法国民族主义情绪，招致了不少敌人与批评者，报刊舆论纷纷对他加以谴责，因此，当1915年瑞典皇家学院准备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罗曼·罗兰的时候，就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是，此事搁置了下来，到1916年将近年终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才最后正式通过并予公布。
罗曼·罗兰是以什么文学成就而获此殊荣的？因为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也因为法国政府与一些舆论对罗曼·罗兰获奖持反对态度，加之正式宣布已经推迟到第二年的11月，所以，授奖仪式并未举行，当然也不存在对罗曼·罗兰的文学成就作出评价的授奖词。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的理由与根据，仅仅在迟至1917年6月才发给罗曼·罗兰的获奖证书中有这样表述：“他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与真实性”
罗曼·罗兰1917年6月7日左右的日记，《战争年代日记》第1224页，巴黎，Albin Michel, 195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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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上述问题有准确的回答，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时至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时，罗曼·罗兰在文学上走过什么历程？作出了那些劳绩？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二十岁时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从这著名的最高学府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当过中学教师，终于得以进入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这一段学术道路尽管相当漫长，走下来颇为不易，但他却很早就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从大学时期起，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笔耕，到获奖之时为止，他已在三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是从戏剧创作开始的，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陆续写出了以“信仰悲剧”为总题的三个剧本：《圣路易》(1897)、《艾尔特》(1898)、《理性的胜利》(1899)，以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剧”多种：《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其次是在名人传记写作方面的成就，他于1903年发表了著名的《贝多芬传》，相继问世的又有：《米开朗琪罗传》(1906)、《亨德尔传》(1910)、《弥莱传》与《托尔斯泰传》(1911)。最后，就是他的小说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了，小说开始创作于1902年，完成于1912年，在此期间，全文就已经陆续发表，至1912年，这部小说的巨大的成功已使罗曼·罗兰在文坛上名重一时。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份“清单”，展示了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精神创作劳绩，这就是他问鼎此一荣耀的坚实基础与充足实力。
人们往往把罗曼·罗兰从开始从事创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概括为他的前期，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就是对他前期创作成就的总结与表彰。而在前期三个方面的创作中，戏剧成就相对较低，这些剧本颇受戏剧界的冷落，很少上演。名人传记的成就则比较显著，特别是《贝多芬传》在发表的当时就曾产生广泛的影响，是最早使罗曼·罗兰一举成名的力作。不过，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学术文化、艺术评论的范畴，与纯粹意义上形象思维的文学创作还不尽相等。在罗曼·罗兰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小说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要算是他最为杰出的成就，不论是从它沉甸的分量、它丰厚的现实内容、它高远脱俗的灵性、它高昂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还是从它巨大的艺术规模、它广阔生动的图景、它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动人的艺术魅力，都堪称文学史中的巨制鸿篇。它在罗曼·罗兰的前期创作中像奇峰拔地而起，气象万千。显而易见，主要就是这部小说构成了1915年前罗曼·罗兰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正主要是这一成就，使罗曼·罗兰赢得了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像马丹·杜迦尔是以《蒂博一家》、肖洛霍夫是以《静静的顿河》、帕斯特尔纳克是以《日瓦戈医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一样。
本来，对这个明显的事实无需多加论证，但是，却偏偏有一种相当权威的论调，认为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像一般人所设想的是因为他写了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超乎混战之上》的作者”，因此，我们不得不回顾罗曼·罗兰前期的历程与成就，也不得不再就这个问题稍微多加说明。《超乎混战之上》发表于1914年9月15日，这一篇政论对当时欧战双方死于战场上的青年表示了哀悼，对他们在大战中混战一团、互相残杀深感痛惜，并向西方各国进言，不要以战争的方式去解次它们在分配世界财富上的分歧，而主张成立国际仲裁机构来解决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以避免战祸。不可否认，罗曼·罗兰这种态度与主张当然会得到在当时欧洲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的瑞典官方的欣赏，也自然会遭到已经参加了战争的法国政府的反对，在罗曼·罗兰获诺贝尔奖一事上瑞、法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即由此而来。这样一篇政论固然有助于罗曼·罗兰被瑞典皇家学院提名为候选人，但它显然不足以成为一个作家获此世界性荣耀的主要成就与主要根据，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常识。把一篇内容不过如此、篇幅毕竟有限的政论竟然抬高到获世界文学大奖的主要成就的地位，不能不说是有违常理常情的，这在严肃的文学评论中极为罕见。这就在罗曼·罗兰获奖一事上制造了一层迷雾。这迷雾是意识形态的，其作用不外是掩盖《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杰作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当然联系，不外是贬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的价值与地位。当我们在这里把罗曼·罗兰作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来加以评说，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他获奖的主要成就与主要根据的时候，就不得不先把这一层迷雾拨开。
理论迷雾还不止上述一层。另外还有一种论调，也竭力贬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罗曼·罗兰整个创作中的地位，而把罗曼·罗兰后期的《欣悦的灵魂》抬高到至尊的位置，把它评为罗曼·罗兰全部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和最高成就。
这里，首先就涉及对罗曼·罗兰前期与后期的比较与评价问题。
所谓罗曼·罗兰的后期，是指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他1944年逝世。后期的起始是以他发表《超乎混战之上》为标志的。也有的研究者还将后期再分为两个阶段，即1914年至1931年与1931年至1944年，而把《向过去告别》一文的发表视为这两个阶段分界线的标志。如果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是必要的话，那么，从1914年至1931年这个阶段的大致情况是，罗曼·罗兰在思想上、政治上开始明显“左”倾，并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同情支持苏联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而从1931年到他逝世的这个阶段，他在政治上则更进一步“左”倾，成为了苏联的忠实朋友，共产党的同路人，在思想上也更为激进，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清算，主要表现在他的论文《向过去告别》、访问苏联以及与高尔基的关系，等等。总而言之，以1914年以后，不论是否再从193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明显的事实是，罗曼·罗兰日渐从文学转向政治与社会活动，把1914年以后统称为他的后期，即是着眼于整个这一时期的共性。
如果说罗曼·罗兰后期的社会政治活动比前期大有增加，他作为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社会斗士的倾向明显形成，他与此相关的政治与杂文比前期多产的话，那么，他文学创作的势头却比前期较为减弱，创作量比前期有所减少。在戏剧创作方面，他现存的十二个剧本中，有七个写于前期，后期增加的仅五个：即“革命剧”中的《爱与死的搏斗》(1924)、《鲜花盛开的复活节》(1925)、《流星》(1927)、《罗伯斯比尔》(1939)，以及《里吕里》(1919)，而在他全部的戏剧作品中，前期的《丹东》《七月十四日》与“信仰悲剧”，也相对比后期的剧作重要。在名人传记方面，他十多部传记中，前期的产品占一大半，而且最重要的几部代表作《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亨德尔传》与《托尔斯泰传》，都是出自前期。在小说创作方面，前期除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生气勃勃、充满了拉伯雷式乐观主义的《哥拉·布勒尼翁》，而后期，则除了《欣悦的灵魂》外，还有长篇《克莱朗博》与中篇《比哀吕丝》，这两篇小说虽然都有鲜明的反战内容，但却流于政论化与概念化。因此，如果不是着眼于罗曼·罗兰思想激进的程度，不是着眼于罗曼·罗兰在创作倾向上与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合拍的程度，而是着眼于创作本身的分量与水平；如果不是把罗曼·罗兰当做一个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论家，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如果不是从社会主义政治与思想影响的角度来看罗曼·罗兰，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罗曼·罗兰，那么，应该客观地承认，罗曼·罗兰前期的文学成就要比他的后期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