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唐朝未必好，那么之后的时代就更不堪言：“五胡乱华”的局面几乎又一次在中华大地展开。
“五代”时期汉文明的东移
从与西北游牧民族突厥人“结缘”的“五代十国”（907—960年）开始，在短短54年时间里，“五代十国”走马灯似的在战乱中分治中国，中原大地成为一片苦海，当时杀人卖肉已成为一份职业营生。
“五代”建国后的国都除了刘氏一代在洛阳，其余四代皆在汴京。政治中心重回中原有许多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东北少数民族辽人雄踞北方，以汉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政权不得不随之日渐东移。当然，这一趋势也与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渐发展脱不开关系，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另外，这一时期与东北相关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发展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地缘关系，至少它们不再无足轻重。
朝鲜与日本作为东亚的一只跷跷板，在大约10世纪开始就已经在东亚发挥作用。日本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已经开始稳步发展出自己的独立文明，以至于在有利地形之下，日本人已可以坚定地拒绝元朝的要挟了。又过了几百年，幕府时代中期，日本人已经暗下侵略中国大陆的决心。日本相对于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现代的事情，而在500年前就已成定局。相对于日本这个邻国，中国的落后在宋、明时期就显现了。
世界是个统一体，远东是个小范围的统一体，所以日本的文明发展必将影响到与之毗邻的中国东北少数民族，从而再影响到中国内部社会。当然，早期日本对于中国的影响集中于东海附近。总之，由于交通工具的更新进步，在最近1000年里，中国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地缘重要性发生了显著变化。
古老的汉文明的空间实际上在东亚日渐萎缩，隋唐时期这里已是半胡代政权，元朝灭宋再次证明了正统汉文明走向衰亡；清朝再灭明，中原王朝连续被外族所灭，这似乎隐含了某种趋势。19世纪开始直接侵犯中国的日本人不过是更远的一个“东北少数民族”而已。距离拉长了时间，日本人可以看作最后一个试图侵略中国的“东北少数民族”，当然，日本人迟早会作为“鞑虏”而被驱除。
“五代”中只有第一代朱氏为汉人政权，其余四代皆为沙陀部突厥人。
西突厥最西部曾经到达接近里海的东经50o附近（北纬40o至50o间）的中亚地区。这支突厥人的一个部族于唐初定居于甘肃张掖一带，后来归附李唐王朝，唐末他们又盘踞山西，“五代”时他们入主中原交替成为四代皇帝。这个民族的发展史可谓“一江春水向东流”，一路走来千万里，让人惊叹于其在中国大地上迁徙的快速与便捷。这是中国诸多王朝的一个缩影，所谓“少数民族”从来就是中国中原王朝的主力，“汉人”只是他们在中原融合后产生的。
突厥族从西向东入主中原的迁徙史，也是整个东亚民族的一个缩影。联系到突厥人长期盘踞山西的史实—那里一贯是中亚到远东的交通枢纽，不能不让人猜测这段历史是否给日后的晋商文化奠定了隐秘的文化基础。晋国在春秋时期就是个与地中海东北角商贸活动有着隐秘联系的地区（可参见拙著《汉字起源新解》），那是中国第一个铸造货币的地区。
文弱不堪的宋代
960年，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即“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宋定都于河南开封，史称东京。赵宋王朝总结了前五代短命的经验教训，“杯酒释兵权”，提前规避了武人干政、颠覆政权的可能性。
作为鲜卑一个支系的契丹人此时在东北茁壮成长，他们组成的国家“辽”正如黑云压顶一般向中原逼来，算来这可谓鲜卑人的第二次入主中原。西夏、回纥、吐蕃使此时的宋人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经过与辽的“澶渊之盟”和与西夏的“庆历和议”，北宋也获得过一段喘息的机会。北宋曾经富饶过，但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它内忧外困。历经范仲淹和王安石变革失败，勉强维持了100多年的北宋走到了尽头。任何一个北宋末年的皇帝都不会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宋徽宗干脆丢下国家，画画去了。
由女真族发展而来的金王朝在北方最终取代了辽。12世纪初期，宋朝的北方逐渐失守，北宋开始南撤。
以近代标准来看，岳飞是抗金的民族英雄，但以宋皇室的眼光看可能并非如此。“五代”时期，除了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关系，其余都是军中将领夺权。赵匡胤同样如此，他是后周的将领。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如何避免被自己的武将再次取代，就是宋朝皇帝始终关注的军事与政治主题。宋朝确实做到了避免重蹈覆辙，这说明它们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充分的吸取历史教训的准备。
岳飞作为一个武将，他当时的权威已经到了可以与皇帝斗气的地步，所以在宋高宗眼里，他极有可能篡位称帝。宋高宗杀岳飞绝非一时头脑发热，很可能这是一项既定国策。杀岳飞可能只是失去一片土地，但听任岳飞而为可能要失去整个江山，这是为何宋朝要“文治”而拒绝“武治”，也是宋朝孱弱的真正原因所在。任何一个中国君主在暴力夺取政权的阴影下都没有安全感，所以其统治常常会采取极端血腥的手段，而岳飞就是这一政治传统的牺牲品。
宋朝的“文治”国策最终使其国民在心理气质上文弱不堪，以至于正常妇女都要以缠足来潜在地满足普通男人的强势心理，足见宋的“文治”达到了何种绵软无骨的地步。
中西文明在宋代开始拉开差距
1127年，北宋退守钱塘江畔的临安（这是重新积累的所谓中国正统文明在中国最南端的一个都城），成为南宋。
连同北宋，这一具有文化与血缘连续性的王朝共延续了319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阶段。宋朝以经济与艺术发展标识了一个辉煌时期，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扭曲的一个时代。宋朝被许多人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顶峰期，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但是若放在全球背景下，尤其是与西方比较来看，正是在宋朝前后，中国开始与西方拉开距离。这个观点会在后面的欧洲史部分得到全面印证。也有人认为755年的安史之乱就是中国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的真正开端，宋朝自然也成为下坡路上的一个“驿站”。
1279年，8岁小皇帝赵昺在元军追赶下逃亡至今天广东新会的崖山，最终南宋君臣一起由此跳海。“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古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原文明遭受北方少数民族侵袭之后的绝境，之后还有人说“明亡之后无华夏”，都是类似的逻辑。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向来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事实，但这种悲剧一再上演，所以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只能见仁见智。总的来看，中国文明属于“藕断丝连”，并非真正的连续。是的，这里看起来有些偷换概念的嫌疑，因为笔者把国家或王朝等同了文明，但问题是中国人对待其他地区的同类情况也是如此判断，如伊拉克文明、印度文明，并据此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连续性的国家，所以在这里笔者不过是一视同仁罢了。
截至宋朝，我们看到每一次中国的统一都会与长久的稳定联系在一起，并且与文明的繁荣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都出现在统一的王朝时期，每次战乱都使中国社会倒退，进入野蛮状态。小国局面其实有利于竞争与交流，而在中国却总与战乱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文化或地理原因，也牵涉到中国人特殊的心理。
大国的统一和专制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现代人认识到专制并不好，但古人一直在做着无奈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让文明在专制中缓慢发展。存在即合理，2000年的中国专制史说明了中国人选择专制一定有其内在的道理。如今中国要走向现代民主社会，首先要寻找到能够破解这个怪圈的方法。
其实，环顾全球史，几乎所有的古国都是专制政权，只有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命运，所以专制文化不是中国的独有问题。西方为什么特异地产生了民主，这才是个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
宋代及其以后儒学的发展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标志是基督教，那么中国的文化标志就是儒教。儒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到宋朝时期，儒教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代儒学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若将宋代儒学与基督教相比，则可对应于11世纪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大分裂，朱熹将儒教重新演绎，他的地位接近于阿奎那之于西方哲学思想的地位。
大约2500年前，从孔子出生起到汉代，是儒教发展的第一阶段。秦以前是中国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时期，儒学仅为一家之言，甚至在秦朝还遭到毁灭性打击。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野蛮社会需要文明教化的出现，所以无论是佛教还是要求“仁政”的儒教，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及时的文明补充。就西方而言，该时期相当于基督教最初走出西亚的阶段。
儒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汉代的“独尊儒术”，依靠专制，儒教开始与政治结合。这个情景类似“米兰敕令”之后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全面接受，但这并非意味着整个欧洲都接受基督教，那还要等待几百年。同样，一直到宋朝，儒教亦未必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始终统治着中国，如秦朝灭儒，汉朝黄老之术一直与儒术争宠，唐宋期间佛、道抗儒，儒教的真正顶峰期很可能是近1000年内的事情，而且很可能正是由宋开始。
儒教发展的第三阶段在宋朝前后，逐渐不能解释新世界的儒教在1000年后被朱熹（1130—1200年）重新镀金。程朱理学挽救了走向灭亡的儒教，朱熹与阿奎那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思想先锋。儒教与基督教大约在此期间同时成为各自文明中的统治性思想。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继续进行了一些面向基督教的深入改革：14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人”从教会中解放出来；16世纪的新教改革使教民获得了更大的信仰自由；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直接破除了宗教迷信的思想，中国在这个时期的思想革命却付之阙如。
直到20世纪，中国才进入儒教的第四阶段，在西方文明的观照下，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年轻学者开始“砸烂孔家店”，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儒教。就传统思想方面的改革与解放而言，中国比西方至少落后了500年。
儒教并不足以导致文化面貌落后，有西方学者将其归罪为“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革新发明”，这才是中国从技术上落后于西方的主因。特别是朱熹开创的“新儒教”，借助于科举考试加强了传播，使社会的僵化程度更深，“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有些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并因此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儒学强劲反弹，打着“恢复中华文明”旗号的“复古”“尊孔”成为一波文化新浪潮，“新新儒学”破壳出笼。实际上，基督教在西方不断地改革中也经历过数次返潮，尤其在飞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世风日下，更多人选择了回归宗教。
从另外一方面看，孔子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地位更像欧洲先贤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在西方世界的权威在霍布斯（1588—1679年）时代遭到全面质疑和反思，甚至在“文艺复兴”开始时就已有质疑的苗头。而在中国，孔子在应该受到质疑的年代里反而受到了更加火热的追捧。“宋明理学”时期，即便不能说标志着中国文化走向腐败，与西方相比也逐渐落后了，因为在此时期西方伴随着思想解放走向一个新世界，而中国却随着遏制人性的理学变得更加腐朽保守起来。不过，文化传统并非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大的因素是地缘地理。儒教迟迟未能被清理，这与中国的特殊地理地缘有着密切关联，这一切都要在对比欧洲的情形之后，我们才会有清醒的认识。
应该注意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儒教的发展不仅有时间上的差异，也有地理上的差异。
儒教的存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地理范围，这是中国地域广大造成的后果：第一个地理范围是陕西渭河流域，它是孔子所提倡“克己复礼”的周礼所在地；第二个是孔子诞生地与他曾经生活过的鲁国故地；第三个是以豫西“二程故里”为核心的黄河中游；最后一个是江南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地区的儒家所推崇的以及自己生发的礼教特征与内涵有着明显的差异。今天看来，渭河古朴有趣，鲁国儒雅有序，中原讲“理”，江南则因北人不断南迁而形成了文化与儒教合二为一的宗法特色。所以，尽管儒家思想有相对的统一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域的中国人对儒教的现实感受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是研究儒教时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这些在时间与地域中形成的儒教的不同特点，几乎可以与西方不同时期裂变出的东正教、天主教以及新教等作一类比。
“时间与地理构成历史。”这既是拿破仑的名言，也是黄仁宇的认知，只有如此立体的历史才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