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传播在人类文明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而言，我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文明起源点，就是在地中海东岸的中东地区，之后因为农业时期水路交通最为快捷，中东主流文明沿地中海水路快速向西发展，希腊、罗马、法国、西班牙以及英国、荷兰等，构成文明核心一直向西转移的覆盖面。
从宏观看文明与传播
文明也会自然地向四周扩散，西亚向东多是沙漠与陆地，这个方向的传播速度明显慢于向西一脉，这导致了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远东中华文明的相对落后。在波斯帝国时期，从希腊而来的雇佣军称呼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人为“野蛮人”。所以，从“轴心时代”开始，尽管最初东方文明比重大，但以希腊和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却开始显示出以质取胜的态势。在当时西方社会已展现重视城市发展、重视商业的倾向，而同时期的东方却相反：重视农业，个别文明体—比如中国—甚至有重农抑商的特点。另外，西方凭借水上优势，与东方内陆文明的差异性逐渐明显。这些迹象都说明，东西方的不同发展并非全是人力推动，地理与地缘也决定了它们各自以后的命运。再加上时间的积累作用，西方于大约1000年前显露出明显先进于其他文明的迹象，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于最近500年在与西方人的较量中彻底陷入历史的阴霾。
地球是圆的，文明传播在旧大陆发展成熟之后最终在地球上绕了一个圆圈。在近代，西方人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之后，文明核心继续沿水路西移，越过大西洋使美国称霸，然后再越过太平洋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日本作为一个“桥头堡”，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又传播到其他亚洲国家。东亚与中亚是两个方向传播的最后的交会点，庞大的中国就位于这个交会点上。
20世纪，东欧的现代化改造已基本完成，日本也成为现代化标本。在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机遇下，中国在21世纪初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抹文明霞光。中国的崛起，既是中国人奋斗与发挥聪明才智的结果，更是文明发展传播到中国的一个必然。
听起来，这有些像是一种唯心思想，但实则是基于地理的传播动能核算的结果。传播与积累是文明发展中同样重要的两个方面。积累需要时间，传播也需要时间，一旦两者达到一个均衡交叉点，文明之光就会闪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积累与传播的共同受益者，但是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小有积累但传播不便，所以中国的文明实际上长期为一潭死水状，这在宋之后最为明显。
文明的传播还意味着此消彼长，有崛起就有没落。文明的衰败一般伴随着文明核心转移他处，比如从西亚转移到欧洲，从欧洲转移到美洲，从美洲转移到东亚。研究人类的文明，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些地区作为文明核心并维持了很长时间，但至今从未有一个地区可以永久俘获文明的芳心。所以，对于文明的来去自应淡然处之，但是在它到来时，则是时不我待的宝贵机遇，定应珍惜。
在农业文明出现以后的一万多年里，我们发现文明的周期性兴衰早期以几千年计，而越往后文明周期就越短，这可能与交通传播工具的快速发展有关，因为文明的发展与传播严重依赖于交通与通信的发展。在现代社会这个文明周期必将随着交流条件的本质性改变—比如电子技术的飞跃—而进一步变化。
不仅如此，近现代的文明核心快速转移，也与经济现象有密切的关联。只要我们承认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存在的，那么周期性的文明兴衰也就必然存在，只是文明的周期并不取决于经济危机的规律。人类至今尚未真正了解经济危机的发生规律，而对于文明兴衰规律的研究则更是长路漫漫。
从微观看文明传播规律
人类的任何文明、文化都有可能是传播的结果，大到政治形式，小到牛仔裤、手机、纽扣的制造，只要有人类能够通行的道路，有关信息就会得以传播。有些传播简单，有些传播困难，但最终只表现在时间的差异上。另外，有些传播是直接的，有些传播是间接的。比如，手机的传播就是直接的，不同地区的人们了解了这种机器的具体样式与制作原理、功能后，就可以模仿出一套类似的设备。但我相信，更多的文明传播是在“非直接传播”的模式下得以实现的，比如只要具备基本相同的社会文明条件，一个社会根据需要就会产生一些类似的“发明”。
人类文明传播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道路与距离， 它们决定了传播速度的快慢。传播一般都会自动采取最聪明的捷径，因为背后操控传播的是人，并且多是精打细算的商人。不同时期由于地缘关系的转换，文明传播也会发生路径转换，如中国古代文明传播主要靠西北的丝绸之路，同时辅以南方水路；到了近代，水路越发重要；科技发达之后，“空中传播”备受重视，飞机、电话、电报、收音机等都可以列入这些范畴，尤其是计算机引导的新科技，更是快到以秒计的程度。
古代的传播因为史料的模糊，史前史就更是“死无对证”，只能靠逻辑推理。但探查现代化文明是如何传播进中国的就容易多了，下面这个案例就很典型。
近代作为西方文明因素的摄影术进入中国案例 [ 本篇摄影史部分史料来自杨延智先生的讲座。]
今天，照相机在中国已普及，家家有之，但它是如何传播到中国的，并且传播了多长时间呢？
有人认为1826年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用白蜡板曝光谷仓超过8小时是现代摄影的开端，但也有人认为是他的伙伴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1787—1851年，法国人）的发明。1837年或者在这之前几年，达盖尔相机已经面世。最初的相机需要半小时曝光。后来逐步改良，最终发展到今天瞬间成像的惊人成就。
达盖尔相机出世后，最先传播进英国，然后风靡于美国。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国门被打开，随之大批外国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摄影术就此传进中国。这项技术进入中国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看来速度很快，不过最初都掌握在西方人手里，中国人并不熟悉这项技术，照相术发明后的100年里在中国也并未普及。
与中国早期文明多数通过河西走廊传播不同，摄影术首先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这恰是中国近现代文明的一个最大入口。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地缘随着时间的推进产生的颠覆性变化展现在中国的历史画卷之上，这用了两千年才完成。在中国的《易经》八卦文化中，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从文明起始到现代，中国经历了从“天门”转为“地户”的有趣过程，恰合了《易经》“变”的真意。
第一站是西方人盘踞的重镇—香港、澳门，然后波及广东、福建等地，之后才向北沿海路扩及上海，再向北到达天津。这个落脚顺序与中国其他近代文明的发育路径接近。
为什么最先接纳西方文明的是中国东南而非西南？这是因为中国内部的地缘发生了作用，中国文明核心地区在中原与几个都城所点缀的长三角地区，西方从海上而来的商人去往中国核心必经珠三角，西南由于并不临近这条水上通道而成为死角。另外，为什么19世纪西方人最先踏上珠三角而非上海？这是因为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法定的对外通商口岸。受到日本直接影响而兴盛起来的上海尚未成长起来，日本代替西方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应该是20世纪的事情。上海尽管开埠也有几百年了，但在光绪年间才真正被看作城市。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大沽口炮台被占，西方随军记者在天津拍摄了大量照片。参与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讠斤成为第一个进入摄影史的中国皇家成员，创造了这个历史的是意大利裔英国记者菲利斯·比托。
美国人弥尔顿是第一个因猎奇探险而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摄影师，他在19世纪下半叶长期深入中国，并拍摄了许多市井风貌类生活照片。该时期相机的曝光时间已经缩短到大约1分钟，而且不再使用水银涂层，开始启用玻璃涂层。
英国人汤姆森大约在1872年也深入中国长江流域，拍摄了大量有趣的民俗与地理山川图景。
以上英美人士进入中国摄影的事实说明，当时只有具有强大国力的国家的人才可能到远方去旅行。这可能牵涉到诸多因素，比如经济、视野、消费群、科学理念等。
中国第一位本土著名摄影师名叫赖阿方，是个香港人。据说，他本来是为英国人打工，后来学会摄影术，就自己开馆营业了。
另一个早期中国职业摄影师是广东人，名叫梁时泰。光绪年间皇家在天津练兵，醇亲王前往视察，梁时泰与德国人合作完成了这次用照片向皇上汇报的任务，这是中国政府将摄影作为实用的开端。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打破了外国军队不准进入中国北方的禁令。东西方现代化的传播从此进入快速交流期，摄影术也随着入侵者进入北京城。
思想开放的珍妃是第一个将摄影器材带进皇宫的人，时间是1894年前后。她甚至秘密委托太监在北京城开设了时髦的相馆，后被查封。这个事件说明，开放的人总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但是前行者的命运却往往是坎坷甚至是悲剧性的。
1905年，曾经与家人长期在法国生活的裕勋龄成为皇家摄影师，他的姐姐荣龄、德龄都是陪在慈禧左右的常客。
到溥仪时期，相机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皇帝夫妻都有了自己的相机。
通过摄影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难看出，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地理、交通条件；然后权势、财富、思想认识与市场需求也是接受新生事物的关键，皇家权贵往往是第一批新生事物的受惠者。对于其他时期、其他方面的文明因素来说，传播的轨迹也应是这样。
作为近邻，日本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早期相机技术的传播链中，因为日本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加入西方科学大军的。但在21世纪，中国摄影器材的大半市场被日本占领，这再次说明了地缘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时间与地缘结合并作用于传播的必然性。
传播在继续，传播还在加强，21世纪将是传播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