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默里的《文明的解析》是一本用严格的计量方法研究全球文明发展规律的书，作者根据国际通行的科学计算方式统计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主要国家与地区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数据。该书有三项单列的中国“重要人物”，他们分布于哲学、绘画和文学领域，截止时间为1950年。经过分析，我认为它们代表了中国在时间和地理上的历史发展轨迹，这对于我们合理地认识中国的文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走向大有裨益。
以上这些人在地理上的分布明显显示出中国文明逐渐南移的倾向。这个现象与中国都城的东南移有一定联系，因为人才分布向来与大城市分布密切相关。但由于都城的选择更多偏于军事与政治考虑，所以以上这些数据更能客观地反映整体文明的真实区位变化。
就内部相比，在类别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哲学思想类发育较早，文学较晚，绘画艺术最晚。文学与绘画很明显是一种对技艺与形式有着更高要求的领域，所以带有“奢侈品”的性质。哲学对于形式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这便是它们的发展为何有先后的原因之一。
就外部相比，哲学思想方面，在欧洲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是其开创者，与中国基本同期，中国稍微领先。与印度比，则中国又落后之，因为文明的最初起源在西亚，然后波及中亚与印度，所以欧洲与中国基本处于同样的传播距离。
中国与西方哲学的另一大差别是，中国自孔子之后的学者多是对孔子与老子著作的注释者，而西方明显自17世纪发生转折，康德（1724—1804年）之后哲学得到新的全面拓展。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哲学更新比欧洲落后了近300年。
就文学方面，中国的文学成就巅峰在唐朝，西方则集中在“文艺复兴”后期及近代。我个人认为，莎士比亚是个顶峰，而荷马是其中影响最久远者，远超过中国的任何一位文学家。
绘画方面，我个人认为，西方米开朗琪罗（1475—1564年）最为著名，然后的排序是毕加索、拉斐尔与达·芬奇；中国最著名的则是13世纪的赵孟頫，然后是4世纪的顾恺之，以及7世纪出生的吴道子。相对于西方，很明显中国艺术在近代开始没落，而西方却是越到近代越发达，并且也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这与文学方面的局面基本相同。
中国在科学成就方面类似的规律就更明显（另文详述），远古发达，近代落后，所谓“一代不如一代”。整体宏观来看，宋应该是中国文明开始没落的转折点，尤其与西方相比，这一转折就更为明显。
按照时间来看，公元前的中国哲学家与思想家，除庄子外尽为黄河流域人士，他们集中在华北平原附近，山东人士尤为众多。在此亦应注意到庄子这个唯一的南方人实际上是楚国公族后裔，他是淮河的代表，淮河即便不算北方，却也不算标准的南方。总体看，中国早期的文明萌芽肯定出现在黄河流域，唐以后文明之花才广散南方。
这些代表中国文明思想的哲人分布有一个明显的时间鸿沟，发生在董仲舒之后到慧能之间。毫无疑问，秦始皇的专制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加剧扼杀了中国人思想的火花。慧能在7世纪的出现，既代表了佛学在中国的兴起，也反映了汉唐之间长期的战乱，尤其是“五胡乱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因为慧能作为在这条时间鸿沟后出现的第一个思想家，竟是广东人。明代到戴震前思想家罕见，直接说明了明朝期间对自由思想的压抑。
唐朝之后的哲学思想家中，两位是广东人，两位是江西人，还有一对程氏兄弟生于湖北黄陂，河南、湖南、安徽、浙江各有一人，此间再没有山东人出现，由此可见，唐后文明核心明显向南方转移。而且思想家中仅长江流域的江西就占据两位，这也反映出文明南迁时，江西成为文明再次四散南方的驿站。
哲学思想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为，从山东流转到河南，明以后重心向南—其中冯友兰是在20世纪传统文化结束后出现的，且受美国教育，应特殊看待—西南与东北是空白。就总体重要性来说，北方人多于南方人，并且越前期越重要（参考“重要次序”）—这个排列表明了中国的思想守旧态势依然严重，经济的南移没有带动南方新思想的比重增加，只是人数增加了。
文学家与早期的思想家明显在地理分布上有所偏离，显得相对散乱。但总体还算集中，比如他们集中在中国的六七个省区之内：4个河南人，3个山西人，3个北京人，3个陕西人，2个四川人，2个江西人，2个湖北人，1个甘肃人，其中竟然没有一人出生于山东。曾经扎堆于山东的哲学家现象可能说明了哲学需要相互刺激的氛围与条件，也或许说明了传承的带动效应，如孔子之后有孟子等，而文学则可以靠个人的天赋独立完成。
文学方面没有显示出南移特点，说明哲学家更贴近政治与经济，与都城的走向基本一致，而文学则显示出相对自由散漫的特点。但文学与社会发展还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如早期楚国有两位文学家，而元以后竟然有三位是北京人，这都表明了文明核心地区对文学的哺育之功。
从时间上来看，有三个文学“空档期”比较明显：第一个是从东晋陶潜之后，一直到唐王维的近300年时间，说明五胡乱华与南北朝时期的负面影响之大，这期间北方人“衣冠南渡”对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冲击；第二个是元稹所处的唐晚期到北宋欧阳修之间，其间是兵燹纷呈的“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出现在明“靖难”之后，一直到曹雪芹所处的清朝，有300多年。文学是一种与现实社会有密切关联的文字表达技术，明清之际的空白说明了当时思想钳制可能达到顶峰。曹雪芹所处的年代大兴文字狱，直到死后他的书才获出版，与哲学类的对比基本相同，也可以佐证。清朝的思想压抑可能是继承明朝的恶果。
西方文学也有个大豁口，即基督教统治欧洲最黑暗的中世纪，也是由思想压抑所致。但在总趋势上，中国与西方完全背反，西方在“文艺复兴”后社会越来越宽松、宽容，而中国社会从明朱棣之后却走向封闭，这也是中国文明在近代走向腐朽的一个重要转折。
文学方面总体来说，北方人多于南方，南移不明显。恐怕这与文学的消费群以及消费特点有关，对比绘画可能更为明显。文学尽管同样需要形式技巧，但文学的消费本身却需要文化素养的支持；绘画则不全是如此，大字不识的暴发户同样可以以消费绘画这样的奢侈品为荣，所以绘画与经济的关联更为密切。
绘画领域与前两者有更明显的偏离，开端时间在4世纪，与哲学及文学领域的时间差大致有800年。这很容易解释，因为绘画属于奢侈品，需要经济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支撑消费市场。另外，绘画创作需要相对复杂的物质准备，这也更需要经济上的准备时间。前两项的第10位，即中间段，都落在唐朝，而绘画类却落脚在南宋，晚了几百年，再次证明了绘画发育晚的历史事实。
假如说文学作品相对于哲学是奢侈品，那么绘画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中国文学的顶峰在唐朝，而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由此可见人们常常拿唐朝来傲视西方并非没有道理，在这方面西方确实比中国落后了几百年。不过，这也仅是历史时期，并不包含史前阶段，中国没有可与荷马相提并论的文学家。而且，当时世界上的大帝国尚有跨欧亚的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唐朝在全球并非独一无二。就绘画来说，西方顶峰期也在“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则在宋元交替时代，也说明了宋的富庶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毕加索提高了绘画在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相对黯淡则说明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灰暗，这是一个自宋元之后的漫长的黑夜。
绘画领域随着时间推移总体南移倾向明显，时间排序上的后10位中，9位是南方人—米芾尽管出生地是北方太原，但实际上他成长于江南。而且绘画多与当时首都有关，这说明绘画的消费群与对绘画的促进因素都在大都市及附近，主要消费群只能是贵族与大商人，宋后南方经济的发达由此也可见一斑。
绘画领域超过一半人在长江流域，截至1950年，长江流域是中国近1000多年的经济中心，绘画的消费群主要集中在这一带。
另外，绘画史中间的一个“大空档期”出现在东晋之后到唐之间，再次证实“五胡乱华”与“南北朝”带来的冲击明显。石涛之后，清朝的没落也清晰可见。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我没有进行统计，应该多数为东、南（非东南）人士。原因是，中国历史上近一半的王朝是东北游牧民族建立的，而近代的革命家又多是南方人，如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这两个特点反映了古代中国一直遭受游牧民族的侵袭，到近1000年内也没有停止，但是从20世纪开始，南方经济后来居上，水上与国际交通便利，思想也更活跃。越到近代，外交手腕以及妥协、斡旋能力在政治活动中越显重要，而北方人素来耿直生硬，所以，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就更多的是灵活柔韧的南方人了。这个总体趋势显示了中国文明在南方的积淀，也是南方人得中华文明更多滋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