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物质存在决定精神，这正是唯物主义基始性层面的涵义。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意，关于唯物主义，以上这种理解是远未完成的。因为唯物主义是“建立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这显然会引起我们对“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句话的再思考，因为以上的分析仅仅涉及了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还有另一方面……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接下来恩格斯展开了后来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引用来论证反映沦的内容的具体阐述。
我们想提醒的是，恩格斯的意蕴远不止于这种阐述本身，他已在理解上开始了由唯物主义基始性层面到其一般原则层面的逻辑跃迁，既然是物质决定精神(唯物主义的基始性层面)；既然对于现实世界存在，意识具有真实的认识反映功能(这是唯物主义两个层面实现逻辑跃迁的中介)，那么，我们在考察、理解现实世界的时候，就不能“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不能“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而应该是相反：“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正是如此，恩格斯紧接着说：“除此之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可见，唯物主义首先是基于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回答的一条正确的哲学路线，“哲学路线”是借用的列宁话语，列宁在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时，说：“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它的基本内容体现在它的一般原则要求上：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从两个层面的转化上对唯心主义作了剖析：“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幻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清除束缚他们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基始性层面向一般原则要求的跃迁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相互对应的。
(二)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提升
如果说关于唯物主义，停留在一般原则层面上就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理解的全部，那么，至少费尔巴哈会表示不同意，因为就此而言，他比马克思、恩格斯更早就直观到了。实际上，仅仅作出一种要求，要求我们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这完全可能成为空话。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他(费尔巴哈)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根本原因。所以，问题主要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在其现实性上贯彻其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
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已逐步达成一个共识：马克思与恩格斯原本没有一个从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推演的逻辑进程，他们的理论努力始终是为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展开的，即如何从历史规律的高度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并引导无产阶级获得解放？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方面首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却不能绝对化地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就此，让我们简单回顾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并看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又是如何自我解释的。
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是马克思理解社会现实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在黑格尔哲学思想主导影响下形成的理性和自由。使马克思头痛的物质利益等等问题的出现，促使他最终退出了《莱茵报》编辑部-个月之后，马克思一反常态批判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来了，这是“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而达到的理论成果：“现实”决定“观念”、“事物”决定“逻辑”。继之，马克思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简单、却又长期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事实：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国家决定国家理念，而不是相反；并且继而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切促使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资料，在其现实性上，也是今天的最好的历史资料)，后来又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并获得了“新历史观”基本结论。这一“新历史观”，马克思与恩格斯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阐述，后来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后，马克思更有把握地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更为简单明了的说明。最后，晚年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根据一些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的著述进一步对人类史、特别是古代社会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写下了大量笔记，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材料。这是又一次历史的分析，当然其目的还是为了现实。
为了做到对历史有个科学的认识，从而为其主要任务提供足够的现实理论前提，我们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多次重复了从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退回到历史，又从历史的考察回到对现实的具体分析这一过程。从他们思想的实际进程来看，历史的考察与现实的具体分析是结合在一块的，缺少这种现实的分析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达到“新历史观”(我们认为，这种“新历史观”还应该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所有对社会历史领域的思考与分析所得出的理论成果)。这是我们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实际进程所能获得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所在：坚持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那儿的唯物主义最本质的内涵。
唯物主义方法论并不是现成的理论体系(或方法体系)，它是以实践状态呈现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作的理论努力(包括他们具体的理论探索过程和理论成果)之中的，所以我们的揭示也至多是指出它的几个主要的规定性，即考察与分析现实世界时应把握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这三个规定性。所谓“历史的”，就是在考察事物时，要从其产生及其发展的整个过程出发，而不能只停留在某一现实的历史环节。“具体的”就是在考察一个对象时，要求从它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之中来把握，那种肢解整体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这里尤其重要的是“现实的”这一规定性，这是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体现，“现实的”同时要求分析、考察一个事物时要把握“历史的”与“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
对于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与恩格斯是自觉意识到了的。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第“【1】”部分里，马克思与恩格斯正是按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安排内容的：首先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历史上三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考察与分析，然后得出一个理论总结：“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里，马克思曾对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分析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实际分析功能是有明确意识的：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他想写一部辩证法著作；后来恩格斯正是循着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通过对当时现实实践状况及其所确立的实验自然科学成果的科学分析，部分地实现了马克思的愿望，这就是后来受到多方攻击的“自然辩证法”体系。后来，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成果“辩证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并列，并且欣喜地说：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
所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我们一般所谈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与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唯物主义方法论所导引出来的一种结论，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实践状态在其中呈现着。我们认为，没有充分意识到唯物主义方法论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缺点的本质所在。
正是由于唯物主义方法论在传统理解框架里的缺失，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着一种“无根”哲学。这种哲学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结论是怎么得来的，又为什么是正确的。这样就难免出现“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也难免被奉为“圣经”，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某些人崇拜的“偶像”。
正是因为我们长时期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存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才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已经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只要把他们的结论拿过来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视界局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由于当时任务所限而必须迫切加以解决的那些理论问题范围内、特别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本质关系的科学揭示这一理论课题内。
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度把理论重点主要放在对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问题的解答上，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作个说明：就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而言，这种理论解决只有局部、暂时的意义。1845年前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主题已经开始转移)。作为前提性的原因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3年前后已经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并开始探索一条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解放的现实道路，由此：1．必须揭示出社会历史现实的真实发展过程，揭露“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2．在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的同时，要在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规律基础上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这一根本的、具体的任务需要首先科学地揭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正是在被我们奉为哲学“经典”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这一理论要点加以突出的，这是我们陷入理论误区根本的、直接性原因之一。
对于以往我们所走进的理论误区的产生，也有恩格斯表述上的原因。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本想清楚展示他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及其自然观的整个过程，却以对结论的表述代替了对过程的阐述。这对于与马克思共同走过艰难理论探索过程的恩格斯本人来说，或许是恰到好处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则难免引起误解，如关于“辩证法”，恩格斯说：“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作出发点的。”只要我们知道，恩格斯所谈的“辩证法”指的就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我们就会明白，恩格斯所言的“出发点”在其本质上已经是认识的结果，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出发点。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是正确的，他认为：“必须从‘改弦易辙’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研究关于马克思向黑格尔借鉴和继承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不后退到黑格尔原来出发点、退回到具体、现实的历史，马克思是无法实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超越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的解决，被阿多诺指认为同一性思维范式是不确当的，这也是为什么阿多诺会在第一性问题上批判过渡的基本原因。毫无疑问，相比之下阿多诺仍然是抽象的概念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