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概念有同一性的欲望，但它的实现还是依靠哲学来完成的。就像马克思指出的，以往的哲学家都想在自己的领域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把握，所以，都想制造一种真正的哲学来理解世界整体，他们有着对一劳永逸哲学方法的追求，以往的哲学也总是想以自己的方法支配一切。当然，哲学家们并不是无端地要去建构一种绝对的方法，其原因之一是满足形而上学的要求，因为形而上学一直来都生存在不安之中，这种不安源自于自身对对象的不当处理，它曾经主观地排除了“干扰性因素”即事物，它害怕自己失去意义：“一种持续的对丧失其无意义性的恐惧。形而上学不安地在现世(暂时性)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无限性。胡塞尔哲学程序作为严格科学以及它的绝对安全的观念是没有异议的”于是，同一性哲学的建构就有了充足的主体理由。然而，哲学家们对主体支配性方法的狂热追求和方法本身的独断是对反对任何别的独断性意愿的背离，因为它容不下其他的思想。于是，在这里，一切都被主观性编入了概念的客观性逻辑，似乎它真正实现了对世界的统一。精神虚伪地认为自己是无所拘束的，并且以为真正掌握了现实中主体与客体的命运，表面上看起来现实已经被主体调和了，实际上，它远离了调和。这样主体进人的是自我欺骗，精神成了绝对，变成了客观性的神话。
在阿多诺看来，对同一性哲学方法的建构早就开始了，从哲学史看，虽然这种方法的成熟形态还未出现，但巴门尼德诗中的断裂已经是方法与实事之间不和谐的迹象，而后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想整个地填平方法与实事之间的这一沟壑。然而，源于他们不愿意放弃把本原哲学作为合适基础，所以他们都无法实现这一点。但至少早期本体论化的哲学家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忠告：本原哲学的客观性来自于主体的独断性。到了笛卡儿那里，这种认识论方法逐渐地自我封闭了，虽然在胡塞尔那里得到了重新思量，但还是越走越远。这种认识论连同其本体论最后在海德格尔那里受到了特有的怀疑，它被形而上学地、不彻底地消解了。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怀疑是特殊的怀疑，实际上是对第一性哲学的怀疑，这一点与阿多诺是一致的；而胡塞尔则是绝对的怀疑，它从追求一种绝对的方法人手，但恰恰是胡塞尔的绝对怀疑又回到了第一性哲学：“正是海德格尔这种特殊的而不是绝对的怀疑对思想家们构成了危险。绝对的怀疑在建构自己的方法中会加入到渴求方法的行列中来……在胡塞尔那里，怀疑仅是从简单的判断转变为一种准备，准备为前批判意识作一种假定的辩护，而骨子里头是在同情传统的敏感性。”
在阿多诺看来，康德在实际认识之前去判断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一种形而上的做法，因为这样做是把历史的因素排除在外，是在历史内容之外去思考认识论问题。所以，阿多诺批评康德侧重于认识形式，偏重于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在认识论的这个方面，阿多诺更倾向于黑格尔强调经验内容的认识论观点，他更主张把康德与黑格尔的优点加以整合，实现认识形式与经验内容的批判性统一。
最后，阿多诺把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聚焦于对胡塞尔前期现象学的批判。就胡塞尔现象学建构而言，胡塞尔是借助于康德来回答为何进行认识论批判的问题——为认识论提供一种严密的科学基础，同时又接着笛卡儿对认识论批判如何确立的问题做了回答。胡塞尔认为，真正的哲学是坚持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在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哲学，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客观主义最后导向的是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等错误哲学思想。胡塞尔想要建构一种与近代精确科学相称的真正具有科学的严格性哲学。
我们知道，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思路是与他的哲学思路同道的，因为康德的哲学，“是一种在反对前科学的和科学的客观主义的斗争中回到作为一切客观意义的授予和对存有的认定的最终所在地的认知的主体中去的哲学。它企图把现存的世界理解为意义和有效性的结构，并且以这种方式寻求创建一种本质上新型的科学的态度和新型的哲学……康德体系堪称是本着一种崇高的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建立一种真正普遍的超验哲学的第一次尝试。这种超验哲学是在现在第一次被发现的、唯一真正严格的科学性意义上的严格的科学。”①胡塞尔称赞的是康德那“科学态度的风格”，他赞赏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而在哲学研究的彻底性方面则认为，康德并未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建构一种严格科学的哲学，康德哲学缺乏现象学和现象学还原的概念，它不能完全摆脱心理主义和人本主义。
可见，就康德来说，胡塞尔认同的是他对认识的可能性的提问，但在胡塞尔看来，康德并不彻底，因为要超出本质领域去与客体发生关系，在胡塞尔看来，认识的本源就在纯粹的意识领域。康德考虑在意识内在性之外使真理的重建更为确定，但是，因为康德只是让主体形式(认知上的时空形式)来整理现实，以为能得到真理。这样，他与他的后继者黑格尔一样，预先承担了实施重建的重负。胡塞尔对此有些失望，他坚持着单一的武断，最终走人了直观。胡塞尔的后继者们仅为了唤醒、褒扬一种规则、一种抽象的教条，才去思考胡塞尔的这一思想。如果说围绕着现象学主题的批判性完成揭示了认识从形式到内容的断裂，那么，一定意义上，现象学在其本体论的最后阶段需要那些断裂得以发生，即是说，离开客体，胡塞尔照样可以展开直观。阿多诺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说，“这样，现象学说着真实性之类的行话——它在毁灭整个有教养的德国语言并把它们转变成为神圣的胡言乱语。它撞击了一个没有神学内容、或除了自我崇拜之外的任何内容的神符。它假装是第一性的具体化表现，实际上它既不具体化也不表现。它的权威类似于官僚政治世界的权威，这种政治世界只信赖官僚政治本身。联系到现实，崇拜完成了的抽象同样崇拜组织机构，而不会顾及社会内容，这种社会内容为了更好的理由而被忽视了。
胡塞尔认为，关于存在的科学从其绝对意义来说是现象学，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怎样开始这样一种思维呢？胡塞尔从笛卡儿介入，他认为，思维是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它是绝对明证的，确定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摆脱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要是说胡塞尔在确定思维的明证上是与笛卡儿同道的，那么，当笛卡儿主张经验自我的明证性时，胡塞尔就离开了他。胡塞尔认为，思维的存在是内在于认识的，而自然的认识则是意识之外的事情，因而它如何能够切中外在于它的事物的问题常常使人陷入困境。正因为思维内在于认识，所以内在的认识与外在事物的没有关系，于是它摆脱了自然认识的困境。认识批判必须进行认识论的还原，必须排斥所有的超越，把认识论的领域限制在内在之中。
胡塞尔在经验自我的问题上显然与阿多诺有分歧的。在阿多诺那里，经验自我是辩证法的一个内在因素，它是概念存在的经验中介，没有它，概念思维将回到同一性。经验自我在阿多诺那里是与现实的苦难相联系的，而苦难是阿多诺哲学实现的内在契机。但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经验自我则是不能明证自己，而是需要还原的东西，胡塞尔认为，我们应该不考虑与自我的关系，或者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在胡塞尔看来，这种还原还不够，因为这种还原仅仅是先验的还原，它只是帮助我们把认识还原到纯粹内在的意识上去，然而它涉及的是思维的个别的被给予性，它还没有过渡到一般。这里只有依靠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了，它是本质还原，还原到本质或观念，还原到一般。胡塞尔一反笛卡儿的从个别思维过渡到个别的经验自我的做法，区别了两种内在。第一种就是实在的内在，指的是个别的意识活动和感觉材料，在这里，一般就是对个别的超越了，这是第一种内在和超越；第二种内在是指绝对明证的被给予，它包括第一种内在，而且包括实在的超越即一般内在，它指的是在本质直观中可观察到的思维的一般本质和意向对象本身。
虽然，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可以被利用的，不仅包括实在内在，而且包括所有的绝对被给予性。所有纯粹现象的总和构成意识，因此，现象学也可称为意识论，即关于纯粹意识的学说。意识不仅具有实在内容，即意识活动和感觉材料，而且还包括意向内容，即意识对象及其被给予方式。但是，实际上，胡塞尔并不是在讨论经验的主体和客体，经验的主体和客体是现象学还原所要排斥的，现实的对象在现象学还原括号之外。因为现象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实在内容和变动不定的意向内容中直接直观地把握其中不变的本质，把握其中的本质要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便是意识的本质规律。它不依赖于人的个体意识，相反，人的个体意识受这本质规律的制约。只要意识存在，这种本质规律就普遍有效地发生作用。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整体来看，他是想得到一种可靠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自上而下”以预先判断的形式设定的，这种方法实际上停留在主体性当中，根本没有参与到争论中来，从本质上讲，胡塞尔所主张的先验的批判是毫无结果的。胡塞尔的方法里隐藏着矛盾，这里的矛盾是，要公开地或隐蔽地找到一种先于主体性并凌驾于被批判的、预先的设计出来的学说，但同时又回到了前面所述的主体性。真正的辩证法不是这样，它不会把矛盾当作是抽象的，而是把矛盾当作概念运动的推动力，它需要概念的内容，而这种内容不是概念可以提供的，它与实事有涉。这同样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不存在第一性，不存在本源。实际上，以纯粹现象学要素得出的本源性存在出发，没有哪一因素可以被发现为是真正的第一性的东西。准确地说，虚假的初始性概念，特别是胡塞尔在认识论中提出的那些概念完全而且是必然地互相中介的，它们是深受假设的困扰。
就制造这种绝对基础、统一性的形而上学方法而言，海德格尔也不例外。海德格尔在曾在他的有关存在思想的宣言中，同样强调这一信条：存在是“所有的唯一”。阿多诺说：当然这不能怪海德格尔的对形而上学偏好，因为，建构这种方法早已经是传统，对于早期的第一哲学的代表来说，他们已经断言自己的哲学口袋里拥有任何事物，而且知道任何东西，声称要凌驾于“多”之上，就像柏拉图，他曾经就提出“哲学王”的观点。在传统哲学的高峰，即在黑格尔的绝对知识那里，他同样没有消解这一传统。黑格尔没有明确拒绝先圣们所遵循的原则，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哲学才是真正的存在，，这一观点，他沿用了这一切。在这些哲学家们那里，公开或秘密华丽和不明显的对绝对精神安全的需求，是对真正无能力和不安全的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里充满了装聋作哑的吼叫的积极性，他们既没有对生活真正再现作出贡献，也没有参与真正的主宰。作为中介，他们只是把自己统治的方法委托并卖给了它的主子，这样精神客观化为方法。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幻想拥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即精神。不可反驳性替代了主宰地位，他们只是起了服务的作用，把自己的贡献给了本质的主宰地位。为了主宰的地位，主体必须把握与否定自己，为了避免错误——它正是以这种错误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它们贬抑自己并且想排除自己。在真理的问题上，他们使用主观性从真理中减去了主体，他们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剩余物。阿多诺认为，这一点在海德格尔那里没有改变，因为海德格尔曾经声称自己的第一哲学里“‘解构’本质上是关于剩余物的理论”。这样，真理被设定为剩余物和平淡无味的东西。“绝对主义者胡塞尔——想撷取‘现象学的剩余物’——分享着唯名论和相对主义的观点，甚至术语”。就这一点来说，胡塞尔现象学所创设的哲学方法是完全贫弱和空洞的，而且，当哲学冒险从剩余物之牢狱走向自身的自由的时候，它是有罪的，因为，实际上，这种哲学根本就在主体的主观性中绕圈。
可见，不管传统认识论怎样论证自己的客观性，但是，实际上，主观性从来没有被超越，“极其神圣的最高的决定的空洞性的同义反复被徒劳地隐藏在从心理学和人类学中走私来的东西中，因为它到处都写满了主观的血统。最后面对自己本源的是简单地收集古文物者和载货单……因为直接的第一性不适应于当下精神的境遇而且必须毅然地建构自己以反对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