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雅明初创的星丛理论
早在1931年，阿多诺就在思考本雅明在哲学现实性问题上的新见解，特别是讲师就任讲演《哲学的现实性》的文体、语言等都一定程度受到了本雅明的影响。在同期的讲义中，阿多诺曾将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作为教材使用。阿多诺从本雅明那里继承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哲学并不是诱捕真理的概念体系，而是知识的导引。这与阿多诺自身的真理观相一致：通过“谱写”走近真理，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就是真理。我们看到，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就已经指出，“由于哲学是由这种系统概念所决定的，所以就有将自身融入一种概念混合的危险，这种概念混合在各种不同知识之间织了一个蛛网，试图诱捕真理，仿佛真理是从外部飞来的东西一样。”在这一节我们先来分析本雅明的星丛理论。
首先，本雅明对知识的方法和真理的方法作了区分，以论证自己哲学真理观。本雅明认为，理念是哲学研究的客体，这种研究运用的不是知识的方法，而是真理的方法。“真理在被表征的理念的舞蹈中体现出来，拒绝以任何方式被抛射到知识的领域。”因为知识就是主体欲以自己的方式占有客体，要占有客体，对知识来说，方法是手段。依照方法的不同，有时候人们甚至能在意识中创造客体，可见这种方法的主观性，它与客体自身的表征没有内在关系。而对于真理，方法就是自我表征，因此作为形式内在于真理之中，“与知识的方法论不同，这种形式并非衍生于意识所确立的一种一致性，而衍生于一种本质。”与此相联系，知识是可随意质疑的。因为它是不是符合客体这一判断本身需要不断得到检验与证明；而真理则不然，因为它所涉及的是现象整一的呈现，整一特性是真理的直接和本质属性，既然如此，就不是可以随便质疑的。“如果真理本质的有机统一是可质疑的，那么，问题就必然是：在真理可能给予问题的任何可想到的回答中，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必然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所以，真理的整一是不容任何质疑的。作为本质的整一而非概念的整一，真理超越一切质疑。”因此，在本雅明那里，“作为本质，真理和理念获得了在柏拉图体系内公认为属于它们的那种无上的形而上学意义。”
沿着这一思路，本雅明对柏拉图关于真理与美的关系说明作了引申，对真理的显现作了自己的发挥：真理是美的内容，“然而这个内容并不是暴露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这个过程可以用隐喻描述为外壳进入理念领域的燃烧，即是说：在毁灭作品的过程中作品的外在形式放射出最夺目的光彩。真理与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清楚地表明了真理和知识客体之间的重大差异。”
在本雅明看来，那种所谓的严密科学逻辑自以为可以把握现象的本质而掌握真理，然而事实是，现象并不可能以其掺杂着诸种表象的经验状态整体地参与理念，唯一可能的形式是携带着被拯救出来的基本因素进入理念的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的原始的材料才足以满足本雅明与阿多诺对现象的拯救意愿。只有在现象被剥去了虚假的整一的时候，这种现象才能以具体因素的资格参与真理，这是第一。第二，现象依赖于概念，是概念把现象分解为具体因素而靠近真理领域的，“概念的区别只有以拯救理念中的现象为目的时才能高于破坏性的诡辩论的怀疑。通过沉思的作用，概念使得现象参与理念的存在。”可见，第三，过程的中介是概念的沉思，在这里，概念中具体因素得到安排，现象也就参与了理念的表征，现象同时也得到了拯救：“正是同一种沉思的作用使现象适于哲学的另一项同样基本的任务，即理念的表征。当借助理念拯救现象的情况发生时，理念的表征也通过经验现实的媒介实现了。理念本身是不能被表征，而只能通过对概念中具体因素的安排：即作为这些因素的构型。”
本雅明说，有助于理念表征的一组概念作为这样一种构型赋予这个理念以现实性。现象并非融会在理念之中，现象也并不是直接包含在理念之中；“理念是现象目标，是其虚拟的安排，是其客观的阐释。相反，如果理念不融合现象，如果理念不变成现象法则的功能，即‘假设’的功能，那么，就会提出理念如何与现象相关联的问题。对此的回答是：在现象的表征之中。”可见，理念是现象通过概念中介所达到的结构功能，在这里，现象因素通过概念的导引进入了星丛。这样，理念基于现象，因为它需要现象的具体性因素；但又高于现象，因为，这里的现象已经是经过概念分解并且通过星丛化结构安排的，理念不是现象本身的结构，而是这种特殊结构的表征功能的呈现。
因此，理念属于一个从根本上不同于它所理解的东西的世界。理念是否包含它所理解的东西，如同概念的“种”包括其各个“类”一样，这不能视作其存在的标准。在这里，本雅明对理念与星丛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他首先对理念与星丛的关系作了个比喻：“理念的意义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说明。理念之于客体正如星丛之于群星。”理念像星丛一样它只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这首先意味着理念既不是客体的概念，也不是客体的法则，“理念即对现象的客观阐释——或对现象因素的阐释——决定其相互关系。”这里重要的是前面提出的概念对现象的分解，这是理念诞生的第一步。所以说，“现象对于理念的意义仅限于其概念因素。”在这里，现象并不是可无可有的，因为，“现象通过其存在、其共性和其差异决定着概念的范围和内容，这些概念同时包含着现象。”概念分解了现象，但同时又包含着现象的因素，但它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破坏现象原有本质，而是恢复其原样，只是形式有了变化，“概念为履行其功能而从现象中抽取出来的那些因素就最明显地见诸于各个极端。”随后重要的一步是，概念的互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认为：“理念最好应解释为语境的表征，在这种语境中，独特的和极端的东西与其对等物携手并肩。”(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语言是本雅明设定的物词同一的状态．可以说，这种状态是一种理想，它也是阿多诺后来批评本雅明的一个原因，在阿多诺那里，语言最终清晰地被概念所替换。)只有在此基础上，现象通过概念的中介才达及理念：经验的东西分解为概念所植根其中的极端因素。最后，概念的聚集呈现了理念：“正如母亲只有当孩子们紧紧围在身旁而产生亲近感之时，才开始生活在真正充实的权力中一样，理念也只有当各个极端都聚集在周围之时才具有生命。理念——或用歌德的话说，理想——就是浮士德式的‘母亲’。只要现象不向理念表白信念并聚集在它们周围，理念就是模糊的。概念的功能就是把现象聚集在一起，而由于理智的区别力而导致的现象内部的分化则更加重要，这是因为这种分化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即现象的拯救和理念的表征。”只有经过这个复杂的过程之后，才可以得出结论说：“理念是永恒的星丛。”
可见，在本雅明这里存在这样一个理论范式：现象(客体)一一通过概念分解——现象(客体)转化为现象的概念因素(客体的主体性构成)——概念因素互相聚集(互释，概念在这里把现象聚集在一起)——组成了星丛(一种功能结构)——理念(同时，现象也得到了拯救)
由此，本雅明也想到对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既然理念并不在现象世界的特定因素之中，那么，如何来选择现象，即应该选择哪些现象才能达到某种理念呢？第二，理念本质上是现象的概念因素的结构性功能，那么，这种独特的结构是依什么来安排的呢？本雅明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确立一点，即“真理没有任何意图，当然它本身也不作为意图出现。真理并不进入关系之中，尤其是意图性关系。”即是说，真理并不是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这不像关于客体的知识，因为一般的知识实际上已经被概念“固有的意图”即已有的知识结构所决定，这也是有关客体的知识算不上真理的原因之一。“真理是由理念所构成的无意图的存在状态。因此，接近真理的正确方式不是通过意图和知识，而是完全沉浸融会其中。真理即意图之死。”
显然，本雅明所说的真理根本无法从知识角度加以说明。在这里，本雅明转入了神秘：“表象世界的存在模式完全不同于真理的存在，后者是理想的东西。如此说来，真理的结构就要求一种存在模式，这种存在模式由于缺乏意图性而相似于事物的朴素存在，但其表现却是至高无上的。”而且真理作为理想的存在似乎已经以某种状态的形式而存在，它是决定经验现实的本质的力量。本雅明回到了物与词的神秘统一。“这股力量所独属的超越所有现象性的一种存在状态，就是名称的状态。”
不过严格说来，在本雅明的语境中，真理的这种存在状态并不是已经存在，而是曾经存在过，它是物与词的最原始的统一，在这种状态中，词语与理念联系着。只是到了后来，“在经验认知中。词语变成了碎块。”现在要做的是从认知模式的经验回归到词与物的原始统一，它“只能通过回忆认知的原始形式才能被获得。”于是，本雅明把真理、理念的存在状态与亚当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亚当给事物命名的行为与嬉戏或无常相离如此之远，以至于实际证实了乐园只是一种状态，在那里，尚不需要为词语的交流意义冥思苦想。”这种状态类似于原始乐园的状态，因为乐园状态中，词与物本来是统一的。
当然，这一过程在当下只有依靠哲学的阐释了，在哲学思辨中，理念又回来了。为了理念的显现，本雅明没有放弃现象的多样性与历史性，这是本雅明思想中唯物辩证法的影子。首先，他让我们注意现象的全面性：“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理念所包含的全部可能的极端没有得到实际探讨的话，那么，理念的表征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在哲学科学中，存在的概念在掌握现象的全部历史之前是不能满足于现象的。第二，他提醒我们要注意现象的历史性维度。“被包含在起源这个理念之中的东西仍然具有历史。这个历史在性质上是内向的……可以将其描述为这个存在的过去和后续的历史。”本雅明认为，历史视角可以引申到过去或未来，而不屈从于任何原则的限制，而这恰恰给予理念以总体性形式。
通过解读，我们看到，本雅明采用的是救赎的历史观，他放弃了目的论，希望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汇中，“在堕落后的痛苦和悲惨中获得拯救的征兆”。面对破碎的世界与破碎的主体，本雅明认为，寓言可以在历史废墟基础上揭示一种指向当下与未来的意义。本雅明在自己的学说里，给了寓言很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有必要从“权力宝座”上把审美象征给拉下来。在本雅明看来，审美象征指涉的是艺术作品“理念”的表象，它给艺术作品以总体性，是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整体展示，给人以和谐美的映象。而寓言在本雅明那里，是新事物瞬间出现的闪光体，它在艺术作品审美象征的意义之外闪现给人们以新的意义，虽然它更多的是以嘲弄和破碎作为自己的基本要素。破碎性是消解虚假总体性的解毒剂，战争所遗留的残垣断壁，身首分离的尸体都是现实的碎片，人类历史的意义只有从这些碎片出发才有可能被揭示，寓言就是帮助人们从碎片走入意义的途径。
正是在寓言中，客体从直接性意义语境中消解为寓言的内在因素，在脱离商品物质性的纠缠之后，客体回到历史。在星丛化的释义过程中，寓言象征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寓言特质，使得本雅明的星丛理论带有“实证主义与奇思怪想的庸俗混合”的不足，因为，在阿多诺看来，这种混合实际上与一种独断专横的、非辩证的主体性联系着，与一种间接的商品拜物教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阿多诺对此作了修改，他恢复了历史维度在星丛化释义中的地位，揭示出过去与当下的交汇中介并不是寓言而正是历史。
具体地说，本雅明是以对悲剧的分析来说明星丛的解释功能的，在他那里，悲剧的意义是双重的：它表达了人们的痛苦，所以，它象征着未来；同时，它在工业文化阶段却转化为对正义的惩罚，从而在艺术的意义上消解了矛盾，这是阿多诺着重加以强调的。阿多诺认为，在支配性社会里，“社会不仅不为它的成员消除苦难，而且制造和计划安排苦难，所以群众性文化也宣传悲剧”。这样，悲剧成了被重视和肯定的世界因素，它为世界提供了财富，它以谴责的特有形式维护了世界，这是因为当人们对悲剧加以嘲弄和惋惜时，他们并没有清楚地了解真实情况，这正是悲剧发挥作用的地方。悲剧使人们遭受到的威胁平均化，它使没有参与活动的人免遭威胁，因为它虚假地对支配与控制进行毫无希望的反抗。这样，悲剧的命运变成了正义的惩罚，它用正义的惩罚来结束悲剧向来都是支配性社会的美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