坨应受到批阿多诺由此展开了对自然必然性历史的批判，他认为，现实的历史已经为转化成为具有自然外观、缺乏主体性的历史，所以说，当下，历史的客观性就是自然历史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是应被超越的坏的客观性。在此，他肯定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了解这一点、而且恰恰是和那种存主体头上所实现的普遍相关联了解了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肯定不是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的自然概念，因为针对那种自然概念，马克思在靠黑格尔左派而重新登台的黑格尔的意义上主张辩证的唯物主义。所谓的自然规律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而马克思最终称它是“神秘化”。应该说这种说法基本上符合马克思本人意思的。阿多诺接着说，这种自然规律因其在统治性的生产关系下的不可避免性而成为自然的。意识形态不是作为一种可分开的层次而添加到社会存在上的，而是社会存在内在固有的。而且，关于自然规律的假定不应按字面来理解，至少不应在所谓“人”不断形成的设计的意义上被本体化。“这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强有力的动机所证实：废除这些规律。自由的王国一旦开始，这些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在此，阿多诺又回到了他的启蒙辩证法话题：人类的历史即不断征服自然的历史正继续着自然的无意识的历史，也就是毁灭和被毁灭的历史！而且肯定地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表明马克思对自然历史的观点本质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呈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过程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它作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性存在，并不存在于他们的自觉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从这里看，阿多诺对自然历史的批判倒并不与马克思理论相冲突，但必须注意的是，阿多诺强调的他自己的理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使他与马克思区别开来，这个前提就是：人对自然的支配必然导致人对人的支配。相反，马克思则认为，人对自然的控制是人与人关系理想化的前提。在阿多诺认同马克思的地方我们还是发现了他对马克思的误读：“青年马克思以一种肯定使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恼怒的极大激情表达了人类历史和自然这两种要素的难以解开的联系……自然和历史的传统的对立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表达了自然要素所碰到的情况；之所以虚假，是因为它凭借着概念的重构，辩护性地重新用历史本身来掩盖历史的自然成长。”马克思原意是说自然也只有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谈才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而阿多诺则把这句话误解为，马克思把历史当作自然史加以一贯地坚持，这显然是一种误读。
在阿多诺看来，社会历史的自然必然性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哲学上这种意识形态演化为精神的第二自然性。在黑格尔那里，精神也成了第二自然，而精神作为第二自然是对精神本身的否定，因为否定越是彻底，它的自我意识对它的自然增长来说就越是盲目：“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是自然历史的意识形态……统治被绝对化了并且投射到存在本身上，而存在被说成是精神；但历史、即对它一直的实际样子的阐明获得了非历史的性质。”阿多诺继续说，在历史中，黑格尔站在了历史的不变要素一边，站在了过程的永远如一的同一性一边，也即站在了历史的自然性这一边。这个过程的总体性被黑格尔说成是福祉，而这正是西方自然神话宣扬的东西：按照一种超出精神哲学之外的自动作用，黑格尔引用自然和自然力作为历史的模式。但它们在哲学中维持着自己，因为设定同一性的精神是和靠否认这种精神而起作用的盲目自然的魔法相等同的。
二、社会作为总体的压抑性
美国学者詹明信曾经认为，马克思科学之处在于用客观的价值规律替代了主观性很强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性追求。这一点也是阿多诺的理论前提：“阿多诺理论注释的前提是价值规律。从某种马克思意义上来讲，它至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的准则。”这种规律源自于社会交换现实，所以，阿多诺很快就把理论矛头指向了交换原则。
社会交换原则对阿多诺来说是个复杂的分析对象，他更多的是在类比的意义上讨论它：把同一性思维和交换原则对等起来。在阿多诺看来，第一，交换原则虽然抹平了个性与质，但却是对赤裸裸的暴力强制的进步，这是对以往的社会而讲的，所以，他并不主张“简单地取消”交换原则：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但如果人们在抽象思考时否定了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为了不可还原的质的更高荣誉而断定对等不再是理想的原则，那么就是为倒退回古代的不公平寻找借口：假如可比较性作为一个尺度范畴而被简单地取消了。那么，内在于原则中的合理性就会让位于直接占有，让位于暴力，在今天就是让位于垄断集团赤裸裸的特权！在此，由交换为原则构成的社会总体在这里是受到批判的，因为它是与人相反对的总体，总体支配人，这又是阿多诺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对象。第二，商品交换原则是走向“自由和公平交换”的辩证起点，当然前提是对这种交换原则进行辩证的批判。当我们把交换原则当作思想的同一性原则来批判时，我们想实现自由和公平交换的理想。但是，“迄今这种理想只是一个借口。但只有它的实现才会超越商品交换。批判理论已经揭露了那种说平等又不平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对平等中的不平等的批判也旨在平等。”阿多诺相信，我们最终是需要摆脱这种普遍性强制的，正如自由只有通过强制的文明、而不是靠“回到自然”而成为现实的一样。
在阿多诺看来，对自由及其概念和对事物本身的漠不关心是由社会的一体化造成的，而这种一体化对主体来说仿佛是不可抵挡的，在这里，“主体对所担忧的事情的兴趣瓦解了对自由的兴趣。”就象弗罗姆所说，人们在逃避自由！于是，人们无奈地走人了意识形态的规则：按意识形态的规则，只能在不同境况中对人类的行为方式进行描述和分类，而不能从意志或自由出发来讨论，因为，关于意志或自由的讨论本身是投入概念拜物教的做法，正如行为主义者实际上所提倡的那样，人们将不得不把自我的一切特性重新译回固定化的反应方式和个体反应。于是，当下现状成了第一性，十足的反神话论者坚持认为任何东西都能还原为一度存在的东西，人们进一步服从统治的原则。而自我的同一性和自我异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伴，这也是自我异化的概念之所以是可怜的“主义”概念的原委。同一性、自由的条件同时直接就是决定论的原则。就一个人自身对象化成一种性格而言，存在着意志，在此，个人与自身相对立，因此，“个人因此成了某种外部的东西，遵循那种服从于因果性的物质世界的模式。”个人成了顺从现状的东西，个人由此开始丧失了内在性，这种人被马尔库塞指认为“单向度的人”。由此，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被先验地拐走了，主体的能动性被这一方法排除掉了。可见，正是与调节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人们殷勤地服务于世界过程，在理论上再一次放弃了相反的习惯即批判的习惯，人们开始丧失了一般的思维判断能力，那种谈论自由的哲学也被宣布死亡了。
就个人自由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言，个人自由是需要条件的，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只会是认同社会的不自由。社会决定个人成为他们现实的样子，这是马克思早就提出来的观点。就此而言，“自由在双重意义上是一种因素：它是纠缠着的，而不是孤立的(即有社会条件的——引者注)；眼下它不过是自发性的一瞬间，一个历史的环节，在现存条件下被堵塞了。”阿多诺说，当下，现实条件还不足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不时也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物而使自身与社会相对立，这种个人作为存在物只不过能够合理地追求它自身的利益而已。
由于个体化原则本身的缘故，由于每一个人单调地局限于自己的特殊利益，个人这一心理学的古老的基础也是彼此相像的，而且提出了统治性的抽象的普遍性要求，仿佛这种普遍性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这是他们的形式先验性。实际上，这种普遍性是对个体性原则的抽象而已：“目前的意识形态同样是一个容纳个人的——总是已被普遍所中介的——心理学的容器，如同它在个人身上不停地生产普遍一样。”在这一阶段，自由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涉及到社会是否允许个人像它所许诺的那样自由这一问题，它也涉及到社会本身是不是自由这一问题。个人最多是暂时地赫然耸立在盲目的社会联系之上，“但在他的闭塞的孤独中，个人只能更有助于再生这种社会联系。”
这里，我们看到，阿多诺批判理论的深刻性：个人始终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其实马克思早年就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阿多诺批评了人学意义上的唯名论，因为，唯名论否定一般性而只肯定了个别与特殊，同时也就否定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决定性，在这一点上，唯名论是没有深刻性。在有关人的界定这个问题上，阿多诺更接近黑格尔与马克思：“人是一种结果，不是一种观念；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渗透到所所谓关于构成的问题的核心深处。”而唯名论却“通过把社会贬低为个人的一种缩略语，从概念上否定社会。”
三、对各种历史本体论的批判
从认识论的历史来看，新近本体论是对主体支配自然的失败所作的消极反应，所以，阿多诺说，从人类支配自然的历史可以得出消解人类中心说的结论：“处在哲学的自我反思中的主体已使过去几个世纪对地球中心说的批判成了它自身的批判。”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对工具理性的崇拜使得哲学实证化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自然仍然以其特有形式奴役人类本身：其一，是人们对自然的支配实际上远远落在自然对人类的奴役，自然灾害曾经彻底否定了神的万能性。其二，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或许正日益促成那种据说这种进步会保护人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的第二自然，即社会本身成为奴役人类的固有结构。抽象地讲，哲学唯心主义的基础对自然的支配已失去了它的无限威力的确定性，这既是因为它在20世纪前半叶大规模地扩张，也是因为人类意识始终落在后面，听任人类事务的秩序继续不合理地扩张，最终是因为已达到的人类成就与人类理想之间的差距太大。由此，新近本体论正是对第二自然的消极回应，它们希望以这种反应模式来逃避上述的奴役。但是，由于新的本体论以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人们为样式，强化了第二自然的魔法：对直接存在的信仰使得传统理论本身退化成一种存在的奴役。当下，我们需要的是主体的现实反思，而不是逃避现实。为此，我们必须先进入到现实之中：“用黑格尔的语言说，只有在主体‘在场’的地方才能解除这种魔法：这种魔法永远存在于主体的任何直接的他者之中，如同隐蔽的神仙永远带有神话神仙的某种不合理的特点一样。”现在不是任由奴役性现实为所欲为的时刻了，把精神放逐到直接性现实中去的做法，意味着自由的反面，“那些掉以轻心的从主体跑向宇宙的学说、包括存在哲学比起主体对自身及其现实能力的微不足道的反思来更容易和世界的僵化的条件、和世界中的成功机会相一致。”主体回归到反思比主体向存在哲学等逃避现实的同一性思维的退缩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