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只是动员了范畴观方面的所谓更高贵的尊严，把认识批判的问题当作前本体论的问题并连同它的合法性问题一起清除掉了。海德格尔返回到古老的存在问题，在他那里，“希腊的‘存在’一词的模糊性并没有被算作一种缺陷而是被当作起源的优越性。这种模糊性的使命是治愈‘存在’概念的概念性创伤，弥补思想与其内容之间的裂痕。”按黑格尔意思，任何一种判断都有要求涉及与主体纯概念不同的东西，当海德格尔称存在就是它自身时，他陷入了新近本体论的典型错误，即忽视了概念推理这一中介的作用，因此，达不到存在的真实含义，他所做的只是重复纯粹的名称而已。可以这样说，新近本体论哲学最大问题就在于“存在”与其内容的分裂，如何从存在走近其内容是当下所要解决的问题，绕开它，哲学走向真实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存在”对现实的认同
我们看到，胡塞尔采用把问题悬置起来的方法把一种“纯粹的”的现象学纲领和一种自我给予的现象对象的假定结合在一起，使认识论批判成为一种立场而不是真正地去梳理传统认识论。海德格尔看到了胡塞尔哲学的这种含混性，于是以存在的模糊性清除了这种元逻辑的两极混乱状态，使矛盾回到了先验的存在之本体。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区别于胡塞尔。然而，“海德格尔的存在既不会是存在物，也不会是概念，它为了成为无懈可击的，便不得不以它的虚无性为代价。”原本，没有存在物，存在便不可思议，而没有中介，存在物也是不可思议的。阿多诺认为，这种辩证法因素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压制，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与存在物就是直接的“一”，而且这个“一”是实证的存在，即是现实。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夺取了在它的自在存在方面它不愿意成为的东西，夺取了存在物的财产，而存在的词义也一直意指着存在物的概念统一性。”事实上，存在无非是存在物的抽象而已。
通过研究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理论原则已经在他的老师胡塞尔的著作中出现了，虽然他在学术上压倒了自己的老师，但是对二人同样有效的是，他们的出发点没有与“事物本身”联系起来。实际上客体对象通过指向概念而被取消了，海德格尔关于恐惧、烦、死等等的讨论，不管看起来多么的接近经验性存在，但它们实际上并不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因此，严格说来，“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以自我的原则一一胡塞尔称之为先验自我，海德格尔称为存在，取消了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间隙。在两种哲学中都存在观念与现实的交互作用。海德格尔想掩盖不可解决的矛盾，(如无时间的本体论与历史)通过把历史本体化为历史性，然后把矛盾转化为‘存在的结构’，这方面已预先存在于胡塞尔的认识论中。胡塞尔也同样把不可解决性实体为对问题的解答。”
从理论层面看，海德格尔和黑格尔都最终使实体之物本体论化，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同一性吞并了非同一性之物，它以现象与本质是同一的这一原则来论证世界的同一性，从而使实在本体化。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同一性是作为绝对精神的认识总体(它包括了认识主体与客体)而存在的。“海德格尔重复了黑格尔的变戏法式的花招。只是黑格尔是公开采用，而海德格尔不想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含含糊糊地掩盖了实体之物的本体论化。”什么是实体之物呢？或者说，实体之物的本体论化是什么意思呢？阿多诺认为，实体之物的本体论化是存在学说的首要目标。由于根据古老的论据，实存不能从本质中推演出来，因此它便被说成本身就是本质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方式，实存不再是概念的对立面。它的辛辣味已被消除掉。它被授予了柏拉图理念的尊严，但也被授予了某种东西的防弹特性。这种东西由于不是被思考的而只是简单地在那儿，所以按别的方式是不可思议的。”实体之物的本体论化，本质地讲，就是把当下存在本体化，就是对现实的认同，赋予现实直接物以神圣性。通过这种对现实直接物的神圣化或本体论化，随后又从非人性化的现实中主观抽象出人性概念，这是新近本体论(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常做的事，阿多诺反对的就是这种非批判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历史的非人性化本体化即成为一种历史常态，这是一种自然必然性的历史观念之哲学基础。可见，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两重理论错误，其一，本体论的实存概念由于把非概念之物提高成一种概念从而根除了非概念之物；其二，把实存之物本体化了，非概念的要素在概念中赢得的地位价值。显然，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与完成。
实存之物的本体论化，最终是历史的本体论化，可见，其一，新近本体论相比于传统本体论已经有所变化，传统本体论的第一哲学原理发生了变化，即从追求不变本质到可变因素(实在之物)本体论化。这样，历史性把历史固定在非历史的领域，不注意支配主体和客体的内在构成和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事实上，历史绝不是历史某一时刻存在之物，历史是一种反思的沉积，所以说，这种相对主义损害了思维的坚实工作：仿佛现实的历史没有在每一可能的认识对象的核心中积贮起来；仿佛每一种严肃地抵制物化的认识没有使僵化的事物流动起来并因而使人们意识到历史。其二，新近本体论同样使得历史现实合理化了，哲学最终认同了现实直接性，历史的本体化使得人们不加审视地把存在的力量归于历史的力量，从而证明服从历史的形势是合理的，仿佛这种服从是由存在本身所命令的。于是，时间本身以及短暂性被存在本体论的力量绝对化并改造成永恒的。这样，“在存在学说的黑暗夜空中，不再有闪烁的星星。实存用不着神圣化的因素便被神圣化了。存在物应具有的或受其制约的永恒观念只剩下了关于存在物的赤裸裸的证明：对权力的赞同。”
从另一层面看，哲学确实离不开对本质的言说，但它不应是屈服于实证科学来做到这一点，哲学需要科学作为一个因素，通过诠释一步步地走近本质。所以，离开科学，最后走入的必然是实证科学和唯心主义非理性。海德格尔因为不想让第一哲学太快地被现实“物质的偶然性、被眼前的无穷的短暂性”(即实证科学所对应的事物)所损伤，所以，他的本质学说脱离了科学，最终只会证实科学的普遍统治，类似于法西斯主义制度下非理性主义口号同科学技术相对立。因此，海德格尔在这里也犯了两个理论错误，首先是把科学中合理的内容放弃了，科学在阿多诺那里是星丛的基质即基本要素之一；海德格尔接着又犯了一个理论错误，他从对科学的批判过渡到把科学的本质当作存在，从而肯定了现实直接性。海德格尔痛恨着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区分，并想要消解它，但概念与事物仍然存在于它的存在概念里。由此，辩证法在存在学说中沉默下来并被剽窃了，它是被存在概念的不确定性所剽窃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物从那种对它进行综合的精神中借来了并非实际的存在的光芒，即先验的神圣性。这种结构假设自身优越于反思的知性，指责知性用一把解剖刀把存在物和概念分割开来。存在是一种不确定的综合，它预先地被设定为是存在物和概念未分割的原始状态，它具有先验性。这样一种存在作为整体它在海德格尔那里又是现代性存在，这里海德格尔是这样转折的：因为存在物是现代的，那么显然作为存在物与概念物的同一体也是现代的。存在超越了存在物，但存在物又原封不动地存在于存在中，这说明，不管是多么古老与原始的存在，对它的海德格尔式言说都是离不开现实的存在物的。海德格尔必然要承认现实直接性。可见，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像现象学一样仍然是实证主义的情愿的继承人。”
阿多诺认为，新近本体论已经不像旧本体论那样直截了当地为等级制度助威了，他们采用一种隐蔽的哲学态度来达到这一点，海德格尔把这种姿态赋予给了“存在”：来自本体论复兴时期的对等级制度的好感也就消失在存在的无限权力和孤独中。于是，哲学发生了一种变化：从对实体的需要变成一种避免社会曾实行的并且绝对支配其成员的精神物化的需要。避免这种精神物化的手段是一种谴责这种物化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求助于一种不能丧失的原始性本体来限制物化。但实际上，这样做对物化的伤害并不比本体论对科学活动的伤害更严重。可见，这种方法对物化的现实不起任何作用，面对软弱无力的“存在”的永恒性、神圣性，现实存在只是受到了人道主义的谴责：“失去面子的永恒价值什么也没留下，只有对存在，即万物之前的本质的神圣性的信任。由于面对着存在——存在被认为本身是动态的、‘发生的’——物化的世界是卑鄙的、非内在的，所以便被认为不值得变化。”
当然，海德格尔等人也认识到当下社会结构的僵化性，但只是以思维的名义认同了这种结构，否定了现实的内在否定性层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无力反对制度的，也不能合理地决定他们的生活和总体的生活，甚至不能不更加痛苦地思考这种不自由的决定。新近本体论哲学也对此作出了反应，也批判现实，但只是以其非反思的哲学表演了一种反抗的虚假姿态。“它们在形而上学上故作无家可归和无法无天的姿态，是从意识形态上为那种迫使人们走向绝望并以肉体的毁灭来威胁人们的秩序进行辩护。复活的形而上学的回声期待性地赞成一种压抑，这种压抑的胜利在西方社会是潜在地存在的，但在东方社会早就实现了，因为在那里获得自由的思想被扭曲为不自由。”由于缺乏反思性批判，到头来，“海德格尔助长奴隶思维并且以反对舆论市场的标准姿态践踏‘人道主义’这个词。他在反对一切‘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得到了一席之地。”阿多诺气愤地责问海德格尔，“大概可以问问海德格尔，他是否只是因为他的实物学说想活下去就不愿废止这种太可恶的关于人道主义的空谈。”
由于海德格尔在其界定的存在里不放弃现实存在物，而且他正是以此来论证其存在的现代性的，所以，他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把现实存在物投射给存在，存在的实际执行者是现实的存在物，它们两者互为认同、互为引证。“如果哲学的复归和手段把一种存在物投射给存在，那么存在物就令人满意地被证明是合理的；如果存在被轻蔑地当作一种‘纯存在物’，那么它可以继续毫无阻拦地从外部作害。这同独裁者的感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独裁者不愿访问集中营，而集中营的官员却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阿多诺从来没有放弃把海德格尔当作纳粹的同谋的这一观点。
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海德格尔曾因为诗的语言特质而推崇诗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因为，一切艺术说到底都带有语言的特性，其中特别是诗，它直接以语言的形式表现一种意象。这种对诗的语言特质的普遍强调是不同于阿多诺的，因为，在阿多诺看来，只有那种书写着对抗与矛盾的诗才值得这样去推崇，如贝克特的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责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作了过度的诠释。海德格尔暗指的基本上是当下，而阿多诺则更多的是批判当下、暗指未来的他者。所以，虽然海德格尔与阿多诺都强调语言不以日常语言出现时，事物仍然带有语言特质，但是，两人强调的重点不同，海德格尔指物在言说自己，而阿多诺那里指作品言说他者！
我们看到，阿多诺与海德格尔也存在一致性，即他们都认为。从整体上来看，人类所处的境况是灾难性的。而且，海德格尔也对科学技术作过理性的批判。但阿多诺体认到，海德格尔对社会的否定是表面的，不仅如此，海德格尔所说的“本己本真性的行话”是。“把低级语言当作高级语言。它经过哲学及神学渗入到教育学、业余大学、青年团体的语汇，直至经济和行政管理为代表的所谓高雅表达方式之中。在这种行话追求充溢人的深处的感动时，它自己已经像被它表面加以否定的世界一样标准化了。”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为代表而加以倡导的德国意识形态中的本真性行话是某种危险的东西，一种“表达为有教养的精神气质的亲纳粹倾向。…‘阿多诺对纳粹怀疑的意向过于强烈。”确实，阿多诺想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中找到法西斯主义的蛛丝马迹来，特别是在他的著作《否定辩证法》里，他把海德格尔的存在学说看作是导向法西斯制度的“待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