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是政治经济学家。他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留下了跋涉的足迹。他自认为有此成就，盖受益于图书馆多多。他写的回忆录性质的《我的编年故事》，其中有一章节《学历的一部分——上图书馆》，专门谈了和图书馆关系，他说：“填写履历表时，人们通常要填写自己进过什么学校。每当我填这种表的时候，我就想填一下我曾经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学校，因此似乎上图书馆也应该视作自己学历的一部分”。①
“学校给我的影响没有图书馆大”
于光远与图书馆有着难解之缘，治学始终未离开过图书馆的养育，曾先后两任图书馆领导人。由于他了解图书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坐标，在晚年论及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时，经常谈及国家对于图书馆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说到自己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可以说给他帮助颇大的、受益多的是图书馆；且说他为什么有一个浓厚的图书馆情结呢？恐怕原因就在于此。
于光远学术硕果累累，六十多年的笔耕生涯，发表的作品2000篇，约2500万字。还有论文集近40种，共约800万字。
于光远原名郁钟正，在少年时期，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不满足于课堂上的学习，喜欢钻图书馆，读各种各样的书。还在小学毕业后的一个暑假，他偶然来到设在国子监的京师图书馆，常常在那里一坐就是二三小时。初中三年也一直是座上客。在那个图书馆，于光远主要读白话小说，后来也读《聊斋》、《子不语》以及《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但没有借阅自然科学书籍。
初中毕业后，于光远考进北平师大附中。有时也在附中图书馆借阅图书。
1930年于光远回到家乡上海继续读高中。有天，于光远伯父为他亲戚（一个开办生产牙膏的厂主）的产品质量问题，即牙膏放久就干了挤不出来的技术问题请求帮助。于光远当然也不懂，但知道可以利用图书馆。当他知道商务印书馆有个东方图书馆时，就跑到那里，从几本英文的化工手册查到了牙膏的配方，终于找到了可以加些甘油来解决牙膏放久生干的答案。这是他第一次利用图书馆解决实际问题。此后他经常赴东方图书馆看书，而且侧重看的却是自然科学知识类的书。图书馆的藏书结构很适合正在茁壮成长的少年于光远的知识结构。
1932年“一·二八”战火东方图书馆被毁。此后于光远常去的是位于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图书馆。他很快就成为它的座上客。后来他回忆说，这个图书馆虽然小，但是公开开放，开架书多，且到那里看书的人很少，非常安静。
于光远的大学生活开始于上海大同大学理科。由于家境贫寒，除了念书外，还先后在两所中学兼课，在三家当家庭教师，在一个小化工厂担任技师。当时他对于学校的功课并不特别在意，常为解决化工厂的技术问题跑校外的图书馆查阅资料。
于光远在图书馆借书阅读有一个习惯，广阅博览，喜欢翻书，翻一本，换一本。他说：“我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读者，常常在图书馆查一些书目卡片，总觉得有许多书要翻一翻，就开了许多借书单。”在大同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员忻爱华很耐心，总是面带笑容地满足他的要求。她给年轻的大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延安中山图书馆时，于光远曾举办过学习“自然辩证法”的座谈会，主要是联系自然科学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34年于光远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也经常赴大学图书馆和系图书馆读书，图的是图书馆的安静。若干年后，他回忆当年情景：“在清华图书馆中如果有一个人大声说话，全阅览室的人都会向他行注目礼，再出声就会有人嘘他。同学们去图书馆主要是利用图书馆阅览室这个好的读书环境。”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最能令于光远神往的是读英文版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这两本书是张申府教授开的形而上学课所指定的参考书，图书馆管理员就把这两本书放在阅览室供学生阅览。他在那里认真地读完了这两本书。后来他说，“读这两本书对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关系。它们解决了在这之前我在读各种有关自然哲学书时产生的许多问题，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信服”。
1936年夏，于光远由清华大学毕业，到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任教？后来组织遭破坏，在广州无法容身，从此完全以革命为职业。抗战爆发后，1939年到达延安。他在延安继胡乔木当过中山图书馆的主任；1948、1949年又担任过中共中央图书馆的主任。于光远在70年代末在回忆他的“图书馆情结”时，这样深情地说：“我从中学开始就喜欢跑图书馆，初中时在北京跑头发胡同的图书馆，高中时回上海。‘一二八’以前，上海东方图书馆我经常去。后来我经常去中华学艺社图书馆，在法租界亚尔培路。我觉得学校给我的印象没有图书馆大。现在不少人对这个行业不理解，那就因为他没尝到图书馆的味道，也不知道图书馆的重要。”②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1976年后，于光远在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为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科学而筹划着学术机构的组建，其中之一，就是图书馆和情报资料机构的拓展充实。
在此仅举于光远对于图书馆学、情报与信息为例，几年间他发表的关于图书馆学的专门讲话就有七八次，关于情报与信息的讲话和文章即高达几十次（篇）。在一次制定社会科学规划时，他对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馆学给予了关注；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上，他的讲话题目是《要特别重视图书馆工作》；当讲到情报科学与图书馆的共性和区别时，于光远说：情报资料可以采取图书、照片等形式。但是图书、照片本身不等于情报，一本书、一张照片要成为情报，那就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属情报的性质。如果属于情报的性质，把情报资料印成图书的形式，那么它就是情报。你出了一本书，往往那本书就成为你的情报资料。……情报工作与图书工作，既有某些共同点，又有它的不同的含义，图书馆业务的重点在收藏、存储、检索、出借，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则是搜集情报资料，对搜集到的各种情报资料进行编号、综合、评价、分析、公布和散发情报资料。③
据有关朋友介绍，于光远所以博学兼通，主要还在于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度，他平常的阅读量是十分惊人的，每当研究和考察一个问题，都要调集大量情报资料和阅读大量图书。他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国外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所以了然于胸，关键还在于大信息量的阅读和掌握。
①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15—1935，20岁以前），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②于光远：《论社会科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68页。
③于光远：《论社会科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48—449页。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高增德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