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是一位大学者。但他从17～59岁，一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难得有一点静心研读的机会，更谈不上常到图书馆去寻找知识。“文化大革命”中王元化与上海作家协会的其他专家学者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每天被迫到图书馆去打扫卫生，但是不准看书，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最残忍的迫害。直到1979年平反之后，他才能堂堂正正地走进图书馆研读。
他在“星火社”内成立了一个小图书馆
王元化生于1920年11月，他的童年是在北平清华园中度过的。十六岁前王元化一直住在清华的南园，那里曾是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一代学术大师的居住地，洋溢着浓郁的书香。王元化从小就读的成志小学、孔德小学和育英中学都有很好的图书馆，使他从小形成了图书馆是读书人殿堂的观念。多少年后他还是清晰地记得，当年是多么钦佩高年级的同学捧读西方学术名著时肃穆的神情。
清华园中留给王元化深刻印象的还有学府中颇具规模的建筑图书馆，他还记得馆中有丰富的藏书，还有一层楼面是玻璃地板，这在20世纪20年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更体现出大学图书馆的不同凡响。
王元化说，“童年时代的印象像一颗种子埋藏在儿童的心田，慢慢地发挥着它的潜在功能，原来是极其粗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定的气候土壤培育下，逐渐地萌芽、变化、发展、壮大……”清华园的文化氛围影响了王元化一生的治学道路，也决定了他一生对图书馆的重视和关爱。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日益加紧，祖国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年仅十六岁的王元化也参加了“民族先锋队”，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后，他随家流亡到上海。
。1942年，王元化进入储能中学担任初三年级的语文教师。储能中学原来有一个藏书近千册红色图书馆，有《共产党宣言》、《西行漫记》、《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和《母亲》等进步书籍。王元化在课堂上介绍世界文学名著进步文学，并组织“星火社”成员借阅红色的图书馆的书。他还在“星火社”内成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和学生一起收集进步图书，相互传阅，开展讨论，撰写体会文章，编辑社刊，传播进步思想。
他向家乡图书馆，已捐献了四千册图书
王元化的故乡湖北江陵，是有2000年历史，当年刘备和诸葛亮作为立足之地的荆州古城。江陵历来是中原人文荟萃的地方，尊重知识的风气沿袭至今，但是当年的荆州图书馆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购书经费不足，难以满足读者的学习需要。王元化闻讯后，决心为家乡的民众，尤其是为好学的青少年尽一分绵力。他制定了一个捐赠图书1万册的计划，并从1991年起实施。
王元化的前半生经历坎坷，个人藏书并不丰富，捐献万册图书决非易事。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他捐出了几乎所有的藏书，甚至动用了日常研究所必备的工具书。有如在捐献的图书中有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王元化1979～1985年在该出版社工作时得到的赠书，那是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阅参考的。但是，他还是把这套书捐给了家乡的图书馆。后来为自己研究需要，就又买了部分单卷本。
王元化捐出的图书中有200多种是国内作者送给他的著作签名本，有朋友也有学生。例如巴金送的《再思录》、《巴金七十年文选》和《巴金译文全集》签名本，季羡林送的《季羡林自传》等。在签名本的名单上还有李锐、于光远、张光年、匡亚明、白杨、陈荒煤、冯亦代、黄宗英、周振甫等近百名现代学者、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弥足珍贵。
捐出的图书中还有数十种日本的汉学研究专著原版，大都是日本学者赠送给王元化的学术成果，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作，如《诗经》、《文心雕龙》、《玉台新咏》、《诗品》、《金瓶梅》，以及陶渊明、曹植、曹丕、嵇康、谢灵运、王粲等的个案研究，内容丰富，颇有学术价值。
几年来，王元化已经向家乡图书馆先后捐献了四五千册图书，对荆州地区图书馆来说是一笔极其有特色的文化财富。后来，他每年还继续捐赠。
上海图书馆为王元化特设研究室
1997年2月，新建的上海图书馆建筑的各项设施都已落成，为了给王元化提供一个方便舒适的工作环境，还为他特设王元化研究室。这是一间近10平方米的小阅览室，坐落在古籍善本阅览室旁。室内安放着仿清式的红木2桌2椅2橱、1台灯1电话1风扇，简洁清爽。窗外有一片绿荫，门外就是一座书城，宁静雅致，王元化在此读书作文感到很满意。他曾经向张光年、陈方正、龙应台等朋友介绍过这间研究室，还特意将研究室的照片收录在《清园近思录》中。
王元化的家离上海图书馆不远，天气晴朗的日子，他就步行到研究室工作，有时还带着助手或研究生一起去。1997年春，他在研究室里完成了《莎剧解读》的定稿，并借助上海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该书选配了精美的插图。1998年春，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到了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一点看法，引来了吴江的一封来信。于是他在研究室里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重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且做了详细的笔记和深邃的思考。5月14日，他在上海图书馆会见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等学者。几天后，就到杭州静心撰写了答吴江谈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万言长信，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年多来，王元化在研究室里完成了许多研究工作，同时，在上海图书馆会见了美国胡佛研究院的墨子刻教授、新加坡大学文学院长王赓武教授等，交流学术思想。
别有经营特色的王元化著作专柜
1998年4月22日，王元化和巴金、贺绿汀、谢晋一起荣获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这是当年上海最高的文学艺术奖励，也是社会对王元化人格与学识的肯定。王元化著作的高品位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因此，上海图书馆曾长期地在所属书店开设“王元化著作专柜”。学者著作专柜颇见学术文化氛围，是上图书店的经营特色，而书店为某些书籍制作藏书票，更是上海书行一道明丽的风景线，多年来，它在沪上读书人中颇受青睐，在学界有一定影响。
王元化著作专柜于4月25日设立的同时，上海图书馆又为王元化和张可的《莎剧解读》一书举行首发式以及读者座谈会，并特为专柜的开设请版画家制作“清园王元化藏书”的藏书票，专柜开幕当天购买王元化著作者，还都可以获赠藏书票一枚。读书人既买到了他喜欢的书，又得到一件有意义的收藏品。
捐赠了十一册《小逻辑》手稿
上海图书馆设有“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陈列馆”。
王元化对手稿陈列馆的工作十分赞许，先后多次向陈列馆捐赠手稿，共计：
《文学沉思录》、《向着真实》、《文心雕龙创作论》、《龚自珍论稿》、《文学风格论》、《读黑格尔笔记》、《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莎士比亚评论译丛》等11部著作手稿，以及夏衍、钱钟书、赵朴初等文化名人给王元化的书信37封。这些手稿反映了王元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其中蕴涵着许多曲折和艰辛。
《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有一段传奇的故事，王元化回忆：“《文心雕龙创作论》是60年代上半叶写的，完成于‘文革’前，稿子压了10多年才在70年代末出版。‘文革’抄家时，这部稿子被抄走了。我不知道它的下落，以为被销毁了，‘文革’后稿子还给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龚自珍论稿》写于“文革”中，王元化说，“当时‘四人帮’正在评法批儒。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我利用手头仅有的一两本书，写了这样两篇论文。”此文由王元化夫人张可誊抄，发表时改名为《龚自珍思想笔谈》。
《读黑格尔笔记》共有两本，一是读《小逻辑》的笔记，一是读《美学》的笔记。王元化曾经三次读黑格尔的《小逻辑》，“1956年9月7日上午第一次读毕”，作了第一次笔记：“1956年11月1日下午第二次读毕”，作了11册笔记；“1974年10月29日第三次读毕”，作了第三次笔记。《美学》一书是70年代读的，笔记作于1976年。读《小逻辑》的第一次笔记遗失了，第二次的11册笔记捐给了上海档案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是读《小逻辑》的第三次笔记和读《美学》的笔记。
王元化捐赠的11册手稿和37封书信，每一件都凝聚这一段生活历程和人际关系，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出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
上海图书馆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省、市、自治区级公共图书馆，馆藏丰富，古籍、碑帖、手稿、家谱、民国文献等都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收藏体系。王元化深知这些文献的价值，在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也使用过其中的资料。50年代末他和父亲共同翻译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的原版书就是从原上海租界工部局移交上海图书馆的藏书。80年代后，身为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组长的王元化，对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文献工作十分关心，倾注全力提供帮助，直接体现在盛宣怀档案整理、家谱整理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的业务上。
盛宣怀档案资料是50年代初入藏上海图书馆的，数量约20万件，内容涉及奏稿、条陈、告示、公牍、电报稿、合同、账册、家信、日记等10多种文献，史料价值极高。70～80年代曾进行初步整理，但由于资料数量大，整理方法欠妥，未见显著成效。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对历史文献工作重做规划，并就盛宣怀档案整理的经费、人员、方法等诸多问题求教于王元化。王元化积极参与筹划工作，多次到图书馆与顾廷龙，以及图书馆的领导人详细商讨，并为此项整理工作筹集资金，保证、促使盛宣怀档案整理纳入轨道，高效有序地开展。
家谱是上海图书馆多年来广泛收集积累起来的特色馆藏，总量有1．1万余种近10万册，在全世界的中国家谱收藏中名列前茅。1997年起，上海图书馆邀集馆内外专家对馆藏家谱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王元化对此项工作很关心，多次过问。1998年3月，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联合举办“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王元化出席会议并发言。此次研讨会的学术论文经专家评选后出版论文集《中国谱牒研究》，王元化担任此书的顾问。
上海图书馆为了提高历史文献的整理、开发和研究水平，筹措建立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文献研究所，此项计划征求王元化的意见，他大为赞赏，欣然表示愿意为它出力。1997年11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召开，历史文献研究所同时揭牌。王元化出席会议，同时受聘为历史文献研究所的名誉所长。1999年，历史文献研究所编辑的《历史文献》学术丛刊第一辑出版，王元化担任该书的顾问。
（上海图书馆孙继林）
余思你觉得图书馆经常有学者参与和指导，好处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