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原名王鉴，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大前身），受业于杨树达、陈垣。尚未毕业，即任职北京图书馆。毕业后，先往河北大学任教一年，旋回北京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和主持编制大型书目索引，开始了他漫长曲折的图书馆之路。为寻敦煌书，屐履遍欧美
敦煌遗书在我国古籍善本中无疑最富传奇色彩。敦煌遗书保存了大批已失传的文献。但敦煌遗书却被大量偷盗出国。到1910年劫余的敦煌遗书运到北京图书馆时，4万多件敦煌遗书只剩下残破不全的八千多卷，大部分精华都已散失海外，从而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却在海外的扭曲现象。
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此远涉重洋，搜寻抄寻被盗的文献资料，王重民是其中历时最久、搜寻最广、收获最丰的一位。1933年，王重民以“教育部派考察图书教育”官员的身份赴法国，直至：1947年回国，其间除短暂的回国公干外，在海外寻书达14年。他踏遍欧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着重搜集研究敦煌遗书、太平天国文献、明清间天主教士华文著述及散失海外的中国古籍善本，或抄录复制、或著文介绍、或编撰目录，仅在英法5年，就选拍敦煌遗书及其他古籍的缩微照片3万张，让国人重睹了许多散失海外的善本真面目。这些缩微照片，至今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值得学习的是，王重民每摄一书，都是先作查阅，摘录题跋，述其梗概以为叙录。
王重民十分注意把研究成果及时传回国内，以促进国内的学术研究。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在从事《尚书文字合编》纂辑时，急需参考敦煌遗书中的《尚书》版本，王重民知晓后，立即寄来该书的照片，解了燃眉之急。50多年后，当时一起参加纂辑的顾廷龙回忆此事时尤深情念道：“感不能忘。”
王重民在海外还注意于太平天国刻书。
太平天国时期，在华的欧美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多有在与太平天国官员交往中，获得所赠刻书；也有的于战争时掠夺的。他们携归本国即多收藏于图书馆、博物院。20世纪最早抄录归国的，是梁启超。他在1918年游历欧洲，在荷兰海牙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若干刻书，雇人抄录。在王重民之前，二三十年代时在海外发现、抄录太平天国刻书的还有刘半农、程演生、俞大维、许地山、萧一山等人，但跑得最勤、搜录最多的当推王重民。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搜录所藏的太平天国刻书13种，还专程赴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抄录太平天国史料，两次赴伦敦，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抄录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在搜录时，王重民还仔细地作了版本校勘、补正前人的误漏，然后携归，著书立说。此间很多刻书和文献，国内以前均不知道。由此，使人们对太平天国开始有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认识，也为太平天国学的建立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王重民还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方法，提高“国内”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合众图书馆是日寇侵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一些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为保存国粹于1939年创办的，日常工作由顾廷龙负责。1941年3月，为抢运留存在上海租界的古籍善本，王重民从美国返沪，曾在合众图书馆向顾廷龙详细介绍国外图书馆的各种管理制度，对顾廷龙办好合众图书馆很有启发和帮助。
千里护古籍，生死置身外
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步骤，北平危在旦夕。为了避免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馆等收藏的珍贵文物毁于战火，国民党政府决定挑选一些最珍贵文物南运上海租界保管，其中北京图书馆挑选了善本5千余卷，6万多册。包括敦煌写经9千余件，金石碑帖数百件（如熹平石经、周鼎、楚器、铜镜、古钱），全份西文科学及东方学刊三四百种，约1万余册，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
但形势发展到后来，这批古籍存放在租界也不安全，急需迅速转移。决定将古籍运到尚未参战的美国暂时保藏。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日寇为了割断租界与外界的联系，对水上运输控制十分严密。远在大洋彼岸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于危难之中受命这项工作，于1941年3月4日秘密潜回上海租界这座“孤岛”。王重民在旅途中就设计了多种搬运方案：先准备把古籍混在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内装箱托运；又打算将书箱改装成旧衣箱分批携带。但到上海后，为做到万无一失。他又设想由国民党政府出面请美国政府代为托运。
王重民在公共租界找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美术工艺品公司，该公司的仓库屋宇高敞，空气通畅，很适合寄存书籍。于是，王重民在3月12、13日两日，用卡车将300箱古籍陆续运至该仓库。然后用三周的时间逐箱启视，挑选最精最善者2720种，约3万余册，分装102箱（有说100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其中包括宋元本200册，明版本近2千册，抄本5百余种。为防遗失，特编制三份书目，中文一份，英文两份，并对书箱逐一编号。这批国宝最后以中国书报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购的新书名义，从10月开始分批运往美国。为防日寇发现，收件人时常更换，只有25箱直接寄国会图书馆，其余的寄大学图书馆，然后再集中至国会图书馆。这时已是太平洋战争的前夕，抢运工作日以继夜，最后一批终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天——12月5日装运出口。
由于行动秘密，日寇直到次年6月才从葡萄牙里斯本的电讯中得知，北京图书馆保管在上海租界的善本已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这年8月，日寇卵翼下的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周作人，令秘书王古鲁偕同兴亚院调查官到沪查找。他们除在民房科学社查到一部分中西文书籍运至北平，其余均未发现，只得悻悻而归。
国宝抵美后，王重民又撰写提要，并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为古籍善本作缩微胶片，担起了整理保管的重任。1947年，王重民准备将这些善本古籍押运回国，但由于形势变化，计划没能实行。这批古籍善本目前珍藏在台湾省。
培养英才，桃李满天下
王重民回国后，仍任职于北平图书馆，并始兼任北平大学中文系教授，主持该系图书馆学组的教学与行政工作，步入了他图书馆之路的最后阶段——为图书馆事业培育英才的璀璨岁月。
在王重民的建议下，北大中文系图书馆学组于1947年改办为专科，后又改本科，王重民为第一任系主任。共和国成立后，他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辞掉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的职务，来到北大讲授目录学等课程。
1956年，国家召开制订《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会议，王重民参加了这一盛会，主持图书馆学发展规划的制订。他团结全国同行，集中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科学地规划图书馆学长远的宏观发展计划，为图书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使图书馆学毫不逊色地跻身于众学科之林。
王重民一生与古籍为伴，编写了大量极孚盛名的序跋提要、书目索引。一些专家评论他的学问，“皆从实践中来，诚足以信今而传后也”。正是从自己的治学经历中，他深知书目工作实践对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是水之源，木之本。所以在教学中，他强调书目实践，主张目录研究要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尤其应与历史加强联系。
（上海图书馆邱五芳）
余思请写出，种已在国内失传、后又从国外引进的古籍的书名及其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