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①：“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惟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
注释
①桓子：即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人。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博学多才。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制定法律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去做事情。法律制度适应当时的情况就能够贯彻执行，做的事情符合当时的任务需要就会创立功业。现在时势变迁而法度不变；任务发生了变化而正在做的事情无法满足时代要求。这就造成，法律制度和当时社会要求相背离，做的事情和社会任务发生了变化。因此，建立法律反而使社会更加混乱，尽力去做事情，反倒使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人，也不信奉今人，而是顺应社会实际情况建立功业，身陷危难也能避免引祸上身。由此来说，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能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功德。怎么知道这个道理是对的呢？桓子说：“伏羲、神农、祝融这三皇用道义治理国家，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帝靠仁德教化百姓，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三位君王用仁义来统治，春秋五霸用权谋智术来管理。”五帝以上，世代久远，经传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录，指有称王、称霸流传下来，用来作为评价古今盛衰得失的标准了。王道的治理方法，是铲除人间祸害，消灭弊端，然后再让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之后用礼仪教化他们，用刑罚威慑他们，让他们明白好恶之分，学会如何取舍。因此，人们都受到了教化，归顺君王，天下太平，一片安乐，这是王者的治国之术。成就霸王，则指的是君王居尊贵地位，臣下处在低贱的地位，权力统一于君王一人手中，政令有专门的机构制定，贯彻赏罚，法令严明，百官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命令下达就能贯彻执行，这是霸王的治国之术。
原文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①；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②，出险阻。由是观之，人智之于物，浅矣。而欲以炤海内，存万方，不因道里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注释
①：青色的野马。②榛薄：丛杂的草木。
译文
《道德经》中说：“君王清静无为，则百姓会自然而然被教化。”文子说：“所谓的无为，并不是说引导他不来，推动他不去，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说遵循一定的理法做事，根据拥有的条件和能力去做事，顺应自然趋势。”所以说，商汤、周武王是圣明的君主，但却不能像越人那样乘坐小船，泛舟于江河湖海间；伊尹是有名的贤相，而不能如胡人那样驯服驾驭没有经过调教的野马；孔子、墨子有广博的学识，却不能像居住在山里的人那样，穿梭在榛薄丛林之间，踏过险阻。由此看来，人的智慧和世间广博万物比较起来，是很有限的。如果想要显明于海内外，感染招揽天下百姓，而不去研究遵循感召百姓的道理和方法，只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做事，那么很快就会穷途末路了。所以，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一个人的勇敢不足以强大国家，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然而，作为君王，身居庙堂之上，而能够知道四海之外的事情，是因为他善于根据事物辨识其它的事物，触类旁通，依靠人了解其他人。冬季的阳光，夏天里的阴凉，万物都趋向于它们，而万物没有被强迫去这样做。根据事物内部的微妙规律去感染，不用召唤，被感召的事物自然就来了。用眼睛看才能使他知道真相，依靠命令才能让他行动，这样治理天下很困难。皋陶是个哑巴而掌管法律，能够使天下没有暴虐酷刑；师旷是个盲人，而做了宰相，能使晋国政治通明，井然有序。不用说话就能发布命令，不用看见心里就已经洞若观火，这是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的要求和标准。这就是黄老之术。
原文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①。”曾子曰：“敢问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②，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良，退不肖，哀鳏寡③，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
注释
①衽席：宴席，座席。这里指使平安。②齿：指年长的人。③鳏（ɡuān）寡：老年男子没有妻子称鳏，老年女子没有丈夫称寡。
译文
孔子闲居无事，曾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君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能做到了，那么国家就具备了强大的抵御外敌入侵的防御能力，国家就可以守得住；三至能够实行，那么就具备了向外征伐的能力，可以出外征战。英明的君王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一定能够让千里之外的敌人望而生畏，他拥有的强大的军队，定能够保证胜利归来。”曾子说：“向您请教一下什么是‘七教’？”孔子说：“在上的君王能孝敬老人，那么下面的臣民对老人才会更孝顺；在上的君王能够尊敬年长的人，那么下边的臣民就会更加敬重年长的人；在上的君王能够乐善好施，下边的臣民就会忠诚信誉；君王能够亲近贤才，那么下边的臣民就会慎重交往；在上的君王厌恶贪婪，那么在下的臣民就会知道廉耻；在上的君王好实行德政，那么在下边的臣民就会胸襟坦荡，为人公正；在上的君王廉洁礼让，那么下边的臣民就能举止有分寸，讲礼仪。这就是所谓的‘七教’。”从前，英明的君王治理人民时，一定会分割土地分封给臣子，分设不同的管理机构来管理各项事务，并任命官员按月对各个部门进行考核，招纳贤良人才，辞退没有道德行为不端的不肖之人，怜悯抚恤孤苦无依靠的人，抚养孤儿，救济贫穷的人，奖赏能诱导孝悌行为的人，选拔有才能的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七点，那么国家就没有负责刑狱的人了。如果在上的君王能够亲近在下的臣民百姓，把他们看做自己的心腹，那么，下边的臣民百姓也会亲近君王，就像年幼的儿子亲近慈祥的母亲一样。那么在上的君王诚实信誉，就像一年四季更替一样准确无误，那么臣民对君王的信任就会像寒暑一样有明显的反应，因此君王能视远若近，并不是道路很近，而是因为君王有明德之光的照耀。于是，军队没有动，就已经威震海内外，不用施与利益，四海的臣民就自然亲近君王，这就是所谓的“明王的防御能力，能威慑海内外”。
原文
曾子曰：“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①。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此孔氏之术也。
注释
①供命：听从命令。
译文
曾子问：“什么是‘三至’？”孔子说：“掌握了礼的真正含义，所以，虽然不谦让，却能治理好天下；懂得奖赏原则，不损耗财物，却能够让天下的士人很心悦诚服；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无声的音乐，却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前，英明的君王必定要知道天下所有贤良人士的名望。既要知道他的名声，又要知道他实际能力。然后根据他拥有的实际才能，授予官爵尊崇他。这称为“礼仪的最高境界是不礼让却能使天下大治”。用天下人创造的福禄，来让天下有才之士富足起来，这称为“奖赏的最高境界是奖赏有度不致浪费而又能使天下有才之士心悦臣服”。如此这样，天下清明，美誉盛传，这就可以称为“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无声而却能陶冶人的情操，使天下人都和乐相处”。所以仁者行为要务莫过于爱他人，智者行为关键莫过于辨识贤人，为政之人的重点莫过于善于任用人才。有德的君王，能够提高这三方面的修养，那么四海之内，都会听从命令。这就称为“折冲千里之外”。所以说，英明的君王率军征战时，就像是天降及时雨一样，所到之处，人人悦服，这就称为“还师衽席之上”。所以扬雄说：“六经治国的道理，贵在于防患于未然；兵家制胜的道理，贵在于不战而胜。”这是孔子学派的治国策略。
原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就陵阜而居①，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②，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绤③，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于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此墨翟之术也。
注释
①陵阜：丘陵。②衣皮带茭（jiāo）：远古的人用干草拧成绳子，将兽皮绑在身上当做衣服。茭，指干草。③绤（chīxì）：葛布的统称。
译文
墨子说：“远古的人不知道建立宫殿，就着丘陵岩洞作为居住的地方，待圣明的君王出现后，他们开始建筑宫室。建筑宫室的原则是，宫殿的基础建设得高来避免室内潮湿就可以了，四周围墙的厚度能够抵御风寒就可以了，宫墙的高度可以区别男女的礼节就可以了。仅此而已，并不追求美观和享乐。所以天下百姓，财物充足不会匮乏。而现在君王的宫殿则和以前的宫殿大不相同。他们向百姓横征厚敛，将征集来的财物用在建筑宫室上，亭台楼榭蜿蜒曲折，宫室都用青黄颜色雕镂着，看上去宫殿宏伟壮观。建造宫室是如此的奢华，于是臣下竞相仿效君王，铺张浪费，最终，储存的财物无法帮助人们度过凶饥灾祸的日子，也无法赈济孤寡无依靠的百姓，国家变得贫穷而很难治理。看来建造宫室不可以不有所节制。
“远古的人不知道缝制衣服，当时他们用干草拧成的绳子，然后把兽皮绑在身上当衣服，在冬季不追求衣服轻而保暖，在夏天不最求衣服轻便凉爽。圣明的君王认为这样不适合人的需求，于是圣人就做衣服，并教诲女人去做衣服，做衣服的原则是，冬天的衣服用煮熟的帛做衣服，使衣服轻便暖和；夏季就用葛布做衣服，使衣服轻且凉爽，仅此而已，而不追求赏心悦目，供人观看，于是，那时的人们很节约简朴容易治理，当时的君王用财节俭，也容易被奉养。而现在的君王，他的衣服则和远古人的截然不同，他必定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用来做华丽柔细的衣服，用金铸成带钩，用珠玉作为衣服的配饰。由此看来，做衣服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身体的需要，而是为了美丽好看。于是，人们纷纷效仿君主制作华丽的服装，人们渐渐变得骄奢淫逸，乖谬不正，难以治理。君王奢侈腐化，臣子很难进谏阻止他的行为。一个这样奢靡的君王，统治着骄奢乖戾的百姓，想要国家不混乱，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做衣服也要有所节制。”这是墨子学派的治国观点。
原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①。”
申子曰②：“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注释
①愿悫（què）：朴实，诚实。②申子：指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
译文
商子说：“法令是人们行为举动的命令，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例如一个兔子跑，有一百个人追逐它，想要抓到它，不是兔子可以被分成一百只，而是这只兔子的归属还没有被确定。满街市都有卖兔子的，而窃贼不敢公开取走兔子，这是因为兔子的归属名分已经确定。所以，名分没有确定，即使是尧、舜、大禹、商汤这样的圣人，也可能加入到队伍中去追逐兔子；名分已经确定，即使再贫穷的窃贼也不敢去抢取兔子。所以圣人制定法令，设置官职，任用官吏，就是为了确定名分。名分确定即使是大骗子也会变得忠贞守信，大盗也会变得诚实而自愿受法律的约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