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有个性又发奋的人，很难在团体中相处。有个性，易得罪别人；发奋，别人本来就对你不服。如此以来，冲突难免时时发生。更何况又是跻身于这样一种正统的环境！我常常在写文章时，甚至就在平时说话中，对追名夺利、随波逐流行为表示着深恶痛绝。我的大学4年，也就是在一些大家能看得见的身外之物上（名利等）受了不少的委屈与损失；但是，既然我痛恨名利，又怎能自甘世俗？我要做的无非是：尽量沉默；尽量宽容；尽量有个自己的空间；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与追求。这一切，很快就能全部实现了！
人大没有北大的湖光塔影、没有清华的荷塘月色——当然房子略新一些，因为它建校较晚。人大拥挤、喧闹、政治性强……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有朋自远方来，我只能领他们到北大、清华走走。要写东西，随便找个教室，在哪个学校都是一样的。要干事情，我很多时日奔波在校外，或是名胜古迹，寻觅历史遗韵；或是大街小巷，追忆古都烟云；或是报刊出版社，那属于我的领地。这一切，与人大何关？
既没有旖旎的自然风光，又没有浓郁的人文气氛，仅仅是“教室——寝室——食堂”三位一体；仅仅是“上课——睡觉——吃饭”三点一线。除此外，丁点宽的锻炼场地、图书阅览室……这就将成为大学4年生活与学习的全部？也许，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这已足够；可对于我，这不亚于软禁，不亚于慢性自戕。
很不好意见，说了自己尊敬与感谢的母校这么多“坏话”。
是的，尽管前文中我说，当初填了人大，“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是因为个性、创作方面没得到像在北大那样“如鱼得水”般的长足培育，因为人大的文学气息不如北大浓郁、中文系的学术水平不如北大强，且自己从事创作不如在北大那样受到重视而深为遗憾；但是，当初若真的没进人大，冷静一思忖，我更要后悔无穷、损失多多矣！
为什么？人大提倡严谨、规范，对我的不羁个性是很好的约束、调剂。它既有利于培养严肃的创作、学术之风，又有利于我平时的待人处世。人大提倡实事实是，反对自我宣传吹捧；它让我时刻注意谦虚实干、以成果服人。人大的党风正、强调“德”，也使我创作中的传统美德、人文气息、自我修养得以弘扬、高昂。我如果去了北大、北师大，也许在特点、优点方面会得到更大的巩固与提高；而我来到了人大，我的特点、优点并未失去，同时还补充、完善了当初非我的许多因素。一个“准北大人”成为“人大人”，既有北大风格之基础，又添人大风格之渗透，岂不快哉？
不错，人大中文系不如北大、北师大、南大、复旦中文系；然而，作为人大学生，我致力于业余创作，踽踽独步，4年下来，我的文学能力与收获并不亚于北大、北师大、南大、复旦学生。这何尝不是为学校争光，也为自己争光？
由于种种原因，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主的人大，科技实力有所不够，综合排名不如北大、清华崇高；但是，它的鲜明特色与重大影响，众所周知，足以跻身国内一流高校之列。人大是文科大学的排头兵，绝无疑义。人大与北大、清华皆居于京城文化教育中心海淀区，三校共同形成一个体系完备、实力雄厚的高校群落。三校齐驱并驾，往来密切，互相促进，为国家、民族的文教事业与精神塑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大的图书馆藏书，在全国、在各高校图书馆中皆居前列。尤其是文科方面的书，从文史哲到政经法，汗牛充栋、荦荦大观。我若作家法朗士所说，“像一个饥饿者”扑进书海里，博览群书，乐而忘返。
各种文化讲座、诸多人大籍名家，让我得到精神上的熏陶、才能上的锻炼。我为学者们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从学者们的渊博学识中兼收并蓄，从而素质方面迈上了不知几级台阶。
我的忧国忧民、关注社会与人生；我的心怀天下、稳重处事的风格；我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都是因为受了人大4年的教育啊！
尽管人大有各方面的一些不足，尽管人大有条件上的一些限制，尽管人大与我之间有一些迥异的地方；但是，人大的优点与特点，人大对我的莫大教益，那是客观存在的啊！
我的履历表上，将白纸黑字地写着：“从1994年9月到1998年7月，在北京市海淀路（现在是早已改名中关村大街了）175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94级、98 届。”
人大，伟大的母校，我深深感谢您！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您让我具有了现代人必不可少的第二个“我”。
快要走了，我在人大庄严的校门旁，在毛泽东同志手书“实是求是”的老区石前，在新图书馆外，在教学二楼的4层上，在芳草茵茵的围坪间，在学一、学二楼当中的仿古亭内……逡巡、留连，追忆着自己4年来在这儿留下的一行行足迹、一串串笑语、一次次沉思……
[附文3]人大赋
天子脚下，黄城根儿。人文荟萃，海淀渊薮。人、北、清三足鼎立，文、理、工体系全面。硅谷夹央，翰林居中。历七十二载不衰，有十八万徒遍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虽无湖塔，有大儒存之；虽无荷月，有书山屹之。地盘不大，唯学子勤读；花草不美，唯严师长诲。时闻丝竹之声，偶见名家之影；载歌载舞，亦行亦作。
鸟声啁哳，自枝巅飘落；夕阳如火，从窗棂泻入。跑道蜿蜒，尽是矫健身姿；桃林荫翳，都为晨起练舌。春花秋月，冬雪夏日，何时而无师生，何处而无教学？
堪称深府，亦为大院。抛弃名利，追求高雅；实精神家国，乃第二故土。随风潜入夜，不明知识暗增；润物细无声，谁知才干已长。声名远播，家户喻晓。
任凭东西南北风，哪管日夜四季转。岿然不动，柔中有刚。施影响于无形，讲道理于平时。娓娓低语，连顽石亦点头；静静投足，让众生争效仿。
噫吁，母校人大，辉煌历程。四载风雨，没齿难忘。承万千教导，将百年受益。幸甚至哉，歌以咏之。
2、1937～1940年：河山迢迢
自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淞沪战起，杭城情势日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浙大镇定如常，仍按学历于9月10日开学上课。特以一年级人数较多，选定天目山为新生设一分校，以朱庭祜先生为主任。浙大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必修课目；竺校长尤重视学生之基本国文，曾商请我兼一年级国文主任，于开学前移寓天目山。山在于潜县北40华里。此山有两高峰，峰顶各有一池，因名天目。山中风景极佳，尤以9、10月间之云海，变化万状，最为奇观。彼时天目山已被辟为风景区，有汽车公路，自杭州至山麓，历时2点30分钟即可到达。
浙大借天目山禅源寺为校舍，山门上有“天目灵山”四大字。寺内建筑宏伟，重楼杰阁，气象庄严，诚为东南一大古刹。寺后胜迹尤多，新生就学于此，朝夕游眺，畅心悦目，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不意甫经三阅月，敌寇更自全公亭登陆，凶锋内向，杭城大震。浙大遂决定全校集中建德，所有在杭之二、三、四年级学生，自11月11日起，分3批动身，每晚出发一批，至江干登轮船，开往建德。同时在天目山之一年级生，亦下山经于潜、分水、桐庐以达建德。时敌寇已陷吴兴，南窜安吉、孝丰，直拊天目山之背。即使无集中建德之计划，亦难久居于此焉。
浙大师生全部抵建德后，借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房屋，略加修葺，即行上课。同时派人往江西吉安、泰和等处，筹备校舍。至12月，杭州失陷，富阳旋告不守，时在建德上课月余，匆匆结束，分批入赣，各推教授领队，并于兰溪、金华、衢县、南昌、樟树、吉安各设招待站。乃刚到金华，适遇敌机大轰炸，浙赣铁路客车停开，顿觉进退维谷。
旋经会议决定，分水陆两路前进，至江西玉山会合，途次虽备尝艰苦，幸一周以内俱安抵玉山，遂改乘火车到樟树，又由樟树乘汽车到吉安。彼时正值寒假期内，利用吉安中学及乡村师范校舍，上课2周，举行考试，以结束本学期学业。逗留2月，复迁泰和，设临时校址于上田村，借用大原书院、华阳书院、老村、新村四处房屋，大半是著姓萧氏旧宅，颇有池沼园林之胜。浙大师生在此安居，借以恢复长途之疲劳，弥补旷废之学业。
至1938年9月，凡八阅月，九江沦陷，全赣震动。浙大决定经湘入桂，迁广西之宜山，由校车分批运送，至10月底师生均已到齐。宜山县城虽不甚大，而街市整洁。浙大校舍以文庙标营为中心，又在标营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者，计一年又两阅月之久。自离杭后，沿途滞迹，以此地为最久，而所受惊险及损失亦以此地为最重。
先是上海电台广播：浙大抗日分子工作太多，应消灭它。果然，1939年2月5日，敌人用18架飞机，来浙大上空，环行四匝，轰炸3次，标营校舍，计落下爆炸燃烧弹121枚，彼时标营二、三、四年级宿舍，有寄居学生339人，又新建教室22座，大半皆在此上课。警报既发，师生奔避荒岩丛冢中，而轰炸数四，巨声震天，东宿舍着弹起火，体育课诸教师，俟机声稍息，率诸生扑救；及敌机复至，又走避。旋视前避匿处，则皆烟尘弥漫，已成巨穴。当地居民死者数十人，学生中幸无一人死伤。
又是年9月15日，敌机8架又来宜山轰炸。有一部分校舍被震毁，物理实验室尤甚，损失仪器多件，约值12万元。除此两次外，敌机虽不时来投弹，幸为害不大。
1939年11月，南宁沦陷，宜山警报，朝夕不绝；浙大又被迫北迁。翌年2月，校本部移驻贵州遵义。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黔省北方重镇。浙大在老城新城，共租赁18处房屋并新建一所规模宏伟、跨越城墙之工场实验室。为久居计，尚嫌局促，不敷展布；遂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往湄潭经营新校址。同时在贵州青岩暂设一年级分校，以彭百川先生为主任。我抵青岩不久即衔教育部命，于6月、9月间，两度往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竣事回青岩，又准备迁移分校于永兴场。10月18日，一年级开始在永兴入学，注册上课。
彼时在湄潭之校址已借用文庙为办公室，又修葺城内外之祠堂庙宇，为各学系之办公室及研究室；更在北门外建筑宿舍、膳厅、操场、游泳池，于东门外开辟广大农场。旋经校务会议决定：以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以理学院、农学院设在湄潭，旋又增设师范学院。国文向为一年级必修科。嗣因新生国文，类多根基浅薄，改为两年必修，一年级仍住永兴，二年级则移居湄潭，我又由永返湄。
当时浙大除本部驻遵义外，于湄潭、永兴各设一分校。从此布置粗定，应有尽有，教者学者，得能埋头努力，安心工作，成绩遂逐年进展。其最足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者，实由于当时竺校长拟定“求是”二字为本校校训。回忆浙大同学会印行第4期会刊时，向我征文，曾写“浙江大学之回顾”一文，中有一段文字，颇足以阐明此点，兹摘录如下：
“……综计此3年之中，周流5省，间关万里，当局之焦神苦思、师生之流离颠沛，虽历尽险阻艰难，而仍不稍馁其教学之志。不特庋藏依然，弦歌不辍，抑且规模弥广，造就弥宏，良以创办求是之动机，实缘中日甲午之一役，固将赖以陶铸群材，恢宏学术，储国力，雪国耻，靖诸夏而戢寇氛，举于是乎在。故虽处播迁之中，犹倦倦不望揭‘求是’以为校训，是足觇浙大精神之所寄，凡我新旧校友，允宜共喻而力行之者也。”
3、1938年～1946年：“中兴业须人杰”
上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
她存在于20世纪中国人民遭受最大苦难的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烽火中集合于昆明而创办。她集结了中国学术精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培育了无数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专家。她的许多毕业生，在后来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她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云南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大、清华、南开先迁至湖南长沙，10月25日在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教师148人，学生1452人，11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1个月后，上海、南京先后陷落，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武汉震动，危及衡山湘水。长沙遭遇空袭，硝烟弥漫……
虽然湖南方面极力挽留，广西方面热情邀请，但学校最后还是决定去云南昆明，那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1938年2月学校开始搬迁入滇，250名师生（学生244名）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3省，行程3000余里，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经过68天艰苦跋涉到达春城（另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则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再从海路取道越南入境），4月2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11月1日为校庆日。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另有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一个体育部。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1940年8月在叙永建立分校。
西南联大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其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
西南联大有3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故西南联大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而梅贻琦又提出了“吾从众（即教授），无为而治”的口号。
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领导人，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日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