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奇袭》中方勇的原型张魁印回忆奇袭之夜
1950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向侵朝美军发起了第二次反击战役，这是一次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战役。
关于这次战役，在作家赵臆鸿的《38军传奇——梁兴初与万岁军征战纪实》中这样写道：
11月24日夜里，梁兴初派人把军侦察科科长张魁印叫到指挥部，劈头就问：
“敢不敢给我插到敌后去？”
“有啥不敢？”张魁印胸有成竹地说。
“准备好了吗？”
“就等着出发令啦。先遣队是由军侦察科的113师侦察连组成的，个个都是硬汉子，军长放心吧！”
“你们要携带电台，沿途向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要插到德川以南的武陵里，炸毁大同江上的公路桥，时间不得迟于26日早8点！”
“是，炸毁武陵桥！”
“具体穿插要求和注意问题让江副军长跟你交代，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24日夜晚，这支精悍的队伍在张魁印带领下出发了，他们化装成伪军，巧妙地通过敌军的重重关卡，一路上创造了数十起惊心动魄的故事，终于在26日早晨7点20分，让一声巨响冲天而起，使伪7师南逃的必经之路武陵桥断为两截！
若干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以这次战例为素材，拍摄了一部故事影片，那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奇袭》……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著名演员张勇手饰演的那个气宇轩昂的方勇，“老子是美8军5师的！”影片里，他这样怒斥盘问的李承晚伪军。
于是，我打电话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勇手，询问张魁印的情况，回答是：“那部影片是根据一军教片拍摄的，听说有个张魁印，但没见过。现在就更不清楚了。你不妨去38军找有关同志问问，他们能知道。”
于是，我来到38军的驻地保定，一位离休的副军长说：“张魁印在哈尔滨，离休前是黑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现在和我一样，在家安度晚年。”
在一个落雪的早晨，我走进哈尔滨市文庙街省军区干休所的院内，敲开那座小白楼的一扇门，迎出来的是老英雄的妻子迟秀琴。
“他刚出去，送孙女上幼儿园，您进来等吧。”老人是大连人，对我这个来自辽宁的记者表现了格外的热情。又是削苹果，又是倒茶。她不像是个健谈的人，但她今天对家乡人谈得却是不少，她说，她也是个志愿军战士，当年在志愿军司令部做打字员。张魁印在打完四次战役之后，调到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工作。从此两人相识并相爱，1954年结婚。可张魁印却从来没有对她提过自己的事，“我不知道他还有那段故事。后来我听部队家属院的姐妹们说的，有部电影写的是我家老张，我还以为是《奇袭白虎团》呢。60年代看了《奇袭》，才知道那是两回事，老张这人从不对外讲自己的事。我问他，他只是哼哼哈哈的，他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战功。”她说她1955年转业到地方的电子研究所，两个独生子一个女儿都在部队工作，大儿子已是团职干部。
正说着，张魁印老人回来了。他和电影里那个高大魁梧的方勇迥然不同，他个子不高，相貌也并不怎么英俊，但他很健壮，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超人的智慧。“我是一员儒将！”那目光这样向人证明。在我接受这目光的时候，耳边响起了沈阳军区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张魁印是那个年代我军基层指挥员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加之，他本人的勤奋刻苦，使他具有一定的军事思想。他现在是沈阳军区军事艺术委员会委员。”
“请坐！”老英雄声音十分洪亮，尽管已是72岁的老人，但一举一动都还是军人的气派，即有力度，富于节奏。“《奇袭》那部电影我看了以后，感觉还可以，有的地方拍得很精彩，但也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没拍出来。”“那么，张老，您就讲讲那些没拍出来的精彩故事吧。”“好吧，我给你讲讲！”
那次我们出去承担穿插奇袭任务的，是一个侦察支队，是由军部侦察连（欠一个班）、113师侦察连全部，两个工兵排组成的。我是支队长兼政委，113师侦察科的周文礼为副支队长，我们俩是老搭档，抗日的时候就在一起。加上医务人员，朝鲜语和英语翻译，还有13名朝鲜同志，我们一共是323人。带了一部电台，600公斤炸药，每人4颗手榴弹，子弹要求带充足，至少是一个基数。各连还为机枪、炮多带了部分弹药。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就是在二次战役的前夕，从我军正面上去，选择敌人的间隙，插入敌后，查明沿途敌情、道路情况，务必于26日8时炸毁武陵桥，在电影里被改成康平桥。造成敌人后方的混乱，配合主力部队歼灭德川地区的伪7师。
我们38军是二次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由于在第一次战役中我们军过于慎重，打得不够理想，所以，挨了彭总的严厉批评。我们的军长梁兴初这次决心打个翻身仗。他对志愿军司令部领导讲“德川38军包了！25日发起进攻，26日结束战斗！”并且表态：“军中无戏言！”
所以，我感到我们支队担子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肩负着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
那天夜里10点，我带队向敌人前沿摸去。我们是在山沟里行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只有利用射击发出的火光观察敌情和道路。113师的侦察连为前卫，军部侦察连和工兵排跟进。大家飞速前进，绕过了敌人重重警戒和游动哨，很快插进敌人前沿，又向浦洞奔去。浦洞是敌伪7师和伪8师的结合部，我们要炸武陵桥必须从这里穿插过去。因为两个部队的结合部往往是警戒最松散的地方，所以我们军长就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划了一个红箭头。我们路过浦洞时，实际上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了，公路两侧敌人的的营房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但敌人没有注意我们，或许注意了，但没有看出破绽。迎面开来的敌人的数辆军车，还主动地给我们让路呢！我们表面轻松，但心里的弦却绷得很紧，枪膛里上了顶门火，袖筒里放着手榴弹，随时准备应战。我们的原则是：途中不恋战、不贪利、走则快，打则猛。
我们穿过浦洞，又迅速越过天然障碍大同江。
路上，我们捉了敌人的一个散兵，这家伙还以为我们是他们的部队呢！他交待说：“前面有联合军，兵力不小……”果然，在前进中，发现路右侧有一处房子，屋内灯火通明，门口竖着一面伪国旗。敌人一哨兵在路中央，为防止他发现我们的什么漏洞，我们故意把他挤到路旁沟内，可那家伙上来后仍然继续盯着我们。军部侦察连一班长郭兴运为防敌人突袭，率领一名战士到附近警戒，里面的敌人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有人持枪出来。郭兴运先开了火，以猛烈的冲锋枪、手榴弹火力，十分钟后，解决战斗。敌人约一个排大部分被歼，少数逃跑。但郭兴运同志光荣牺牲。他临终前把身上的全部钱交给指导员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刚才还活蹦乱跳地和大家一起前进，现在却倒下了，大家震动很大。郭兴运同志的牺牲激起了全支队干部战士对敌人的刻骨仇恨。黑夜里，大家齐声喊：“要为小郭报仇！”电影里小豆豆，取的就是这个细节。
部队行进到莫滩里，又遇上了敌人，敌人已经有所准备，他们可能从刚才逃敌那里得到情报，于是见了我们就开枪。
当时，我断定已不能从这里通过，就决定带部队夺路前进。于是，我命大家向东登上高692公尺的杨柳峰，准备争取主动，依托山峰在山路上和敌人周旋，继续向德川方向前进。在山上，我命通迅员向军部发报，把沿路的情况向军首长报告。很快就接到梁兴初军长的勉励和新的指示。
25日上午，我们在杨柳峰上掩埋了郭兴运同志，并开了追悼会。之后，继续夺路前进。
山里，树木参天遮云蔽日，伸手不见五指，加之怪石嶙峋、荆棘密布，几乎无路可走。大家只凭借指北针和地图，时而山顶，时而峡谷，艰难地行走，速度始终没有减。大家心里只有三个字：“武陵桥！武陵桥！”
深夜，我们终于来到前进路上的最后一个屏障——后仙游峰前，该山峰高1105.1公尺，坡度一般在70度以上，翻过去就是武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