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那些成就了一番大业的人，那些著名的统帅，似乎都喜欢用老实人做自己的部下。清朝有个人，叫曾国藩，他因为剿灭了“太平天国”，被誉为“中兴名臣”，他征集兵勇，就专挑选深山僻壤中种田打柴的“泥腿子”，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兵丁质朴老实、打起仗来只会出力拼命，而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更不会找借口临阵脱逃。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由许多质朴老实的“泥腿子”们组成的钢铁队伍，这是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胜利的坚牢基石。“飞夺泸定桥”这一长征中最惊心动魄的壮举，向世人展示了老实人们不找任何借口，坚决完成任务的卓绝品质。
1935年5月25日，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胜利地强渡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的对岸。工兵连立即架设浮桥。但渡口水深流急，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部队想方设法又找到了3只渡船，可都需修补。虽严密组织，加紧渡河，直到26日上午红1团才全部渡过了大渡河。红军数万人马要靠4只渡船迅速渡河，根本没有可能。而此刻，国民党的几路“追剿”大军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红军不能迅速渡河，就将处于背水作战、两面受敌的险恶境地，很可能会重蹈石达开太平军全军覆没的覆辙。
情况万分危急。要摆脱困境，红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抢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前，迅速北上，夺取位于泸定县境内大渡河上的铁索桥——泸定桥。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距离160千米。不少路段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或绝壁上凿出的栈道，下面是数丈深谷，汹涌的大渡河水在谷底奔流，沿途还有国民党军队拦路。
5月27日拂晓，红军部队经短暂休息，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泸定桥。
左纵队的前卫是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红4团。27日，红4团在行进途中多次遭到敌人的阻挡，一整天边打边赶路，前进了40千米。
第二天，5月28日清晨5时，红4团再次上路。刚走了几里路，骑兵通信员送来了军委命令，限左路军于明天29日夺取泸定桥！
红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打开地图，查看部队所在方位，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他们距离泸定桥还有120千米。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用两条腿走完120千米，而且是在敌人层层堵击、道路崎岖难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这在现在看来几乎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红4团军又必须完成这一任务，因为红军已经没有任何退路。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王开湘、杨成武二话不说，简单商量后，向全体人员下达命令：坚决在5月29日早晨6时前赶到泸定桥，夺取桥梁，完成为红军开辟通路的任务。
“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立即成了红4团全体将士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坚定的信念。
英勇的红4团逢敌开路，遇水搭桥，傍晚时分到达了大渡河畔的一个小村子。这时距泸定桥还有55千米。官兵们一天没有吃饭，战斗行军65千米，又饥又累，已经精疲力竭。
此时，老天也不作美，倾盆大雨骤然落下，把山路变成了泥水潭。可是，任务不允许官兵们停下休息，嚼生米充饥，喝雨水止渴，在泥水中继续前进。但是，路太滑了，天太黑了，红军战士们虽然全力以赴，行进速度依旧无法提高。
此刻，大渡河右岸的国民党川军第38团正奉命火速赶往泸定桥布防，与红4团夹河并进。
红4团也点起火把，向前挺进，行进速度明显加快。走了不一会儿，对岸传过来号音，同时在涛声中隐约传来“啥子部队”的问话。红军司号员按照敌人的号谱予以回答，川籍战士吊起嗓子高声作答。对岸川军认定红4团是自己人，不再问话。到了深夜12时左右，川军走不动了，熄灭火把宿营。
红4团继续前进。雨越下越大，雨水将道路冲刷得如同浇上了一层油，队伍中不时有人摔倒，红军战士们跌跌撞撞，艰难行进。到了后来，全团干脆解下绑带，连接成一条长索，前后拉着前进。
29日清晨6时许，红4团终于按时到达了泸定桥西岸，并占领了全部沿岸阵地。这一昼夜，红4团边打边行边开路，竟然走完了120千米的山路。英雄的红4团创造了让世界上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泸定桥位于泸定城西，横跨在汹涌澎湃的大渡河上。桥身全长101米，宽两米多，从东岸到西岸扯了13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连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碗口粗。9根铁索为底索，每根相距30多厘米，上铺木板，以通行人。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扶手。桥面到水面有十余米高，人走到桥中间时，桥身左右摆动，桥下奔腾的激流令人头眩目晕，毛骨悚然！
要夺取摇晃不定的泸定桥，本来在原有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的情况下就很艰难，现在靠近东岸的木板已被敌人拆掉，西岸的木板看样子是还没来得及拆完，红军就赶到了。靠西岸的河面上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渡河愈加惊险。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近十米，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桥后必须通过城门才能进城，别无他路。傲慢的敌人自恃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夺取泸定桥的总攻时间定在下午4时。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响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冒着密集的枪弹，一手扶铁索桥栏，一手持枪，攀踏着桥栏铁索向对岸冲去。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跟着他们前进的是红3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携带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的22位英雄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燃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力消灭红军。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突击队员们神速地向着漫天大火冲去，一直冲进城门洞。衣服、帽子带着火的勇士们，直冲进城里与敌人展开巷战。22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正在这关键时刻，红3连冲过来了。接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冲进了城。
英勇的红4团仅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到黄昏时分，全部占领泸定城，控制了泸定桥。
泸定桥的成功夺取，使中央红军得以顺利越过天险大渡河，并最终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有人曾说：“红军在此夺取的不仅仅是光溜溜的13根铁索，而是夺取了整整一个时代。”
在现在许多聪明人看来，红4团的红军有很多借口不去按时完成这项任务：120千米一昼夜走完绝对不可能；路上随处可遇到敌人的阻拦；天下大雨，路滑难行；夜太黑……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子红4团的战士们，面对上级的命令没找任何借口，没说半句抱怨的话，老实人的任劳任怨，使他们绝对地服从了一昼夜走完120千米的命令；老实人的苦干和拼命精神，又促使他们排除一切困难和阻力，坚决地执行和出色地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创造了长征途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
当上级下达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时，老实人会说：“好的，我坚决完成！”然后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执行中去。有的人会犹犹豫豫地说：“是让我做吗？好吧。”可能将任务放在一边，在上司的不断督促下才不得不做。而一贯精明的人则会说：“这样的工作我从没做过呀！小方这方面有经验，是不是让小方做？”如果推辞不掉，就继续寻找别的借口。
巴顿将军的战争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战争》里说：
“我要提拔人时，常常把所有的候选人排在一起，给他们提一个我想要他们解决的问题。我说：‘伙计们，我要在仓库后面挖一条战壕，8英尺宽，6英寸深。’我就告诉他们这么多。
“我有一个有窗户或有大节孔的仓库。候选人正在检查工具时，我走进仓库，通过窗户或节孔观察他们。我看到伙计们把锹和镐都放到仓库的地上。他们休息几分钟之后开始议论我为什么要他们挖这么浅的战壕。他们有的说6英寸深还不够当火炮掩体，其他人争论说这样的战壕大冷或太热。如果伙计们是军官，他们会抱怨他们不该干挖战壕这么普通的体力劳动。
“最后，有个伙计对其他人下命令：‘让我们把战壕挖好后离开这里吧。那个老畜生想用战壕干什么都没关系。’最后，那个伙计得到了提拔。我必须挑选不找任何借口就完成任务的人。”
巴顿将军提拔的正是那些不找任何借口坚决完成任务的老实人。因为他明白，干工作不能有借口，事业得靠老实人的埋头苦干向前推动。
7、老实人顾全大局
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一般会涉及到两个“局”：一个是整个组织、整个事业的“大局”，一个是作为组织一分子的个人的“小局”。本质上讲，这两个“局”的利益是一致的，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
但我们知道，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不是直线式的，都会遭遇各种曲折。在事非曲直一时难以明朗的情形下，受怨屈和误解的往往是老实人。因为老实人考虑问题往往从大局出发，他不会只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鸣不平”，更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局”而做出有损“大局”的事来。相反，他宁可为了大局而做出个人牺牲，委屈自己，即使使自己“蒙冤”也心甘情愿。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就是这样一位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的老实人。
刘志丹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同敌人作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另一方面还要同来自党内的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作斗争。他以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无私无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的崇高品质。
1935年10月初，王明“左”倾错误在陕北恶性发展，他们开展了“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大批党政军干部逮捕关押，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指挥反“围剿”斗争，由于他在边区人民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他们不敢贸然下手，而是采用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将他骗离前线。
刘志丹在前往瓦窑堡的途中，遇到了通信员，见到了逮捕他和其他同志的命令。他明知危险就在眼前，但为了不使党和红军分裂，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心不惜个人的一切据理力争，制止这场大错特错的肃反运动，维护党的利益与团结。
刘志丹一到瓦窑堡即被关押，受尽折磨。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的严酷现实，刘志丹始终以对党的耿耿丹心泰然处之。随着大批干部的蒙冤，陕甘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和刘志丹等被捕的情况后，当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人代表党中央将受诬被捕的同志全部释放，使他们幸免于难，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对他予以安慰和鼓励。
出狱后的刘志丹胸怀坦荡，毫无怨言，代表全体获释的同志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置。但一些获释的干部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愤愤不平。刘志丹告诫大家，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他说，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
对此，党中央予以了高度评价，指出，“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
在党中央召集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谦逊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1935年10月的蒙冤，是刘志丹革命生涯中最危险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刘志丹已数度蒙冤，但他无论遭受多么大的冤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初衷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