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光
［原文］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光。（《老子·第4章》）
［今译］
挫掉它的锋芒，消解它的纠纷，调和它的光耀，混同它的尘埃。
［评注］
劳健：四句应读如两句，谓挫其锐以解其纷，和其光以同其尘也。用锐解纷，犹言用锥解结，与用光照尘，皆事理之常，今反言之，所以明无为之旨。若分释作四句，则无以显其义。
蒋锡昌：锐纷二字皆指欲望而言。盖人欲之锐，可以起争盗，其纷可至乱心。故“挫其锐，解其纷”，即前章“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之意，皆圣人所以减少人民之欲望，此乃圣人取法乎道之冲也。“和其光，同其尘”，即前章所谓“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亦即六十五章所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没人能每天都成功，一切都是相对的。聪明人会把才干在事业中显露出来，使它成为自己身上的发光点，从而让别人去感觉，当你既有才华又知展示之道时，结果一定惊人。
我们不应矫揉造作，因为炫耀易流于自大，自大则不免招致轻视。展示也应以谦虚的态度流露，以免流于粗俗。露才过甚，为智者所不屑，应该是无言胜有言，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出之。巧妙地掩饰是赢得赞扬的最好途径，因为人们对不了解的东西抱有好奇心。不要一下子展露你所有的本领，慢慢来，逐次增多。赢得一次辉煌的成功后再进行下一次，获得热烈的掌声后再期待更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人，要有韬晦之术既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不仅要说服、战胜盲目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凡事不要太张狂太咄咄逼人，更要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也就是衰败的开始。人生也是这样。当你志得意满时，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这样你不被别人当靶子打才怪呢！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出众的才智，也一定要谨记：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夹起你的尾巴，掩饰起你的才华。
《宋名臣言行录》有一则故事：宋代名相杜衍的部下，半赴任某县县令，临行前杜衍特意嘱咐道：“凭你的才华去做县令，实在太可惜了。但是，在这个位子上也不要做的太出色，只需上下协调，处好关系就可。‘当韬晦，无露圭角’，如炫耀你的才华，反而会招损的。”那位部下反驳道：“先生一直教诲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念和良知多帮贡献，造福于国于民，为何今天却有如此相反的理论呢？”杜衍答道：“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巧于周旋在皇帝与列位大臣之间才得以信任。而于今，你只是位县令，一级一级向上爬，就要看你周旋的能力了。如果你上获罪于上司，下得罪于民众，虽有才华，也将无发挥的余地了！”可见自古就有怀才不露是高手，锋芒毕露招中伤的说法。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在了首届民国总统后，想拉拢蔡锷将军，便以组阁为由，召其进京。蔡明知是调虎离山之计，但因时机未至，便毅然离开云南北上。到了北京城，面对袁世凯的笼络，蔡锷抱着弃世无为的态度，整天饮酒押妓，在八大胡同流连忘返。尽管如此，袁世凯仍不放心，每天都要派密探监视蔡锷的行踪。
不久，袁世凯称帝，蔡锷内心作痛却不动声色，他晓谕部下拥戴帝制。不但如此，蔡锷还整天与袁氏帮凶六君子、五财神、八大金刚等人周旋，甚至帮助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疑虑稍减，而拿出巨款收买蔡锷。蔡锷接过了这笔巨款，存了下来以作日后事业的经费，表面上更是沉溺于酒色，还经常留宿名妓小凤仙之处，甚至为口角闹到法庭要与夫人离婚。这样一来，袁世凯完全放心，把密探全部撤掉了。对此，蔡锷仍没有反应，反而整忙于广置田产，修造房屋，收集古玩，连公府召见也能得一见他的身影。
一天傍晚，蔡锷停在小凤仙的住所举行宴会，遍请六君子、五财神等“高朋好友”。席间，蔡锷兴致欲狂，大饮大醉，呕吐狼藉；来宾们也都醉醺醺的，各各兴尽而返。次日天未破晓，小凤仙推醒蔡锷说：“时间到了。”蔡锷听后，迅速起床，悄然离去，然后赴天津，去日本，转道海上至云南。待得云南独立，其他各省纷纷响应，人们方才领悟蔡锷行的是韬光养晦之计。
蔡锷将军之所以纵情声色、购置田产、与妻子离婚等等，都不过是故意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麻痹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以为日后反袁做掩护。对此，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毫无察觉，等达到目的后，袁氏梦醒无奈，徒然幡悔。
一般来说，置身波光诡谲的斗争场合，当自己的力量处于弱势，时机尚未成熟等情况下，必须韬光养晦，做到深藏不露，掩饰自己真实面目，隐藏自己的实和意图，这样才能让对方放松警惕疑虑，不以你为敌而为友，至少也不要视你为敌。如此，自己才能够赢得时间和机会，暗中奋发，积蓄力量，或者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
中庸之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原文]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5章》）
[今译]
政令繁多使人困惑，不如抱守虚静采取中庸的态度。
[按语]
罗运贤：“中亦契也。为政不在多言，但司法契以辅天下，所谓无为，正此意耳。”
蒋锡昌：“‘多言’为‘不言’之反，亦为‘无为’之反，故‘多言’即有为也。”
河上公：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
生活充满了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俗话说得好：”苦恼祸灾时时来，谁家挂得免战牌？”有人说幸福的家庭幸福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仔细咀嚼以后，觉得这话不无道理，还挺符合实际。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在所有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生活矛盾面前，有没有一种调和矛盾的准则。答案是有的。它就是“中庸”。做人中庸，做事也中庸，这是我们处世的艺术。在既不想去征服对方，又不能被对方征服的情况下，调和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持中的艺术外，别无选择。
中，是至善的表现；庸是道体的功用，将中庸用之于宇宙本体，它就是天地的中正，和天地互相平衡；将和用之于人生功用，它就是内心的中正，和内心互相平衡。所以尧将帝位传给舜时告诫舜说：“一定要把握住‘中’。”所以舜将帝位传给禹时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所谓人心，就是因了我们的肉体凡身而生的种种欲念。所谓道心，并不是说人有二个心，而是说一人之心具有两个方面或者双重性状。在同一情景下，人的行为可以由人心来支配，也可以由道心来支配。人心惟危，是说人心很危险，往往会滋生过度的欲望。道心惟微，是说道心很微隐，良心常常含而不露。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圣贤领要之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若隐若现，见之难而晦之易也。”所以，一个人要做好人很难，要做坏人却极易。只有发明道心，弘扬天理，人的行为才能不偏不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意思。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故事来认识“中庸”在历史上的影响。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贤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即“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文功卓卓，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等，他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超。在当时特别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展开。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作法。中国人甘心情愿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政治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种希望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心态。孔子说：“君子的言行做到符合中庸的道德标准，小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的道德标准。君子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标准，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时时处处符合中庸之道，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的标准，是因为小人所作所为肆无忌惮。”孔子又说：“中庸可以说是最高的标准了，可人们却很少能长久地实行它了。”孔子是一个中庸大师，他不如颜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权达变；他不及子贡有辩才，但可以教他收敛锋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惧；他不及子张矜庄，但可以教他随和。孔子具备了他们各人的长处又避免了他们的短处，他之胜于人，就在中庸之道。荀子也深知中庸之道，他说，对血气方刚的人，就使他平心静气；对勇敢凶暴的人，就使他循规蹈矩；对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襟；对思想卑下的人，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他左之，则右之，他上之，则下之，总之，一切以中和为尺度。这样，你就能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进退自如，出入自然，坦坦荡荡，大大方方，潇洒自如，游刃有余。这样，你的人生就达到了化境，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何地，你都拥有一个和谐的人生。
如果你还必须依靠节制来实行中庸之道，那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庸之道。只有当你毫无怨尤、毫无痛苦、毫无感觉地迎接人生，你才真正地进入了中庸之道。
虚己待人——虚而不（氵屈），动而愈出
[原文]
大地之间，其犹囊龠乎，虚而不（氵屈），动而愈出。（《老子·第5章》）
[今译]
天地之间，岂不像个风箱的皮囊？空虚但不会穷竭，越鼓动风就能越多地产生出来。
[按语]
张松如：“氵屈”，古忽切，音骨，尽也。
《荀子·宥坐》篇：其（氵光）氵光）乎不（氵屈）尽似道。
老子说，“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空虚无形的物体，但是它的作用又是无穷无尽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啊，好像是万物的主宰。它消磨了自身的锋锐，解脱了自身的纷乱，调和了自身的光芒，又将自身混于尘俗之中。它是那样的无影无形，可是又确实存在啊！因此，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是纯洁民众的思想，填饱民众的肚皮，削弱民众的意志，强壮民众的体质，永远使民众没有盗取利禄之心，没有争强好胜之念。尽力使心灵空虚到极点，使生活清静不变，使万物蓬勃生长，从而考察它们循环往复的道理。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道体空虚的基础巨大的作用。以道家眼光看，为人处世，贵在以“虚无为根本，以柔弱为实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因顺万物的变化”。
处世中心若虚无就能容纳万事万物，心若柔弱就能圆融通达。虚己待人就能接受别人，虚己接物就能容纳万物，虚己用世就能转圆尘世，虚己用天下就能包容天下。胸怀空虚的人，无论是身处祸福安危之时，还是身处横逆生死之间，都没有不能接受的；胸怀坦荡的人，无论是身处庙堂富贵之中，还是身处山林贫贱之际，都没有不能通达的。这都是由于他们的心中总有一个主宰存在，不会被外物与环境同化。
虚怀若谷、虚衷接物，人的胸怀宽广，天海也就空阔。有人问吕居仁怎样使“天下归仁”？吕居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随口吟了一首诗：“面前径路毋令窄，径路窄时无过客。无过客时径路荒，眼前满地生荆棘。”这是用宽来解释仁。人心一宽就能大，人心一大就能容。
唐代大将郭子仪、李光弼二人原本在节度使史思顺手下听差，但二人长期不和，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史思顺外调，郭子仪因才华出众而被任命为节度使，李光弼担心郭子仪公报私仇，欲带兵逃走，但又有点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当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时，唐玄宗命郭子仪领兵讨伐。身为大将，此时正是报效祖国的时刻，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虽共事一君，但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我是死是活，你看着办吧！但恳请放过我的妻儿。”营账的气氛顿时凝固起来，众多将领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郭子仪感情用事，后果不堪设想。郭子仪毕竟具有大将风度，他握住李光弼的手，眼含热泪地说：“国难当头，皇上不理朝政，作为臣子，我们怎能以私人恩怨为重，而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呢？”说完倒地便拜。李光弼被郭子仪的诚心所感动，他在战斗中积极出谋划策，打败了叛军。郭子仪推荐李光弼当上了节度使。后来，李光弼的权力也日益增大，与郭子仪同居将相之职，二人之间没有半点猜忌嫉妒之心。这不仅是郭子仪虚怀能容，宽广能恕，更是以诚心感动人而获得美满的结局。就像廉颇与蔺相如的关系一样，郭子仪与李光弼的友谊也成为了千古佳话。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十二月，盗贼挖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冢，官府派人搜捕，没有抓住罪犯。内侍监管鱼朝恩向来讨厌郭子仪，人们认为是他干的。郭子仪从奉天入朝，朝廷害怕他因此背叛，郭子仪拜见代宗，代宗提到了这件事，郭子仪痛哭流涕地说：“我长久带兵，却不能禁止残暴的行为，因而许多士兵挖掘别人的坟墓。今天挖到我的头上，这是苍天在谴责我，不关系人事。”朝廷于是安定下来。
父亲的坟墓被盗，郭子仪不追查犯罪嫌疑人，相反自责无法禁止暴乱，这种有隙补隙，无路让路，宽广无比的胸怀，也是虚怀若谷的最高境界。郭子仪其时大权在握，功高震主，竟然能善始善终，这不仅要有宽广的襟怀，还要有巧妙的为人处世技巧。
功成身退——功遂身退，天之道
[原文]
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9章》）
[今译]
功成身退是自然运行的规律。
[按语]
河上公：言人所为功成事立，名迹称遂，不退身避位，则遇于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哀。
王真：身退者，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
欧阳修：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辱，归来白首笙歌拥。
《周书》上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这是历代功成名就之人的座右铭。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从政的经验，深深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范蠡认为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以在越国久留，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主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已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重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妻子被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