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原文]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37章》）
[今译]
道永远是顺任自然无所作为的，却又是无所不为的。
[按语]
河上公：道以为无为为常也。
王弼：顺自然也。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
朱谦之：“无为而无不为”，即《庄子·天下篇》所述关尹、老聃之道：“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无为也，而无不为也。”
从古至今研究管理学的人，无不认为“无为而治”是管理学的最高标准，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人，是天下第一流的领导。从儒家经典《易经》到孔子，从道家经典《道德经》到《庄子》，以及后代许多权威学者无不认为“无为而治”是天经地义的领导原理。
作为最高领导，必须具备这些道德修养，即：大公、大诚、大忠、大寿、大智、大仁、大勇、大义、大和。具备这10种道德修养的同时，又必须具备远大的眼光，淡泊的心境，浩然的正气，超凡的毅力，博大精深、继往开来的学识，努力奋斗、敢于冒险的精神，持之以恒、贯彻到底的习惯。另外，使用人才、运用谋略，都能随机应变，也是不可缺少的才华。
孔子说：“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呢？最后都回到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但人们都有种种的思考；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呢？”无思无虑，就是顺应之功，自然之至，无为之极。无为，能达到寂然而应、感通于神的境界，自然有所成就。
老子说：“道永远是顺其自然而无形态的，没有一件事是它做不到的。君王如果以道的准则来从政治国，万事万物都会自然地潜移默化，充分地向前发展。”又说：“深深地懂得道的人，不出门就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抬头看窗外就能推演出宇宙的自然规律，不用奋力打拼就能有所成就。”又说：“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会潜移默化；我镇静，人民就会走上正道；我无事，人民就会富裕丰足；我无欲，人民就会纯真质朴。”又说：“圣人顺从自然规律，无所作为也就无所失败，无所把持也就是无所丢失。”又说：“要想治理天下却又违背自然规律，我看他不会达到目的，天下的百姓是神圣的，对他们不能使用强制的统治，不能违背他们的志愿和本性，否则他必定会失败；强制地统治天下，则必定会失去天下。因此，圣人由于顺其自然而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强制则不会被抛弃。世人的本性各不相同。万事万物有的前行，有的跟随；有的缓慢，有的急躁；有的坚强，有的软弱；有的安全，有的危险。因此圣人顺其自然而除去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
无为并不是一件事情也不做，而在于尽到做领导的职责。无为的人并不是引他不来，推他不去，而是说他能依从规律办事。我们必须理解“为无为”和“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两句话的深刻的含义。老子的理论不是平常人所说的清静无为的消极思想。老子的学问，就是领导做事学，就是指导领导怎样处上，怎样蓄下，怎样保存自己，怎样做好管理工作，怎样用人。让人才各安其位、恪尽职守，就看领导是不是“无为而无不为”了。
《金刚经》上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领导用人，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只有无为的领导，才拥有大智慧、大眼界、大气度、大胆略。有大智慧，就能看得透彻；有大眼界，就能看得长远；有大气度，就能容纳万物；有大胆略，就能提得起，放得下。体道明理，要靠大智慧；知人善任，要靠大眼界；容人信人，要靠大气度；提得起，放得下，要靠大胆略。知人困难，用人更困难；容人困难，信人更困难；提得起难，放得下则难上难。
宽猛得中——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原文]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58章》）
[今译]
治国的人为政宽厚，似乎不太精明，但人民因为安定自由，民风反而日趋淳朴；治国的人为政精明严苛，似乎无所不察，但人民因不堪束缚，民风反而日渐浅薄狡诈。
[按语]
河上公：其政教宽大，闷闷昧昧，似若不明也。政教宽大，故民醇醇，富贵相亲睦也。其政教急疾，言决于口，听决于耳也。政教民，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
王弼：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故曰察察也。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故曰其民缺缺。
老子主张治人要宽厚，他反对刑政，反对用刑罚处理人、用制度压制人，认为治人不一定非严不可、非政不可，强化自身修养，以自身的清与静、公与廉，更能治好人、治好事。
然而，这种治天下不用法的论点，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易实现。因为，治国也好，治企业也罢，管理总是透过一定的规章、制度、纪律、赏罚去行事。所以必要的“政”、必要的“法”都是需要的。因此，我们在体悟老子这句话理想政策的同时，不要忘了“道法自然”，即属规律性的事，“政”不能过分“察察”，“法令”不能过分“滋张”，也就是要“刚柔相济”、“宽猛得中”。
春秋末期，郑国有一位叫子产的宰相。他执政的特点是刚柔并济，即在高压和怀柔两种政策中采取最适当的作法，把国家治理得国富民强。郑国是一个小国，想要在大国的觊觎之下力图生存，强化国力量是当务之急。子产一方面提倡振兴农业，另一方面要确保军事费用，于是决定征收新税。因此民怨沸腾，有人甚至扬言杀死他。朝中大臣们也有不少人出来反对，而子产却不让步，力排众议，实施既定政策。他说：“为了国家利益，即使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我听说为善必须有始有终，如果虎头蛇尾，那么千辛万苦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流水。我决心贯彻始终，绝不能因为百姓的责难而改变初衷。”
过了几年，农村的振兴计划见成效，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时连那些当年责备子产的国民，也转而歌颂他的政绩。不因为百姓和大臣的非难而低头，能够对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这就是了产“猛”的一面。身为领导，有时就是要能够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方能获得成功。那些处事优柔寡断，毫无主见的人，永远不会成为强者。
子产“宽”的一面体现在其教育政策上。当时各地普遍设有称之为“乡校”的学校，以此培养知识分子。但是乡校往往为那些对政治不满的人利用，当作政治活动的场所。若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对统治造成威胁。有一些人提出关闭乡校的意见。
子产反驳说：“其实不需要关闭乡校，众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聚集在那里批评政治，我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当作为政的参考，有好的评话便继续实行，若得到批评则加以改良，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加以弹压，也许会暂时抑止他们的言论，但那正如填塞河川一样，暂时虽然堵住了，不久更大的洪水一定会滚滚而来，冲坏堤堰。若到了这步田园，那就真的无法挽救了。与其如此，反不如在平时慢慢疏通洪水，引导出一条水道，不是更合适吗？”由此可见，子产“宽”的政策就是宽容政策。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作为自己的借鉴，有则改之，无则力勉，这才是胸怀宽广的管理之道。
简易原理——治大国若烹小鲜
[原文]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60章》）
[今译]
治理国家就像烹煮小鱼一样不能急，要慢慢来。
[按语]
河上公：鲜，鱼。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
王弼：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
韩非子：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煎炸小鱼，需小心翼翼，不能急躁，不能经常搅动，一搅动就不能保全，小鱼就会碎得不成形状。王伯厚说：“烹调小鱼一急躁就会破碎，治理国家一急躁就会发生动乱。清静无为，天下自然相安无事。”这是说用人要坚持“简易”的原则，管理要坚持“无为”的原则。
会做事、会用人的领导，他们工作起来，都显得雍容肃穆，沉静温良，朴质无华，简易单纯。思想上的简易单纯，欲望上的简易单纯，心性上的简易单纯，生活上的简易单纯，这些是成为成功领导者的主要因素。最高的管理艺术，就是“一切归于简易”的艺术，就是“不扰”的艺术。
《易经·系辞》中说，乾的功能在于职掌伟大的创始，坤的功能在于完成有形的生命。乾的功能是自发的、无休止的、没有阻碍的，因而就能容易地达到创始的使命。坤的功能是被动的、静止的、顺从着乾，因而就能简易地生成万物。乾的功能是自发的行为，所以称做“知”；坤的功能在于结果，所以说是“能”。容易，就便于了解；简易，就便于遵行。容易了解，就会使人亲近；容易遵行，就会见到功效。有人亲近，就能保持长久；见到功效，就能伟大兴盛。能够保持长久，这是有才能的人的智慧；伟大兴盛，这是有才能的人的事业。了解了容易与简易的原理，就能领悟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领悟了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就能在天地之间确立人的地位，从而与天地并立。这就是简易原理。这个简易原理，能够修德，能够亲近，能够建功，能够立业，能够伟大，能够长久。
天地是包罗万象、变幻莫测、不可穷尽的。天地之中，有它的规律存在；变易之中，有它不变的因素。以此来策划天下的大事，自然简易而不繁琐；以此来顺应天下的变化，自然简单而混乱；以此来修养人生，自然简易而不失去根本。领导力求简易，制度力求简易，法令力求简易，用人力求简易，管理力求简易。简就不会繁琐，易就容易成功。因此说，容易、简易的完美性与天地至高无上的德行能互相配合、照应。
老子说：“追求学问的人，探求外界的知识（政教礼乐）每天都有所长进；追求大道的人，探求事物的状态而情欲每天都在减损。减损又减损，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则无所不为。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者，要以不惊扰百姓作为治国的根本，如果以苛政来惊扰百姓，那么这位领导人就无法治理天下了。”所以，由简易的人生，便可达到无为的人生；由简易的领导，便可达到无为的领导。今天的世界，是科学家、改革家、策划家、实业家的世界，而思想、计划、工作都应遵循系统化、合理化、简易化的原则。
周灭商后，姜子牙因功劳卓越，受封海、岱之间（今山东省）广大地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姜子牙根据齐国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水平相对先进和异族势力较为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时确立了治齐的重大策略原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为此，他“修道术，尊贤智，尚有功”，前后仅用5个月的时间，便报政（述职）于周公。这充分表现了姜子牙的惊人胆略和远见卓识，以及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得时勿怠的开国创业精神。由于姜子牙注重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较多地保留了东方的习俗和传统文化，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结果，远近人民相率归心，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创造出具有“泱泱乎大国之风”的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周公受封于商、奄之地，建立鲁国，由其子伯禽前往统治。鲁国有祝、宗、卜、史，具备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是享有最高政治特权的东方大国。但伯禽受封后，三年才报政于周公。周公问：“为什么这么迟缓？”伯禽回答：“我到鲁国后，改变了那里的风俗，革新了那里的制度，前后花了3年时间才完成最初的计划，因此迟缓。”对照齐国的为政，饶有领导经验的周公当即感叹伯禽领导工作的失策，说道：“唉，后世鲁国将听命于齐国。为政不简便易行，难为民众接受。平易近民，则民众必然归顺。”历史证实了周公的预见。其后，鲁国江河日下，最终远远地落后于齐国，成为齐国的附庸。这是简易领导原理的典型事例。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什么的君主？”萧瑀回答说：“约束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不怕辛劳地思考治国，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认真，有时到太阳西斜还不休息，凡五品以上官员，他都召见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忘记吃饭时间，侍卫未得下牙，只好立驻传餐而食。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也称得上是个奋发有为，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
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审细，而且不明事理。内心不明就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过于审细就会对人疑虑多端。他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的，所以经常恼怒对他当面敷衍而内心不服的群臣，不肯轻易信任文武百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虽然劳费精神、辛苦形体，终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就不敢直言劝谏。宰相以下官员，只是奉承顺旨罢了。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千头万绪，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划，对于所要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么把一天中须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一个人思考决断呢！况且一天处理10件事，有5件出偏差，处理对的当然好，处理不对的怎么办呢？如此以日继月，乃至连年，错误既然很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哪能比得上广泛任用贤士良才，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法令严肃，这样谁敢为非作歹呢？”于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诏敕颁发下去有不稳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须坚持己见上报，不能顺从旨意，随即施行。一定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唐太宗这番话，体现了显著的领导原理、无为的用人原理。
深谋远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原文]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64章》）
[今译]
事物尚稳定容易保持，事物尚未显相容易调理；事物还脆弱容易分判，事物还微小容易发散。做事情要在它尚未发生，治国政要当它尚未混乱。
[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