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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现象二——内部自治(1)

四明公所事件

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的四明公所事件,不仅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胜利,更是宁波人团结互助、不甘欺侮的象征。

宁波人向来具有强烈的同乡观念,凡是宁波人经商、聚居的地方大都会出现会馆、公所这样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便是宁波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同乡组织。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通商口岸快速崛起,取代了广州、厦门、宁波等地,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这对宁波商帮来说,一方面是危机,造成了宁波港的衰落、阻断了外贸甬商的生计;另一方面则是转机,由此引起规模空前的人口外流,潮水般地涌向上海,安营扎寨,在十里洋场闯荡拼搏。

宁波人刚到上海经营的行业有沙船航运业、商贸、钱庄等,但大多数人一开始都是做最底层的职员。由于到上海去的宁波人不断增加,宁波人逐渐有了创办同乡组织的想法。其实早在乾隆年间,旅居上海的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等宁波绅商,为了联络乡谊、互通乡情,便发起创立了“一文善愿”,规定:凡旅沪宁波同乡,每人每天捐一文钱,以三百文为一愿。这一倡议得到在沪宁波同乡的广泛响应,他们积极捐钱、努力资助,经过几年的积累,终于在上海县城西北二十五保四图的地方购买了一块30亩的土地。这个地方就在今天上海八仙桥以东、人民路以西、淮海路以南的小北门一带。嘉庆二年开始建设公所,到嘉庆八年建成了寄柩殡舍和关帝殿五楹,并正式挂出了“四明公所”的门额。

清朝末年,列强争霸,国权旁落,公民的正当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只有靠民间自发结社的组织来维护。四明公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正式成立宣告了宁波人在这个“十里洋场”站住了脚跟。

道光二十四年,蓝蔚雯任上海县令,这对旅沪的宁波人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这个蓝蔚雯是定海人,也就是宁波人。有了这层关系后,公所的董事谢心、庄巨、方椿等人乘机呈请县令蓝蔚雯,请求将四明公所划入官图,免去税收。蓝蔚雯这人很重乡情,在平时公事之余,只要路过四明公所,他都要详细询问一下这里的情况。对于同乡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也欣然同意了,并为此撰写了《四明公所义冢碑》文。

谁知好景不长,过了5年,四明公所被划入法租界范围。尽管法租界也同意四明公所免交捐税,但对四明公所里修建的坟墓极其反感,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并表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这些坟墓。早在1863年,他们就曾商议在四明公所坟地上修筑马路,只是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实施,直到1873年,法租界公董局才正式决定在公所坟地上动工筑路。

这个计划当然地遭到了宁波人的反对,他们在给法租界公董局的请愿书中说道:“我们认为,像这样筑路,势必使车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此乃亵渎之事”,建议修改线路,并表示愿意分担因线路改变而多出的费用。之后,四明公所又请求法租界当局阻止筑路。不料,法租界公董局无视这个要求,说:我们对敬奉祖先的观念自当表示敬意,但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的习惯!

法租界公董局的态度不仅激怒了在上海的宁波人,也激怒了其他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自发地聚集在四明公所的周围,进行抗议。1874年5月3日,愤怒的人群到法租界路政管理所负责人的住所进行抗议,哪知这个负责人竟然站在楼上,居高临下地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一人。这使在场的中国人更加愤怒,他们一气之下烧毁了这个负责人的住所。法租界立即出动巡捕镇压,晚上七点,被激怒的人群将法租界公董局团团包围,法租界当局将法舰上的水兵调来镇压,这一天,被打死的有六人,伤者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及中国人的顽强抗争面前,尽管法租界公董局很不甘心,但最终还是放弃在四明公所墓地上筑路的计划。光绪四年七月十七日,在上海法总领事与中方签订的《四明公所公立仪单》上,法方同意:“此后法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免其迁移。凡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这样,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四明公所保住了,但墓地的周围筑起了高大的围墙。

宁波人原本以为四明公所可以永远保住了,谁知20年以后,法租界公董局竟背信弃义,撕毁先前签订的协议,借口建造学校和医院,企图占有四明公所地产。光绪二十四年,法国兵舰“侦察”号水兵强行拆毁了四明公所的三面围墙,占领了四明公所,并打死了两名中国人,打伤了多人。这一天,旅沪的30万宁波人群情激愤,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怒潮。法租界出动军警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向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疯狂扫射。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

20年前,宁波人依靠团结的力量制止了法租界公董局的企图,而20年后,宁波人在上海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运动。后来,罢工的范围扩大到为上海洋人干活的中国人,就连在外国人家里做保姆的宁波人也纷纷辞职。当时在上海做保姆的,十个中有六七个是宁波人。这给外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英、美等国的领事也纷纷向法租界当局施压,要求停止占领四明公所的行动。在各方的压力下,法租界当局被迫正式承认四明公所归宁波人所有,并发给了地契文书。

通过这两次血案,上海的宁波帮人多势众、团结互助的特点尽人皆知,声威大振。

1910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维护同乡利益的责任。四明公所的职能也逐渐减少,其职能主要是停柩、运柩以及从事一些救济、施药等公益性服务。四明公所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四明公所的遗址尚在,在今天上海人民路,仅存红砖白缝的高大门头一座,上刻定海贺师章书“四明公所”四个金色大字。四明公所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乡人保姆”

“通商互市甬江东,航海达吴淞。货殖竞豪雄,最难神圣合劳工。四明二百八十峰,潮汐蛟门涌。地灵人杰众梓桑,恭敬乡情重……”这首铿锵有力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歌,许多老一辈旅沪宁波人耳熟能详。它唱出了外出创业宁波人的豪迈与自信,也唱出了旅沪同乡会的桑梓情怀。

到清末时期,旅沪宁波人已达四五十万,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之一。进入20世纪,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合群结社”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适应旅沪同乡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上海第一个现代同乡社团——宁波旅沪同乡会便应运而生。

1909年,慈溪人洪宝斋等发起成立四明旅沪同乡会,但不久洪氏因故离沪,会务中断。次年,鄞县人施嵋青、孙梅堂等捐资重建,并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1911年2月,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据次日《申报》报道,当天参加会议的旅沪同乡达3000余人,而来宾也有400余人,极一时之盛。同乡会成立后,采取各种措施发展会员,壮大力量,其中于1916年后开展的会员征求大会得到了广大旅沪宁波人的大力支持与响应,每次征集活动都超过原定目标,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同乡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对于历次征求活动,近代上海最有影响的《申报》连续进行跟踪报道。由于加入者极为踊跃,场面十分热烈,几乎每次都在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引起轰动,以至有一次《申报》评论者感慨不已:好一个宁波人!

据1946年度统计,宁波旅沪同乡会共有会员36490人,在当时上海众多同乡会中规模最大。其中商界人士为20862人,占一半以上,其余为工业、学界、航海、政界等;按籍贯分布,鄞县13362人,镇海10302人,慈溪9124人,奉化1861人,定海1775人,象山69人。顾名思义,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以旅沪同乡为主,但也吸引了宁波和国内其他地区乃至海外如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宁波人参加,实际上成为旅外宁波同乡会的总会。宁波旅沪同乡会不同于传统的同乡团体,不仅引进西方社团的民主选举程序,而且确立起会员大会制及执行、监督分立制度,是近代上海第一个具有规范性与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团体。

宁波旅沪同乡会集中了当时旅沪宁波人的各界领袖人物,其中被认为是江浙财阀核心人物的虞洽卿与同乡会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在同乡会存在的40年中,他历任副会长、会长、主任委员,直到1941年离沪,主持会务将近30年之久,为同乡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其任职期间,从筹建会所,调停纠纷,举办教育到征求会员、赈济募捐,虞洽卿几乎都事必躬亲。同时,对同乡不论来访者社会地位高低、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如有急难冤屈,申诉请求,在可能范围内总是帮助解决,因此大家称他为阿德哥。由此同乡会也在广大旅沪同乡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以团结同乡、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积极致力于团结同乡,服务同乡,增进同乡福利,促进家乡建设等事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同乡社会救助网络,被称为“乡人保姆”。其会务活动大体上有如下内容:同乡职业调查统计及介绍,同乡教育及社会教育,救济援助,改进习俗,提倡学术,排难解纷,促进本乡建设和其他同乡福利事项,其中着力尤多者为社会福利、社会教育及社会中介服务三个方面。

社会福利活动,包括遣返同乡、赈灾救护、职业介绍等。同乡会的遣返同乡事务主要是针对无法在沪立足而又无资回甬的贫困同乡而言,凡遇此种情况,同乡会即设法助其返乡。无论其是否会员,只要向同乡会提出申请,由同乡会出具证明,即可免费搭船回甬。1918年,同乡会与宁绍轮船公司商定,由同乡会补贴宁绍公司,专设免费票,用于同乡遣返。而每当上海发生战乱,旅沪同乡面临危难时,同乡会遣返工作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与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同乡会都设立特务委员会,办理同乡救护、收容、遣送工作。如自1932年1月29日至4月8日,同乡会共收容9008人,遣返回籍6048人;“八·一三”时期,同乡会在历时三个月的救护工作中,一方面大规模募集经费,为收容的同乡难民无偿提供食宿医疗,同时派出百余名工作人员,租用救护车20多辆,从火线救出同乡难民8万余人,又在沪甬两地设立15处难民收容所;同时,同乡会还租用轮船4艘,免费遣送20余万同乡回籍。其工作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当时上海各社会团体中是绝无仅有的。1948年12月,江亚轮大海难发生。当时正值兵荒马乱之际,对善后工作,当事者互相推诿。同乡会则组织“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主动承担起救护、抚恤工作。平时同乡会也一直承担向贫病同乡施医施药、施米施衣等工作。同乡会曾附设诊所,后扩建为广受旅沪同乡好评的四明医院。

除了遣返旅沪同乡外,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人在全国最具有影响的同乡团体,还积极参与救援遣返外埠甚至国外的落难同乡。如1922年9月,日本东京、横滨发生大地震,同乡会即派员赴日,将当地同乡妇孺接回宁波。1931年8月,汉口暴发特大水灾,同乡会随即组成“急救汉灾会”,又函各轮船公司,对于宁波同乡避灾回籍者,请予减费搭乘,同时派新宁兴轮、甬兴轮,赴汉口将避难同乡直接接回宁波,并派出医士赴汉口进行救护工作。

为使旅沪同乡尽快在上海谋职立足,自食其力,宁波旅沪同乡会还为同乡提供职业介绍及无息小本贷金等帮助。无息贷金最早源于1911年同乡会设立的免利借钱局,“藉以救济、扶助同乡失业、无业营生和游离海上者”。职业介绍即由同乡会为无业同乡提供担保,介绍至工商行号,尤其是宁波人经营的行号中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