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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转折时代的先锋(4)

1916年,应昌期生于宁波慈溪,自幼天资聪慧,过目成诵,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进入慈湖商校学习,后因家境贫寒,无力深造,乃赴上海统源银行当学徒。工作之余自修英文、数学、图文、银行会计等学科,并师从名书法家赵叔孺学习书法、金石,自此学识大进。不久,福建省银行在上海招考3名高级职员,应昌期以“同等学力”资格报名,结果“连闯三关”,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被破格录取,此事在沪、闽银行界传为佳话。

应昌期在福建省银行任职之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省行先后迁至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地。应昌期也拖儿带女奉命在沿途各地主持分行工作,备尝艰辛。抗战胜利后,1946年,应昌期随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凎来到台湾地区,任该行业务部主任,后升任副经理、副总裁、代总经理。这期间,台湾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时有更换,唯有他一人砥柱中流,长期主持全行业务,独当一面。他可以说是台湾银行真正的当家人。他在台湾地区币制改革中,措施得当,顺利发行新台币,稳定台岛金融。并力倡举办政策性和功能性贷款,有力促进了台岛经济复苏和发展。

1963年初,应昌期正式离开台湾银行,投身实业,应友人的邀请,出任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董事长。同时,开始独立创办第一家企业——利华羊毛工业公司。之后数十年间,他先后又接办了益华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化工公司,创办了国际票券公司,并将它们一一推上了股市。

1983年,应氏在美国硅谷创办印科公司,由他的儿子应明皓经营,生产高科技产品,并在美国注册成立两家房地产投资公司。应氏家族企业不断得到壮大。应昌期“年近半百学吹打”,审时度势,果敢出击,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又世事变幻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下应氏奇迹,在台湾地区被视为楷模人物。

然而,令应昌期为天下所知的却是他与围棋结下的不解之缘。

应昌期从幼年起,就对围棋有着浓厚的兴趣。他6岁就学会了围棋,12岁参加慈溪县围棋比赛获得冠军;在上海统源银行当练习生时,虽收入微薄,但仍不忘围棋,悉心钻研;同时还投书上海《新闻报》,建议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新闻报》主笔阅信后击节赞赏,还真的开出了围棋专栏,成为美谈。八年抗战时期,虽然生活颠沛流离,他也随身携带着围棋。1946年到台湾地区,生活安定后,即在家设置棋室,号称“五窗填满斋”,广邀亲朋好友来会,切磋棋艺。

围棋虽说是中国古代所发明的,但到了近代,日本棋馆制度良好,棋具、书籍完备,而国内则棋风式微,无人过问。中日围棋情势的消长,令应昌期感慨万千,因而萌生了振兴中华棋艺、改革围棋的志向。

从1952年中华围棋会在台北成立始,应昌期先后任总干事、副会长和会长等职,出钱出力,致力于普及围棋事业,对围棋的发展贡献良多。他建立了职业围棋制度,举办了多项新闻棋战,借助媒体力量推动围棋事业;20年潜心研究发明了“计点制”新围棋规则,以完整公平的规则来废除日本棋规中不合理的判例,达到了“绝无判例”、“几无和棋”目标,堪称“迄今为止最合理、完备,符合时代需求的围棋规则”;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共捐出所属企业股票面值新台币1亿元作为该会推广、振兴围棋基金;捐资1.3亿元创办“应昌期围棋学校”,培养青少年棋士、造就更多围棋师资;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世界青少年围棋赛”等多项国际大赛,大力推广围棋,致力于“让围棋走向世界”。

1988年,中国“棋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应昌期大受鼓舞,于是决定用基金会基金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这项赛事,是和日本富士通公司举办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并列的当时仅有的两项世界围棋大赛。首届“应氏杯”世界围棋大赛轰动一时,而应昌期的名字及贡献从此也为世人铭记。只要一提起“应氏”,人们一定会联想到围棋。

振兴中华围棋成了应昌期的不二选择,去世之前,他还不忘嘱咐后人承继他的围棋事业。其子应明皓不辱父命,“应氏”围棋事业代有传人。此后,“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在国内举办了一项高规格的职业围棋赛事——“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这项赛事的冠军奖金达到40万元人民币,在国内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张济民“祖国在我心”

美国西湖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张济民先生,拥有北加州11座办公大楼、4座公寓住宅楼、5个大型商业购物中心、6座高级老人公寓、赌城雷诺的旅馆等,在美国华人中号称“房地产大王”,在旧金山公布的“北美地区20位亿万身价华裔富翁排行榜”上,张济民先生名列第四,并连续几年名列前茅。而且,他还担任美国华商总会首任会长。这样一个成功人物,同样是来自上海的宁波人。

15岁那年,张济民独自一人携带20坛榨菜,从上海远赴新加坡。对于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张济民后来说:“我15岁到外国去,不认识人也没有钱,只有靠自己奋斗。那时我就像一匹马,后面好像有一把火将要烧到尾巴,想不跑也不行,我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做得对不对,什么能填饱肚子就做什么。”几经辗转后,这20坛榨菜竟变成了2万美金。

1945年,张济民就怀揣着这2万美元的资本,来到了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日本到处是伤兵,药品非常紧张,于是他决定创办日独药品株式会社,主要代理德国先灵药业公司的药品。但当时的日本人尽管战败了,却始终从骨子里歧视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中国大陆人是末等公民。因此,创业之初,事事处处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些竞争对手,干脆去责骂购买日独药品的医生:“你为什么不用自己人的药而买支那人的?”其经营之困难可见一斑。

张济民不懂医药,也不懂日语,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拼命学习。学日语,学业务,了解政治经济动态,研究医药行情趋势以及经营之道,避重就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终于独树一帜,打开销路,站稳脚跟。

“我在日本所经营的公司,在当地华人公司中相信是最大的一家。我的公司拥有雇员l000人(创办时只有3人),总公司与分公司共33处。根据日本最具权威的经济刊物《东京经济新闻》与《FORTUNE》杂志的统计,以申报缴税的利润计,在当地营业的所有外国人企业中,公司多年来名列第20至40名内。我的母公司在全世界的大公司中,以销售金额计,名列第530名左右。从这点观察,我所经营的公司是相当先进的”。张济民还把他在日本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了《我的经营观》一书。

正当在日本做得风生水起、如日中天之际,张济民却悄然移居美国了。当时许多人大惑不解,而答案竟是“为了孩子们”!这位始终不入日本籍的中国人说:“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虽然自己在日本赚了一些钱,但是孩子们却没有出息,因为日本非常歧视中国人。我也看到一些华人朋友到美国后,小孩子都可以进入最好的学校深造。我自己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我不能让自己的后代也遭到同样的不幸。这就是促使我到美国来的原因。”他是带着2000万美元离开日本的,还留下了一批不动产请人管理,其财产比刚来日本时增加了1000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张济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作为千万富翁,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在美国当寓公,但他却选择了再次创业的道路,并且再度向自己挑战,不搞医药而投资房地产业。

1974年,张济民以1100万美元现金买下北加州帝利市的西湖购物中心,开始了他的房地产事业。

凭着聪明和努力,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上了张济民,此后加州的房地产行情一路看涨,促使他全力投入,逐步从单纯的地产投资过渡到经营管理,最后达到全面开发。20多年中,他的产品增长了20多倍,拥有购物中心、公寓、老人院和办公大楼等不同形式的产业,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的地产王国。其中最大的购物中心有建筑物60多万平方英尺,可停车2600辆;最大的出租公寓有354个单位,占地20多英亩;最大的办公楼建筑面积40万平方英尺,可停车750辆,美国参议员范因斯坦夫人等政要名流的办公室,均设在他所属的办公大楼内,而且租户99%是西方人。

张济民身为美国华人“房地产大王”和旧金山“湾区首富”,却从未忘记生他养他的故乡,每当提起,他不说“中国”,也不用“国内”,而只用一个特定词——“祖国”。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国外四十余年,最感到痛苦的,不是没受过高等教育或没有足够的金钱,而是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保护。从前,祖国处于半殖民地状况,我们到处受人欺负。要摆脱这种处境,一定要有祖国的保护。因此,我必须为祖国多作贡献,同时也保障自己。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不再被人欺负,所以对祖国永远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