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就是由宁波籍商人组成和主持。1902年，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慈溪人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划组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又将公所改组为上海华商商务总会，严信厚担任总董，定海人朱葆三任该会协理，镇海人李云书后来又任该会第三任总理，这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1912年6月，该会更名为上海总商会，第一任总理是慈溪人周晋镳，两年后又获连任。1915年朱葆三接任总理至1920年6月。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镇海人虞洽卿担任会长。1926年，虞的镇海老乡傅筱庵因得到军阀孙传芳的支持，被推举为会长，虞洽卿则另组上海商界联合会。此后，宁波帮商人一直在上海商界占据重要地位。一些宁波帮巨商成了上海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清末民初的上海工商界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上海还有两条马路——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就是以宁波帮巨商名字命名的。以华商的名字命名城市道路，在上海乃属破例之举。
近代浙商中，能在上海占据一席之地的，除了宁波商帮就是南浔商人。
由于南浔位于辑里湖丝的主要产地，又地邻上海和苏、皖，交通便利，成为湖丝的集散中心。鸦片战争前，湖丝需先运至广州，通过公行经销出口，获利虽厚，但风险也大。上海开埠后，湖丝就改由上海洋行办理出口，输出量于是逐年攀升。
在南浔大丝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中，他们的发迹或发展多数与上海相关联。“四象”之首刘镛，经营蚕丝生意和经销淮盐，赚了不下2000万两白银，发迹后在上海投资大达轮埠，经营房地产。居“四象”第二位的张颂贤，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鸦片战争后，从事丝业，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在南浔、上海开设了“张恒和丝行”不几年就发家致富。顾福昌也是南浔“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子，后来到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开设顾丰盛丝号。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八牛”之一邱其梁，开丝行起家，后来投资钱庄，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和交易所。邱家后来在上海开办新世界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中隔南京路，修一条地下隧道相通，居然敢跟青红帮大亨黄金荣经营的大世界游乐场打擂台。
从19世纪60年代起，外国商人在上海办起了机器缫丝工厂，为与洋商抗衡，华商合力在上海创办现代缫丝厂。到1893年，上海上规模的华商缫丝厂已经达到7家，都是浙江商人开办的，其中湖州商人占了5家，实力与外商丝厂相比并不逊色。
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近代宁波帮在沪上“一枝独秀”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尽管这一幕难再重现，但当代浙商仍不言落后，努力上演一出新的《战上海》。
1986年3月5日，经上海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批准，上海市浙江商会正式成立，这家接受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指导的社团组织，是浙江省驻沪企业总部及浙江商人之“家”，设有房地产分会、文化餐饮娱乐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等直属分会，共有5000家会员企业，直属会员近千家。会员企业遍布工业、商业贸易、建筑建材、房地产、餐饮娱乐、医疗保健、金融投资、文化教育事业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其中有为数可观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和上百家行业龙头企业。
这些会员企业和“业主”的实力如何，看看该会的会长、执行副会长名单便知：
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单位是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中国最大的大型综合民营企业集团，核心业务包括钢铁、房地产、医药、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已连续数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纳税第一。2007年7月16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整体成功上市。董事长是金华人郭广昌，他还担任了“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工商联常委”、“十届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八届、九届上海市青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是红极一时的中国民企代表人物。
执行副会长和副会长中有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钧金、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天桥、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江南春、吴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长沈南鹏、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凯文、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胡成国、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南存飞、天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天乐、上海华东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郑荣德、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楼永良、红蜻蜓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金波、上海凯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忠芳、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元豹、上海人民企业集团董事长金福音……这简直就是一份全国知名企业家大名单了。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从浙江陆续陆续来到上海经商的人员不下50万，据了解，目前在沪个体私营企业40余万家中，浙商占到1/6左右，其中在上海注册的浙江民营企业约2.7万家，个体私营3万余家，总注册资金逾千亿元人民币，实际运作资本逾万亿元人民币。
据悉，上海浙江商会成立时，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新加坡、瑞典、南非、匈牙利、菲律宾、保加利亚等国驻沪总领事馆纷纷发来贺信，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贺信评论说，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区内，浙江省展示了其通过私营企业进行经济现代化的最先进方式，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可与世界标准相媲美的最有效发展，浙江私营企业正逐步致力于国内及国际知名品牌的建设。比邻上海，浙江私营经济的活力在申城也产生了效应，上海市浙江商会正是这一影响的标志。随着影响力、凝聚力的提高，申请加入商会的企业越来越多，就连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外资银行也主动来联系要求入会。该会曾多次组织会员企业前往美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新加坡、以色列等多个国家考察，均得到了很好的礼遇。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举办招商会，还曾主动与上海浙江商会联系，要求组织会员企业前去参会投资。以色列、新加坡等国也表示，只要是上海浙江商会出具证明的企业，他们都予以认可。
有记者曾采访美国商会、法国工商会，也比较过江苏、上海、江西、广西等多个省市的工商联及五金、纺织、房地产等行业商会，在他看来，上海浙江商会在体制和运作机制等方面的做法更接近于国外商会，同时在引导会员企业健康发展和特色服务方面又保留了许多中国特色。浙籍著名作家余秋雨曾评价说，“上海浙江商会二十年来的最大贡献是早早地发现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各自奋斗的孤立性和分散性，因而创建了一个让他们会聚的平台，以便信息互通，经验互馈、精神互温。这实际上就是在探索新时代的商业文明”。
假以时日，同样具备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新一代上海浙商，当不会输于他们的前辈——当年叱咤上海滩的宁波商帮。
饮誉京津
浙江距离北京、天津虽然路途遥远，但浙江人一直关注着这一地区，前往经商贸易者络绎不绝。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说，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多半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经营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的，“都是清一色的浙东人”。
誉满京城的同仁堂药铺，就是宁波慈溪人乐梧冈于康熙时期创办的，到了乾隆年间，同仁堂一度衰落。1843年，乐家第十代孙乐平泉意欲重振祖业，想方设法与官府接近，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及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官，无不往来密切。为了便于出入官府，1954年他还捐了个四品官，1878年又捐了个二品，相当于督府大员。每逢会试之期，同仁堂便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赠送平安药，花费不多，效果甚好，于是同仁堂的名声远播全国。当时，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理一次城沟，乐平泉便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悬挂“沟灯”。夜色中，印有同仁堂红字的沟灯特别耀眼，既便利行人，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乐平泉还热心消防公益事业，于1867年设立了同仁堂普善水会。1888年12月15日这天，皇宫珍度门失火，多赖普善水会奋力扑救，同仁堂借此名扬京都。慈禧太后经常饮服同仁堂制作的药酒，总管大太监李莲英曾奉慈禧懿旨，令内廷越过御膳房，直接向同仁堂订购如意长生酒，足见慈禧对同仁堂和乐平泉的信赖。
宁波商帮在北京建有银号会馆，巨商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票号和王铭槐开设的胜豫银号，都在北京设有分号。浙江人经营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这“四恒”号钱庄，信誉最好，流通亦广，是“京师货厘之总汇也”。鸦片战争后，北京成衣业商人的势力也进一步壮大。1890年，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73人发起重修浙慈会馆，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
与政治中心北京相比，近代天津则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主要集散地，理所当然也是浙商在北方的大本营。天津于1860年开埠以后，浙江商人闻风而动，捷足先登，来到天津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在对外贸易中，“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他们在洋行和华商之间牵线搭桥，经销进口洋货，并组织土货出口。当时宁波帮的头面人物如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等，也都活跃于其中。
1878年，王铭槐来到天津，初任老顺记五金号天津分号副理，后又任德商泰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商李和洋行买办，并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同时涉足军火生意，获利数百万元。王铭槐颇讲乡谊，对宁波商帮在天津的活动多有助益，凡是宁波同乡到天津谋生的，他都热心引荐。懂得外语的，竭力推荐到天津各大洋行充任买办；想经商的则设法资助资本，从而使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镇海人严蕉铭1882年到天津经商，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是天津商界颇具声望的买办之一。镇海人叶星海1887年与德商吉伯利同来天津，创办兴隆洋行。宁波人李正卿先是在兴隆洋行，后又相继在比商良济洋行、美商美丰洋行任买办，还开设美丰新栈，经营棉花、皮毛出口业务，还曾与黎元洪、哈汉章合资创办新农油醇公司。
光绪年间，严信厚、严蕉铭、王铭槐等，发起将北门里户部街浙江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这个会馆虽为浙江同乡会馆，但成员多数是宁波商人，会务领导权始终由宁波商帮掌握，成为宁波商帮在天津联络同乡的重要场所。此后，天津的浙商尤其是宁波商帮声势日益壮大，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甬商经营的，天津的进出口贸易、西服业、南北货运业、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中，甬商都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当时，天津商界两个势力最大的帮口，就是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
今天的浙江商人在京、津两地的情形如何呢？有这样两组数字可以说明：直至目前，浙江在京人数超过50万人，创办企业10万多家，涉足几乎所有允许民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在津浙商有20万人左右，累计投资额愈800亿元，创利税50亿元，解决50万人就业。
北京浙商既具有草根特性，又带有皇城根特点。前面讲的是当初浙江商人带着“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进京创业，后来涉足服装行业，形成在北京有名的“浙江村”。后者是指浙商在自己努力和政府引导、支持下融入当地，进入主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年顽强生长的“浙江村”和北京浙商在艰难中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从2003年起，由北京丰台区政府主办的大红门服装文化节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盛事。丰台区还将大红门服装商贸区作为本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2007年10月，丰台区又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签订协议，将为大红门地区中小企业提供定向贷款支持，以解决外地商户在京融资难问题。
多数浙商善于运用和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将传统制造业、商贸业和市场建设经营有力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经营规模。例如浙商夏义苏在京创办北京威涛投资有限公司，其总部占地面积达到19320平方米，建筑面积7500多平方米，下辖北京威涛龙服饰有限公司、北京正天兴毛皮新市场、北京木樨园连发窗帘市场、北京洋桥窗帘家居市场、北京世纪威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北京东罗园工业园区、豫泰商厦、北京和义五金机电城等13家公司。其中，北京威涛龙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大兴旧宫开发区，主要设计、生产、销售裘皮、皮毛、皮装、高级时装等精品服饰。年产销15万件套，外销20万件套，并出口国际市场。其品牌“意特利”曾被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为真皮标志产品，被中国技术监督局评为中国优质名牌产品，获得“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产品”和“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
北京浙商还善于把浙商优势和北京优势很好地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使其得到最大的效益。沈国军的银泰中心、许为平的总部基地、祝伟民的世纪风采文化公司等，都是在首都设下大本营，再将业务辐射到全国各地。相反地，总部在老家浙江的企业，也多会瞄准机会在京延伸业务、扩展品牌度。
沈爱琴治下的万事利集团公司，就在北京设万事利礼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大打奥运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礼仪小姐服装共分“青花瓷”、“宝蓝”、“国槐绿”、“玉脂白”、“粉色”五个系列，每一系列分别按照嘉宾引导员、运动员引导员和托盘员的不同职能又设计了三个不同款式，共15款。亮相的15款礼服中，“青花瓷”系列被认为极富中国情调，蓝白相映的旗袍式长裙，宛若会行走的中国古典瓷器。而这蕴涵中国文化传统的服饰即由万事利全权设计制作。另外，万事利集团除了设计制作以上礼仪小姐服饰外，还承担了奥运奖牌挂带的制作，并且为奥组委提供了所有奥运礼服的丝绸面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