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恩格斯本不想从事商业活动。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称做是“该死的生意经”，并且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自己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毅然抛开弃商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为的是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朋友，也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生活保障，使《资本论》早日写成并得以出版。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但懊恼归懊恼，该做的事情还必须去做。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古希腊的那些贵族哲学家，关注天上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关注地上的事情。他们不屑于挣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缺钱。但对于像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而言，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为什么还会如此固执地关注天上的事情而忽视地下的事情呢？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一个答案：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驾驭了自己的肉体，以至于物质欲望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压制，从而实现了人性最崇高的升华。对他们来说，肉身也许仅仅是灵魂的载体，只要能维持各个部件的基本运转就可以了，而不需要片面地夸大和关注。
在哲学史上，有一个与马克思的境遇非常相似的哲学家。他就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本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母亲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生，生活颇为宽裕。可是他，放着优厚的物质生活不去享受，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异教徒。1656年，他因反对犹太教教义而被开除教籍，最后不得不搬出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1673年，有人提供他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条件是不可提及宗教。面对如此诱人的职业，斯宾诺莎还是毅然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思想绝不能被当做交换的筹码。由于长期劳累，斯宾诺莎最终积劳成疾，年仅45岁就去世了。
斯宾诺莎虽然死了，但他的哲学思想和人格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世间。正如他在谈论永恒时所说的：“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永存。”这正是用永恒的形式看待瞬间事物那一部分所得出的令人安宁的结论，也是斯宾诺莎本人的精神支柱。斯宾诺莎的一生既有着犹太民族漂泊流浪的投影，更是人类智慧纯度极高的结晶。他也因此成为了在精神上最接近永恒的人。正如后来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要达到斯宾诺莎的哲学成就是不容易的，但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尼采也说：“最后一个基督徒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可是他忘记了斯宾诺莎！”
估计还是斯宾诺莎自己的那句话更适合他：“幸福不只是美德的报酬，还是美德本身。”
四、落水狗般的孔子
春秋楚昭王时，有一位隐士姓陆名通，字接舆。他看到楚政昏喑，便佯装狂人而不出来做官，所以人称“楚狂”。
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想游说楚昭王，楚狂接舆便作《凤歌》在孔子的车旁唱给孔子听，意在讽劝孔子不要从政做官，以免得祸。孔子听到接舆唱的歌便下车想找他交谈，接舆赶紧避开，孔子没法和他说。
楚狂接舆的形象真有点给人以嬉皮士味道，一路唱着一路跑。但是，他所唱的内容却是非常严肃而深刻的，尤其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两句，成为了后世的名言。那意思其实也正合于孔子在《八佾》篇里所说的“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精神。
“往者不可谏”就是“遂事不谏”，用我们的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了吧！关键是要抓住未来。“来者犹可追”，就是抓住未来。不过，抓住未来干什么？这依然是一个问题，在接舆看来，如果你要抓住未来去从政，仍然是犯傻，不可取。因为“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说，现在从政的人都非常危险了，你又还“累累如丧家之犬”一样地汲汲于奔走各国干什么呢？
但是，孔子无法像接舆那样洒脱，因为他舍不得这个世界。尽管不见用于当时的各路诸侯，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窘态百出，但他还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而忍受着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有一次，孔子困于蔡，没有吃的，甚至“七日不伙食”。此时的他，只能用“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样的话来进行自我安慰。而他的后学，被后世称之为“亚圣”的孟子，其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四处游说，又四处碰壁，一生都怀才不遇。他甚至还不如孔子，孔子还在鲁国当过几天官，而他却是四处奔波，背井离乡，为卿于齐，出吊于腾，最后只能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信念进行自我鼓励。
同孔孟一样，历史上很多哲学家在享受生命愉悦的同时，也在忍受着心灵的孤独。生命的愉悦，来自于境界的提升和心性的修炼；而心灵的孤寂，则是不为世人理解的无奈。快乐和孤独，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哲学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哲学家是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更是能够忍受孤独的人。对他们而言，孤独不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使命。因为他们不是在迎合时代，而是在反思时代。他们的眼光都已经超越了所处的时空，而看到了更远的地方。因此，他们必然就表现为“超凡脱俗”。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如此地不被人们理解，如此地孤独寂寞着。所以，哲学之路必定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条吊影孤行的荒芜英雄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家，正是以浓缩的方式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痛苦。苏格拉底自称“牛虻”，一天到晚都在人们耳边发出令人生厌的声音。岂不知，他是在拯救人类的心灵。马克思自嘲说，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货币还在研究货币的人。还是尼采说得好：“更高级的哲人总是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五、知行合一的墨子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哲学学派非常特别。它不仅宣扬自己的学说，而且还把自己的学说看做安身立命之本，身体力行。这个学派就是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墨子不像孔孟、老庄等其他思想家那样或四处游说，让各诸侯接受自己的观点和学说，或隐居遁世，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学说。
墨子一生胸怀天下，到处奔走，宣讲行义。经过实践，他深感靠一个人的力量很是淡薄，必须要有更多的人为此献身。于是，约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墨子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团体组织，即墨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始终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做座右铭，奉行吃苦耐劳、严于律己的宗旨，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将政治主张与实际行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举动，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传为佳话。
墨家始终将天下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要为了正义和真理，皆可赴汤蹈火。只要能够“利天下”，哪怕是“摩顶放踵”（头顶到脚跟都磨伤），也会亲历亲为。墨者中从事诡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都以各自的方式践行墨家的这一宗旨。“墨辩”四处推行墨家的主张，采取的是“文战”。墨子就非常强调辩论的实用目的，而拒绝为辩论而辩论。“墨侠”则是学习各种实际技能，反对侵略战争，协助正义的战争，提倡积极防御，采取的是“武战”。
据说，墨子曾经派管黔到卫国推荐弟子高石子从政。卫君山赐给高石子非常优厚的俸禄，安排在卿的爵位上。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每次都详细讲述墨子的治国方略，卫君只是点头称好，却不采纳实行。见此状，高石子毅然辞官，回去向墨子汇报说：“以前先生讲过，天下无道，仁义之士不该处在厚禄之位。现在卫君无道，我不愿在那里贪图俸禄和爵位。”墨子听了很高兴，称赞高石子说：“听听高石子的话吧！背义而向往俸禄的人很多，拒绝俸禄而向往义的人很少。高石子就是为义背禄之人。”
中国文化向来主张知行合一、轻知重行，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中国哲学中的“知”不是今天所谓的科学认知，而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这是对内心中“大体”的体认，从而上升为一种道德实践上的自觉。古人的实践，也不是今天所谓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因此，在中国哲学中，从来就没有把“知”和“行”分开，而是强调知行合一。也就是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只“知”不“行”，就是伪君子，就是假道学。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不能容忍的。
知行合一，西方的苏格拉底也是强调的。他说，一个人之所以作恶，只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一旦知道了什么是善，恶行自然就会停止。知道什么是善而不去行善，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王阳明也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之所发处，便是行，一念不善，便是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