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公山弗扰，后来还有一个叫佛肸的人，也来招他。这个佛肸，是晋国的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也是一个犯上作乱的人，他来招孔子的目的与公山弗扰是相同的。这一次，孔子也想去，又是子路站出来反对。孔子又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我听说最坚固的东西不会被别人磨光，最洁白的东西也不会被别人涂黑。我这么坚定，这么洁白，即使到了佛肸那里，难道我不会改变他？一定是他改变我吗？我有这么好的理想，我有这么好的治国方略却不用，就像一个匏瓜，老是吊在那个瓜藤上不吃，这怎么可以啊？”
就是这样，孔子一直想做事，一直想用他的理想来拯救世道，但一直没人用他。所以连公山弗扰、佛肸这种层次的人来招他，他都愿意去。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总是那些孔子最看不上的人来招孔子，孔子看得上的那些人却不招孔子。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孔子的一生就是这么不得志。
关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情结，《论语》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子路寄宿在鲁国国都曲阜外城的城门口。看门人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子路说：“我从孔氏那个地方来。”这人就问：“是不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呢？”虽然看门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挖苦孔子。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对孔子最伟大的精神的一种高度的概括，一个非常传神的描写。
“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趋利避害的功利角度看，肯定是不值得的。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孔子是傻子，认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做法是愚蠢的。因为孔子事先已经“知其不可”了。“知其不可”在先，但却又一意孤行地“为之”，这就显示出一种伟大而孤绝的人格与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绝不与平庸为伍的精神，显示了一种古典的、悲剧式的崇高。这种崇高的美感，正是人类精神超脱其他一切生物之上的证明。
四、避人与避世
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在野外奔驰时，看到两个人在水田里劳动。一个就叫长沮，一个就叫桀溺。前方不远处，有条小河挡住了孔子的去路，渡口在哪里呢？不知道。于是，孔子就派子路去问。
子路先问长沮：“我们想过河，请告诉我渡口在哪里？”长沮看了看子路，又看了看远处的孔子，反问子路：“那个赶马车的老头是谁啊？”子路告诉他：“是孔丘。”长沮就问：“是不是鲁国的孔丘啊？”子路回答：“就是那个孔丘。”长沮说：“噢，鲁国的孔丘啊，那他不用来问渡口在哪里，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
子路本是粗野莽撞的人，自从经了孔子教导后，已经变得很懂礼貌了。所以他没有发作，径直转过身去问旁边的桀溺。桀溺也反问子路：“你是谁？”子路老老实实地说：“我是仲由。”桀溺接着问他：“你跟孔子是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他的学生啊？”子路说：“我就是他的学生。”桀溺就说：“现在都是一些乱臣贼子、昏君乱相在治理天下，世道一片黑暗。谁能够听你们的说教，谁又能够跟着你们一块去改变这个状况？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改变天下？你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个道理？你又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你与其跟着你老师这样的避人之士，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之士。”
桀溺称孔子为避人之士，称自己为避世之士。什么叫避人之士？就是看到这个国君不行，避开他，再去找另一个国君。孔子也确实是避人之士：鲁国不行，他跑到齐国；齐景公不用他，他又回到鲁国；鲁定公用了他一段时间又不用了，他又跑到卫国；卫国不用他了，他又跑到陈国……他一路上就是在躲避，躲避他身后昏庸的国君。他又总是抱着希望：下一个诸侯可能会好一点。桀溺自称为避世之士，是因为在他看来，天下没有一个明智的君主，他对所有君主已经不抱希望，他将整个世道看穿了，绝望了。而孔子则不然，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希望，没有放弃对这个世界的眷恋。
儒家之所以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正是源于这种悲天悯人的入世精神。在儒家的观念里，“道”只有一个，弥漫在整个世界中。所谓“人道”，也不过是“道”的显现。而道”所代表的精神，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体现在自然物质世界中，而是体现在人的身上。道或隐或显，有消有长，但绝对不会消亡，不会毁灭。能够消亡的，能够毁灭的，都不是“道”。只要还有人存在，道就不会坠毁。孟子也说：“期待文王那样的贤主出现而后有作为的，只是凡民。真正的豪杰之士，虽然没有周文王这样的贤主，也会有所作为。”即使是乱世，世界不理想，但人还可以有理想。世界乱，人自己还可治，至少可以治自己的心。大道退隐，天下陷入一片混乱，但道仍可以在人。人兴，乃道兴之机缘；而道兴，人世的光辉就会重现。
“道不行，卷而藏之”，“得时则大显，不得时则龙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系列名言无非是在表明：无论世道变得多么令人失望，但仁人志士仍然存于世间。他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坚定的信念还在，道与善，在人的心中，在人的身上。人的心最难捉摸，但却又最具有活力，一旦“得时”，就会大放异彩，助道之兴。所以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意思是说，文王虽然不在了，但他遗留下的精神却已经深入了人的骨髓。而人心比任何东西都要坚强，都要有力。因为人的言行可以牵制，人的肉体可以压制，人的心呢？却永远是自由的。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虽治乱频仍，但中国人却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
五、血缘情感
“愚公移山”的故事估计大家都听说过。当愚公被问及何时才能将山移走的时候，愚公显得是那么信心十足：“我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意思是说，我死了不要紧，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会生孙子，孙子又生曾孙……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把山移走。看来，所谓的“愚公”之“愚”，正是出自对于血缘传承的信心和坚持，而个人有限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血液在代代子孙中的流淌而获得无限意义的。
中国人正是在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血缘情感中找到了人生的寄托。当这种血缘情感连带着地缘情感扩而散开，就形成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对中国人而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去探究什么自然界的奥秘，更不会在乎死了以后能否上得了天堂，人生的价值就在“当下”，就在现实的集体和社会中。个人的价值是有限的，但社会和集体的价值却是无限的，只有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和社会无限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人生才会有“奔头”。
正因如此，我们这个民族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和磨难后，最终却还是绵绵不绝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从郁郁而歌、投江自尽的屈原，到笔笔见血、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从金戈铁马、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名垂青史的文天祥；从视死如归、血荐轩辕的谭嗣同，到愤然蹈海、以身殉国的陈天华……这些华夏子孙们，从来没有人以命令的形式的让他们必须承担“死”的责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履行“死”的义务，当然他们也不需要上帝的召唤和天堂的诱惑，更不需要魔鬼的恐吓和地狱的威胁，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兴衰就能让他们视死如归，坦然就义。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表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六、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是《庄子·养生主》中讲的一个故事。
梁惠王看到庖丁正在分割一头牛，但见他手起刀落，既快又好，连声夸奖他的技术好。庖丁答道：“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已经熟悉了牛的全部生理结构。开始的时候，我眼里看到的都是一头一头全牛；而现在，我看到的却不是一头全牛了。哪里是关节，哪里有经络，从哪里下刀，需要用多大的力，我全都心中有数。因此，我这把刀虽然已经用了19年，解剖了几千头牛，但是还同新刀一样锋利。不过，如果碰到错综复杂的结构，我还是认认真真，不敢怠慢，动作很慢，下刀很轻，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的。”
梁惠王听完，赞叹不已，对身边的手下人说：“好呀！我从庖丁这番话里，学到了养生的大道理。”
庖丁刚开始分解牛体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头整牛。三年以后，他已经看不见抽象暧昧、不可分割、没心没肺的完整牛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独立、界限分明、有别而又相照的局部。到最后，庖丁已经达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境界。当手上的刀锋遇到阻碍时，智慧和经验告诉他，哪里可以畅行无阻，哪里稍有阻碍。由于解牛时纯粹依循牛体的天然生理构造，牛的筋脉骨肉之间狭小的空隙，在庖丁看来却是一片广阔天地。一头牛分解下来，他的刀锋连牛的筋脉都不曾碰到，更不用说与牛骨头硬碰硬了。优秀的厨师解牛时，会用刀锋割开牛的软组织，所以一年换一把刀；普通的厨师解牛时，用刀刃猛砍牛的硬骨头，所以一个月换一把刀。庖丁的刀软硬不吃，用了19年，解牛数千头，而刀刃却像新的一样锋利。庖丁认为，牛体的每个关节都有空隙，而刀的锋刃却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刀体的运转就像鱼在水中自由遨游一样略无滞碍。
在这里，庄子把普通厨师暗喻为入世者，他们与世界之牛硬碰硬，生命之刀用一个月就坏了，可见入世者最自戕性灵。庄子又把聪明一些的厨师暗喻为出世者，他们在世界之牛的边缘实行软着陆，生命之刀使用的时间较长，性灵的磨损也较少，但用一年也坏了。庖丁作为间世主义者，却在骨肉筋脉之间寻找空隙，使没有厚度的生命之刀在有空隙的世界之牛身上游刃有余──所以庖丁的刀用了19年，解了上千头牛，性灵毫无损耗，完全像新的一样。
我们如何面对身处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从哲学上来讲，向来有两种态度：一种称之为“入世”，追逐名利，热爱此生。这种处世方式大概要数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最成熟的形态：平和，中庸，不走极端，善于妥协；凡俗，勤劳，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用庄子的话来说，是“游于六合之内”。与之相反的第二种态度则是“出世”：奉行者们拒绝名利，追求永生。他们刚烈，精进，易走极端，决不妥协；圣洁，苦行，厌恶生活，拒绝欢乐。这种处世方式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游于六合之外”。
人到底应该出世还是入世？古代的先哲们好像没有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出世是超然物外的思索。人只有离群索居，才可能完完全全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声音，聆听生命原初的召唤，找到自己的出发点。而入世，则是勇者的行和智者的言。对他们而言，只有将个人的生命同这个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才会发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独处沙漠之地，呐喊听不到回音，壮举听不到掌声，谁都不会说这样的人生是圆满而有意义的。正确的做法也许是：以出世的心态去入世，入世但不拘泥，出世也不必刻意。而这，正是庄子通过“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
庄子认为，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游于六合之内还是游于六合之外，都是一种偏执。只有“间世”，才是不分内外、出入自由的逍遥游。他用树作比喻：一棵树长得笔直，成材后就会被砍下来造房子、做家具──这就成了器，成器对用器者是有益的，但对树本身却是有害的。成器意味着树的丧生和天性的扭曲。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棵树一开始就长得歪歪斜斜，那么不仅没人给它施肥浇水，而且不等它长大就会把它砍下来当柴禾烧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做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就应该处在“成材”（喻入世）和“不成材”（喻出世）两者之间：一开始看上去像是能成材的样子，让人们给这棵树浇水施肥，盼着树赶快成材，尽快成器。但树长到老大，总是不能让人完全称心：砍下来派大用场，恐怕不能成器；砍下来烧掉，又舍不得（说不定再长两年能成材呢）。于是，这棵树就能一直不受干扰地生长下去，终其天年，寿终正寝。
七、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学而优则仕，哪一个读书人不想在官场谋一官半职？可惜，魏晋时期的高士、“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入仕，却是迫于无耐。据说，当时的太尉蒋济想聘他为秘书，开始他多次托词婉拒，把蒋济搞得很不是滋味。友人劝阮籍不可得罪了太尉，他才勉强去上任，然不久便托病辞职。后来，他也无奈做了几次官，情形大致若此，从没正儿八经地工作过。
再后来，大将军司马昭亲自请他出来做官。他敷衍说自己愿意当东平相。他对司马昭说：“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他做了太平相不过十余日，任职期间，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将办公室的门打破了，以便办公时一眼便能欣赏外面的风景。他听说步兵营的伙房有人善于酿酒，“乃求为步兵校尉”。由此看来，他做官全是为了找乐子，司马昭也不怪他。在司马昭眼里，阮籍只是可用做其“礼贤下士”的幌子罢了。阮籍也十分清楚司马昭的心理，顺水推舟。双方相安无事。
司马昭若光利用阮籍的名气，还不至于把阮籍搞得过于尴尬与无可适从。可是，司马昭却表现出对阮籍过度的关爱和尊重。司马昭有心让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与阮籍做儿女亲家。阮籍大恐，连醉几十天，令其“不得言而止”。司马昭欲封九锡，马屁精们便策划请人作“劝进表”，想来想去，认为让阮籍作最为合适。阮籍又是故伎重演，以醉来拖延此事。最后躲不过，只好作了。文前先将司马昭的功业大大夸奖一番，将司马昭比做伊尹、周公、齐恒公、晋文公。最后笔锋一转，劝司马昭如功成之后可以“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这段话用意是很深的，言外之意是说你最好不要有篡位的野心。想必阮籍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这副德性。
在“竹林七贤”当中，阮籍是为人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微妙的一个。他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一副名士作派，可谓懂得“全身远祸”之三昧。可惜，他不能为天下苍生屈己而成人，以致最终只是一名士罢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若逢汉高，当北面事之，与韩信、彭越等人一争高下；若遇光武，则并驱中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大丈夫做事应当光明磊落，皎如日月，终不能如曹操、司马懿之流欺人孤儿寡母，用阴谋得取天下……”可是现在呢，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