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这是超前一层的想法。因为封建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没有并列与独立。士处于社会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他便会经常以他的特权来强制要求其他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纵的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横的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业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上述的管制中，不能有一种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也就极为费力，极为提心吊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地相互独立。各业在一种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
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之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至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上边已经有所交代。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长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资本的好环境。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盈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他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时，他还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以上所述，就是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特殊应对。胡雪岩在其商业活动中，锻炼出了一颗敏感的心。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商业经验，不断用心去体会各方发生的巨大变动，及时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应对。其实商业活动，绝对的先见之明是没有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每一个商人都是宿命论者。他们被一双（胡雪岩时代，还有另外几双）无形的手所拨弄，在似乎人力、又似乎天意这种说不清的情况下不断成功，或者失利。但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意人，他总是能从自己的见闻中寻出蛛丝马迹，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一个人积累的经验越多，他遇到事情时对事情的处理就越有信心。这一点生意场上的成功人士都有体会。
●人抬人，结交江湖势力
江湖势力的争取以结识尤五为开始。
王有龄初到海运局，便遇到了漕粮北运的任务。粮运关涉地方官的声望，所以督抚黄宗汉催逼甚紧，前一年为此还逼死了藩司曹寿。
按照胡雪岩的主意，这个任务说紧也很紧，说不紧也不紧。办法是有的，只需换一换脑筋，不要死盯着漕船，催他们运粮，这样做出力不讨好。改换一下办法，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去上海买粮交差，反正催的是粮，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通过关系，胡雪岩找到了松江漕帮管事的漕运袁。漕帮势力大不如前了，但是在地方运输安全诸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这是一股闲置的、有待利用的势力。运用得好，自己生意做得顺遂，处处受人抬举；忽视了这股势力，一不小心就会受阻。而且各省漕帮互相通气，有了漕帮里的关系，对王有龄海运局完成各项差使也不无裨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王有龄也不至于受捉弄，损害名声。所以和尤五打交道，不但处处留心照顾到松江漕帮的利益，而且尽己所能放交情给尤五。加上胡雪岩一向做事一板一眼，说话分寸特别留意，给尤五的印象是，此人落门槛，值得信任。
有了这个印象，“民折官办”购粮一事办得很顺利，尤五也把他尊为门外兄长，凡事请教。
后来表明，尤五这股江湖势力给胡雪岩提供了很大方便。胡雪岩在王有龄在任时做了多批军火生意。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式枪支弹药。
假定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这些就根本无法做成。
胡雪岩很注意培植漕帮势力，和他们共同做生意，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粮物资的机会，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就不会忘掉漕帮。胡雪岩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宗旨就是：“花花轿儿人抬人。”我尊崇你，你自然也抬举我。势的做成就是这样。
江湖势力在晚清渐趋衰落，主要是因为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引起的。比如，洪门和漕帮，当年借重的是连接南北的运输河道。河道一旦冲淤堵塞，财路一步步衰微，江湖势力也就一步步减退。又比如镖局，当年押银护款，呼啸南北，哪一个钱庄不需要借重镖师？后来银票兴起了，划汇制度也形成了，镖师就逐渐由有人尊敬到无人借重，势力就自然江河日下。
不过，即使大不如前，江湖势力也还一直以各种形式重新组合，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比如，国民党时期上海的青洪帮，连蒋介石都曾投帖门下，借重他们以求在上海滩立足。
所以，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江湖势力仍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胡雪岩把这支力量组织起来，和自己在官场的势力，古应春在洋场的势力结合起来，做出了花团锦绣的市面来。
●有钱大家赚，做大商场势力
商场势力的做成，同样显示了胡雪岩在商业谋略上的与众不同。
假如说官场势力的借重是胡雪岩在无意中做成，然后逐渐意识到的话，那么商场势力的做成就显得更有预谋和计划的色彩。
这个特点突出表现在垄断上海滩的生意，达到与洋人抗衡，以垄断优势求得商业主动权上。
胡雪岩打的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商战。
第一阶段，胡雪岩尚未投入做丝生意，就有了与洋人抗衡的准备。
按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要像茧行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这么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
而且办法也有了，就是想办法把洋庄都抓在手里，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至于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子，拿货色来抵押，包你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
凡事就是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
具体的做法因时而转变。第一批丝运往上海时，适逢小刀会肇事，胡雪岩通过官场渠道了解到，两江督抚上书朝廷，因洋人帮助小刀会，建议对洋人实行贸易封锁，教训洋人。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上海的丝就可能抢手，所以这时候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再行脱手，自然可以卖上好价钱。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控制上海丝生意的绝对多数。和庞二的联手促成了在丝生意上获得优势。
庞二是南浔丝行世家，控制着上海丝生意的一半。胡雪岩派玩技甚精的刘不才专和庞二联络感情。
起初，庞二有些犹豫。因为他觉得胡雪岩中途暴发，根底未必雄厚。随后，胡雪岩在几件事的处理上都显示出了能急朋友所急的义气，而且在利益问题上态度很坚决，显然不是为了几个小钱而奔波。在丝生意上联手，主要是为了团结自己人，一致对外。有生意大家做，有利益大家分，不能自己互相拆台，好处给了洋人。
庞二也是很有担待的人，认准了你是朋友，就完全信任你。所以他委托胡雪岩全权处理他自己囤在上海的丝。
胡雪岩赢得了丝业里百分之七十强的市场，又得庞二的倾力相助，拥有了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加上官场消息灵通，第一场丝茧战胜利了。
第二阶段，胡雪岩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几十万到了几百万，开始为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
西方先进的丝织机已经开始进入中国，洋人也开始在上海等地开设丝织厂。胡雪岩为了中小蚕农的利益，利用手中资金优势，大量收购茧丝囤积。洋人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前来游说，希望胡雪岩与他们合作，利益均分。
胡雪岩审时度势，认为禁止丝茧运到上海，这是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两败俱伤，洋人自然受窘，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自己这方面应该从中转圜，把彼此不睦的原因拿掉，叫官场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弄热闹起来。
但是得有条件，首先在价格上需要与中国方面的丝业同行商量，经允许方得使用；其次，洋人须答应暂不在华开设工厂。
和中国丝业同行商量，其实就是胡雪岩和他自己商量。因为胡雪岩做势既成，在商场上就有了绝对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因势取利的目的。
可以说，在第二阶段，胡雪岩所希望的商场势力已经完全形成。这种局面的形成离不开他在官场的势力配合，因为加征蚕捐，禁止洋商自由收购等，都需要官场配合。
尤其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胡雪岩更觉如鱼得水。江湖势力方面，像郁四等人，本身的势力都集中在丝蚕生产区，银钱的调度，收购垄断的形成，诸事顺遂。因为他们不只行商，而且有庞大的帮会组织作后盾，虽无欺诈行为，但威慑力量隐然存在，不能不服。
在胡雪岩的其他生意方面，商势促成了经营这一点也很突出。比如钱庄，从杭州发展到宁波、上海、武汉、北京，在同治、光绪年间已经位居江南诸钱业同行之首，与北方的山西帮票号遥相呼应，声名大振，信誉日上。又借官款为后盾，成为客户心中不倒的金字招牌。
典当行的发展更为迅速，在全国已开设到二十九家。和阜康的钱业，“胡庆余堂”的药业一样，都成为胡雪岩在商场立足发展的巨大支柱。
胡雪岩在丝茧生意上和洋人打商战，时间持续了近二十年。其间，胡雪岩节节胜利，中国人扬眉吐气。到了中法战事一开，局面开始对胡雪岩不利。
主要原因出在上海市面的不景气上。学经济史的人都会记得，1883年，适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上海银根紧缩，市面上现银数量锐减，阜康等钱业面临窘境。这个紧要关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了。左宗棠主张对法宣战，李鸿章明里敷衍不表态，暗中示意门下加紧行动，打击左宗棠势力。
胡雪岩早就成为左宗棠的左右臂膀，筹饷购械，无不立办。胡、左关系恰犹盛宣怀和李鸿章的关系，所以胡雪岩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
适逢上海市面大坏，盛宣怀就和上海道邵友镰密商，到期的海关税拖延不转拨，让胡雪岩自己承担洋款到期偿还的负担。同时派人四处行动，挤兑阜康，提取现款。
胡雪岩跟洋人打商战，就跟打仗一样。论虚实，讲攻守，洋商联合在一起，千方百计进攻，胡雪岩孤军应战，惟有苦撑应变。这情形就如同围城，洋商大军压境，吃亏的是劳师远征，然而可以速战。被围的胡雪岩，利在以逸待劳，只要内部安定，能够坚守，等围城的敌军师劳无功，军心涣散开始撤退时，开城追击，可以大获全胜。
现在内部起讧，后院失火，胡雪岩阵法大乱，花二十年心血做成的势，顷刻瘫泄。上千万银款押在丝茧上，商势既然不存，整个大厦也就颓然坍塌。
胡雪岩最为痛心的倒不是自己生意的败坏，而是痛心生意败坏的原因。不是自己和洋人较量不下去了，而是自己人在那里使坏。就像两个大力士在那里较劲儿，不是一个以力制服了另一个，而是有人在旁边用树枝挠痒痒，痒不自禁，败退下来了。所以，问题与胡雪岩的取势理论无关。
●边打边拉，营构洋场势力
胡雪岩借重的另一个势力就是洋人。按胡雪岩自己的说法，他的成功得力于两个局势的大转变。第一个是洪杨之乱，第二个是漕海禁大开。
两者共同形成一个纷纷攘攘的乱世。而胡雪岩是典型的乱世英豪，善于应对乱世，把握方向，整顿秩序。
他对洋场的利用，也正得力于他这种能力。
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情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
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
势力一旦形成，别人就不易进入。就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在保护区内是保护的动物的天下，外类不得涉足。想涉入也是不大可能，因为洋人认准了胡雪岩，不大相信不相干的来头。所以江南制造总局曾有一位买办，满心欢喜地接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笔军火生意，却被洋人告之，枪支的底价早已开给了胡雪岩，不管谁来做都需要给胡雪岩留折扣。
综合胡雪岩经商生涯看，其突出特点就在他的取势理论。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他知道势和利是不分家的，有势就有利。因为势之所至，人们才马首是瞻，这就没有不获利的道理。另一方面，有势才有利。社会上各种资源散盖着，就像水白白流走一样。假若没有蓄积，没有成势，就无法形成一种力量，一种走向。蓄势的过程，就是积聚力量，形成规模，安排秩序，形成走向的过程。积聚力量和安排调度，正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的主要任务。